1886年2月，弗洛伊德赴巴黎留學回國時，繞道柏林，逗留了一個月的時間。可能有兩個原因：一是按弗洛伊德在神經科的臨床經驗和科研成果，他完全有資格在維也納大學醫學院精神病和神經病診療所擔任要職。但是，他獲悉因種族歧視的關係，他無望在那裏任職。二是來法國留學前，維也納一家公立兒童醫院院長卡索維茨（Max Kassowitz，1842～1913）想請他負責兒童神經科的工作。所以，弗洛伊德到柏林後專門拜訪了弗裏德利希皇家醫院院長、兒科教授巴金斯基（Adolf Baginsky，1843～1918），受到他的熱情的接待和幫助。弗洛伊德除了解兒童常見疾病方麵的知識之外，他還和巴金斯基博士，以及慈善醫院神經病與精神病科羅伯特·湯姆森（Robert Thomson）博士和海爾曼·奧本海姆（Hellman Oppenheim）博士一起做了一些研究。弗洛伊德還為巴金斯基編輯《兒童醫學雜誌》提供過神經學方麵的文稿。後來，弗洛伊德在卡索維茨的醫院刊物上發表過幾篇頗有分量的論文，專門論述幼兒大腦單雙側麻痹症。由於這個緣故，維也納大學醫學院諾斯納格教授後來（1897）讓弗洛伊德在他的巨著《普通與特殊疾病治療手冊》中負責這一專題的撰寫。回到維也納以後，弗洛伊德正式擔任兒科疾病研究所神經科主任多年。
與此同時，1886年4月，弗洛伊德正式開業行醫。布洛伊爾主張開始收費要低些，甚至窮人可以免費治療，弗洛伊德聽了很泄氣。盡管做了廣告宣傳，掛上了金字招牌，但頭幾個月患者寥寥無幾，收入極其有限。由於瑪莎處處表現出忍讓、儉樸和顧全大局，弗洛伊德在生活上的困難才不至於影響他的工作。隨著弗洛伊德事業的發展，他不僅個人享譽世界，而且家庭幸福美滿。但這段貧困的生活他們卻永遠沒有忘記。
（二）開展神經組織學與神經病理學研究
在維也納綜合醫院三年工作中，雖然弗洛伊德連續地從該院的一個部門轉到另一個部門，但他始終堅持兩手抓，邊工作，邊研究。其中，工作的重點始終是神經係統的疾病，而業餘時間研究的重點則是有關神經係統方麵的生理結構和功能。
過去和布呂克教授在一起時主要從事最低等的魚類的脊椎研究，曾發表《鰻魚的生殖腺的形態與構造》（1877）、《八目鰻神經節細胞》（1878）、《蝲蛄的神經纖維及神經細胞的結構》（1882）、《神經係統的基本結構》（1882）等論文。
現在開始轉向人類中樞神經係統的研究。弗洛伊德在著名神經學家梅納特和布呂克的領導下，先後研究了神經纖維、神經細胞、神經錯亂，以及他獨自研究麻醉神經的可卡因，均取得重要的成果。
弗洛伊德在其《自傳》中說：“從某種意義而言，我對於原先起跑的那一線工作已失去了興趣，布呂克為我指定的題目是最低等的魚類的脊椎研究。如今，我開始轉而去研究人類的中樞神經係統……而我之所以選延腦作為我的唯一研究對象，其實也表明了我的發展的連貫性。和我初入大學時無所不學的情形相反，我如今卻產生專注於一項工作、一個專題的傾向，而且這個傾向一直繼續下去……
“這時，我又恢複到以前在生理實驗室時那樣，起勁地在腦解剖研究裏工作。在這些年裏，我發表了好些有關延腦內神經核及神經通路的研究論文……
“從實用的觀點看來，腦解剖研究絕不比生理學好，再加上我考慮到材料來源問題，所以，我就轉而開始研究神經係統的疾病。在那時候的維也納，還很少有這一醫學分支的專家，所以可資研究的材料都散見於醫院的各個科，而且也沒有學習研究這方麵學問的適當機會，隻好靠無師自通的方法去學習。即使是不久前，因關於大腦功能定位著述而得到提升的諾斯納格，也未能將神經病理學（neuropathology）和醫學的其他分支區別開來……以後的幾年裏，在繼續擔任住院醫師期間，我發表了多篇神經係統器質性疾病的臨床觀察報告，漸漸地對這方麵的疾病已能駕輕就熟，甚至已能很準確地指出在延腦中的病灶位置，使得病理解剖先生們對我的臨床分析毫無補充的餘地。同時，我又是在維也納第一個把診斷為急性多發性神經炎的病人送請病理解剖的人。”[50]
由於弗洛伊德在神經組織學和臨床治療方麵的成績顯著，1885年9月，他被任命為維也納大學醫學院神經病理學講師。須知，當時維也納綜合醫院沒有幾位教授，全是由40名助理醫師撐起來的，其中一等助理醫師10名，像弗洛伊德這樣的二等助理醫師有30名。二等助理醫師從申請講師到批準需一年之久。根據德國和奧地利的規定，弗洛伊德所擔任的隻是無報酬的講師職務，這種職務的講師無權參加係裏召集的會議，也不付給工資。他隻能為一些醫學係班級主持供學生選修的專題。任這一職務的教師雖然沒有報酬，但往往很受尊敬。一般來說，隻有在某些方麵有所專長的學者才有資格擔任這種職務；而且隻有任這一職務不久才有晉升教授的希望。不僅如此，還因為隻有當上了講師，才能開辦第一流的私人診所，並能享有在大學開設講座的特權。1885年1月21日弗洛伊德遞交的講師申請書寫道：“如果學院尊敬的教授們能授予我神經病專業的講師職稱，我將從兩個方麵促進人體病理學的這一分支的教學……”布呂克教授主動要求由他來審查弗洛伊德的工作並起草提名報告。他寫道：“弗洛伊德博士撰寫的顯微解剖學論文中的結論已經得到了廣泛的承認……他受過良好的全麵教育，性格文靜而嚴肅，在神經解剖領域是一位出色的工作者，頭腦敏捷，思路清晰，對本專業各種文獻有廣博的知識，掌握了嚴謹的演繹法，具有很高的文字表達的組織才能……”[51]接著，諾斯納格教授和梅納特教授在布呂克教授的推薦書上熱情地簽了名。他們三位教授組成資格審查委員會，可能因為他是猶太人的關係，故弗洛伊德以19比3選票獲得了講師的職稱。
（三）兩度到法國巴黎和南錫深造
1885年初，有一次出國留學的機會，競爭相當激烈，最後剩下了三個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博士、弗裏德裏希·迪默爾（Friedrich Diemel）博士、尤利烏斯·霍亨內格（Junius Hochenegg）博士。迪默爾是私人講師和第二眼科的助手，霍亨內格在外科工作。已經到5月末，醫學院院委會關於出國獎學金的人選，還難以決定。不少教授和朋友給弗洛伊德以幫助，特別是布呂克教授給以極大的支持，才以13比9選票贏得了出國獎學金。弗萊施爾祝賀他時說：“……爭奪獎學金的鬥爭非常激烈。你取勝的關鍵是布呂克教授為你動了感情。他說你是全大學多年來最優秀的科學家，他的講話打動了所有在場的人。大家從來沒見布呂克教授這樣激動過，這樣堅信自己的正確。他堅持要求院委會把這筆獎學金（600弗羅林）授給你，因為你同巴黎的沙可一起工作一定會產生十分重要的成果。”[52]
1885年10月初，弗洛伊德來到法國巴黎的薩爾拜特裏爾（Salpetriere）醫院，向精神病學大師沙可學習。
薩爾拜特裏爾原是一個精神病病人的收容所，自1862年沙可博士擔任綜合醫院醫務處主任以後，才逐漸建成被譽為“神經病學家聖地”的薩爾拜特裏爾醫院和科研中心。該院占地74英畝，高牆圍繞之中有45幢獨立的大樓，設備齊全，附有門診，長期容納6000名患者。
弗洛伊德赴法留學時剛29歲，而沙可教授已年近六旬。沙可生於法國巴黎，1853年獲巴黎大學醫學博士學位。1860年在薩爾拜特裏爾醫院建立精神病診療所，聞名歐洲，求醫甚多。1873年和1883年先後當選法國醫學科學院院士。1889年任第一屆國際心理學大會名譽主席。著有《神經係統講義》（1873～1884）、《沙可全集》（1888～1894）等。
當薩爾拜特裏爾醫院門診部主任彼爾·馬利（Bill Marley）博士，把維也納神經病學專家本尼迪克特（Benedikt）的介紹信遞給沙可時，他熱情地把弗洛伊德帶到辦公室，詳細地介紹了醫院的概況，並建議和門診部主任製訂工作計劃。
在半年多的留學中，主要工作有三項：
一是參加會診。醫生都要參加每周例行的實習醫生會診。會診室是一套單獨隔開的對外的門診室，凡是首次來就醫的新病人都在這裏診察。該室有十幾位醫生圍成半圓形坐在一張檢查台前，檢查台後麵坐著門診部主任馬利博士，沙可一進門，所有助手和訪問醫生立刻起立。當病人一個個脫下衣服露出他們的疾患部位後，沙可進行診斷。會診患者的病都不是那種明顯的、普通的疾病，他們事先都經過馬利博士和巴金斯基博士仔細診察，以確保這些病例都是既有趣又複雜的病症。沙可會診時，首先向患者詢問一番，搞清疾病產生的背景，把各種症狀歸入不同的神經病類別，然後作出診斷，提出治療方案。
在對突眼性甲狀腺腫、失語症（aphasia）、進行性肌肉萎縮病等各種疾病會診時，弗洛伊德原以為自己在神經病學方麵已經算得上訓練有素，但仍懷著敬畏的心情傾聽著沙可對各種類似的病例做出自己獨到的分析，對疾病的本質及其病因提出具有創見性的理論。當沙可斷定自己的判斷有誤時，他就馬上承認，然後提出修正意見。不僅如此，當病人一個接一個地接受會診時，所有助手和訪問醫生都可以隨便打斷沙可教授的話，提出疑問，進行反駁，或者表達相悖的觀點。這在說德語的國家是聞所未聞的，在那些國家，教授就是神靈，他的診斷根本不容懷疑。一位柏林來的訪問醫生打斷了沙可教授的話說：“可是，沙可先生，你所說的和楊—赫爾姆霍茨理論相矛盾呀。”沙可回答說：“理論當然好，但它不能阻擋事實說話。”
沙可會診後，走到圍成半圓坐著的醫生們中間，離弗洛伊德很近，他想了想說：“一個人能得到的最大滿足莫過於親眼看見新的東西。就是說認識到某種東西是新的。我們必須當明眼人，我們必須看、看、再看，直到最終看清事物的真相。我毫不慚愧地向諸位同仁承認，今天我在病人身上能夠看到過去三十年來一直沒有看到的東西。一個醫生怎麽能隻看見自己學過的東西？這樣下去醫學就會僵化。我們必須去看、必須看見，我們必須反複思考、不斷反省。我們必須讓自己的思想朝著症狀指引的任何方向自由馳騁。”[53]因此，令弗洛伊德讚歎的是，沙可會診中充滿民主平等、集思廣益、開拓創新的精神。
二是研究病例。沙可把患者帶到辦公室來進行認真的臨床研究，把上千種病例分門別類，細致入微地分析它們之間的區別，然後把病人分別送到各個專門的病房裏。多年來，沙可記下了數以百計、數以千計的病例，發表了許多論文和著作，詳述了震顫麻痹症、進行性風濕症、動脈**症、關節損害症、脊椎癌症、尿酸對關節炎的影響，以及後來以沙可命名的肌肉萎縮症。弗洛伊德聽說有人這樣評價沙可：“他對人體的探索相當於伽利略對天體，哥倫布對海洋，達爾文對動植物的探索。”
弗洛伊德和沙可一起到病房觀察病人時，看到沙可在每張病床前停下來交談幾句，打量一番患者臉上癡呆的表情，他立刻意識到這些病人中的許多人已住院多年。雖然有些病例無法治愈，但沙可的研究至少使許多人的病情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控製。在病床間，沙可低聲告訴弗洛伊德每個患者的病例，如各種癱瘓症、腦溢血、動脈瘤、運動失調……在弗洛伊德看來，沙可觀察幾十年、研究幾千病例的那種鍥而不舍、執著探索、洞察入微的精神，不僅是高尚醫德和醫風的表征，而且也是高超醫療技藝的表現。當弗洛伊德告訴沙可教授“您被認為是神經病學的藝術家”的時候，他回答說：“他們是說我有所謂的第六感官？我告訴你這第六感官是什麽，弗洛伊德先生，這是一種高度誠實的知覺，依靠多年嚴格的觀察和探索，提出前人未提過的問題並尋求其答案。”[54]
三是聽講座。沙可第一天見麵就對弗洛伊德認真地說：“你對這些病例已經有所了解，弗洛伊德先生，可你還得聽我的基礎課：從薩爾拜特裏爾返回維也納時你必須成為一個‘visuel’（明眼人）。”[55]
沙可在大禮堂每周做一次講座。禮堂後牆上掛著一幅油畫，畫的是1795年法國精神病學先驅皮內爾（Philippe Pinel，1745～1826）在薩爾拜特裏爾為精神病人打開枷鎖。沙可的講座在巴黎最受歡迎，吸引了大批醫科學生、醫生和對科學感興趣的普通聽眾。整個禮堂座無虛席，連講台兩側、沙可的背後都擠滿了醫科學生。
沙可對講座的準備十分認真。他的講稿先在助手麵前預講，然後通過大家分析討論對各種醫學術語做了修訂。沙可的講座理論前沿、內涵豐厚、資料新穎、生動活潑。沙可經常從德國、英國、意大利和美國的醫學期刊上援引大量的論據來論證自己的發現，並盡量采用各種直觀教具如人體塑像、石膏模型、圖表等。弗洛伊德回想起在維也納聽過的那些條理不清、令人厭倦的講座，就更加欽佩沙可的講座力避陳詞濫調，以及他所主張的醫學文獻能夠像文學作品一樣優美生動的大膽見解。
半年多來，在法國薩爾拜特裏爾醫院留學期間，沙可對癔症、催眠術和性病因的研究，使弗洛伊德大感興趣，頗有收獲。弗洛伊德在給瑪莎的信中寫道：“再沒有別人如此深刻地影響著我，不管我自己是否認識到這個種子會長出豐碩的成果，反正沙可已成為我最尊敬的一個學者。”[56]
一是癔症觀。有一天，沙可走進演講堂，宣布他講的題目是《男性癔症》。這對維也納大學弗洛伊德講師來說，簡直是不可理解的。癔症音譯“歇斯底裏”，hysteria一詞的詞根“hysteron”，就是“子宮”。弗洛伊德學醫這麽多年，一直聽說癔症隻有女患者。醫學界傳統上把歇斯底裏看作婦女病，即因“子宮倒錯”或“**”（clitoris）病症所引起。沙可這一創見，在講演時引用大量病例為佐證。例如，馬車夫波爾茲（Bolze），男性，25歲，一次事故，摔傷了右肩和右胳膊，但無外傷。6日後，馬車夫波爾茲徹底癱瘓，起床後發現右臂一動不動地懸掛著，除了手指之外哪兒都不能活動。這個胳膊已無疼痛和冷熱感覺。雖然我們了解的症狀是肩膀和胳膊的運動徹底麻痹，皮膚感覺完全喪失，但肌肉反射正常，肩膀和胳膊沒有受到生理性傷害，因此沙可診斷不是真正的麻痹症，而是癔症性癱瘓。就是說，那起事故使馬車夫受到驚嚇，運動麻痹其實是那次驚嚇、那個精神創傷所致，而不是胳膊上的生理損傷所致。
後來，當馬車夫波爾茲要出院時，弗洛伊德小聲對沙可說：“病人根本就沒癱瘓。”沙可回答道：“噢，可他確實癱瘓過！”看到弗洛伊德有些惑然，又說：“也許是由神經係統的某種微小損傷，加上從高處摔下來這一心理創傷所引起的，後來又被另一心理創傷治好了，也就是使他非得揮動雙臂威脅對方的那麽強烈的憤怒。”弗洛伊德不安地問：“沙可先生，我們是不是已經進入了心理學的領域，而不是生理疾病的領域？波爾茲的病是不是心理作用造成的？”沙可嚴厲回答：“波爾茲的癔症性癱瘓是生理病，產生於大腦皮層損失，主要是在控製手臂運動的區域，但是從本質上說又不是整體器質性病變。”後來，弗洛伊德曾問過門診部主任馬利先生，得知死於癔症癱瘓者屍檢並沒有發現器質性損傷。這時，弗洛伊德無奈地說：“是什麽原因使某些人遭遇不太重大的事故之後變成癔症癱瘓者，而其他人卻安然無恙？”馬利說：“神經係統的遺傳性脆弱。”
弗洛伊德認真研讀了沙可教授有關癔症的各種論著，走遍了薩爾拜特裏爾醫院的各個病房，研究了各種類型的癔症，撰寫一篇《癔症性與機體性症狀學的比較》的論文。其中，他把機體性界定為“脊椎組織或大腦的生理損傷”，把癔症性界定為“表現性癱瘓”，因為它表現了一種觀念，而不是機體損傷或疾病造成的創傷。其目的是要決定兩種起因不同的癱瘓，即生理性癱瘓和精神性癱瘓，是否造成了癱瘓本身性質上的差異。
弗洛伊德想說明三點：（1）癔症性癱瘓可以孤立發生於身體某一部位，如胳膊，其他部分不受影響，而機體性癱瘓則是由腦疾病造成，所以通常是擴散性的；（2）在癔症性癱瘓中，更為顯著的是感覺變化；（3）大腦癱瘓的運動變化分布可以用解剖學來解釋和理解，而在癔症性癱瘓和癔症的其他表現中，解剖學解釋似乎不複存在，因為它的變化來自觀念、觀察和想象。因此，弗洛伊德認為，癔症性癱瘓是依據患者對癔症的界限的觀念來確定的。
可見，弗洛伊德與沙可教授的分歧在於：沙可堅信癔症性癱瘓是由神經係統的損傷造成，哪怕是很微小的損傷；隻有當某種情緒強烈上升，終於克服或治愈了那個損傷，癱瘓才可能消除。例如波爾茲病例。弗洛伊德對此有所懷疑，因為從來沒有人在活著的或死去的癔症性癱瘓人身上發現過大腦損傷，損傷存在於觀念意識之中。
當沙可知道弗洛伊德上述的想法時說：“你的想法不錯。我自己並不能接受你的推論或結論，但我也不反對。我認為這些想法也許是值得深入探討的。”弗洛伊德說：“您能讚許，我真太高興了。”沙可說：“不，不，不是讚許，是同意。材料整理完後把稿子送到我這兒來。我要在我編的《神經病學史料》上發表。”[57]
二是催眠觀。沙可早年以獨創精神推行過催眠術，把它描述成“隻能在癔症患者身上人為地引起的精神神經症”（psychoneuroses）（即“神經症”，此詞現已不用），並記錄下他的臨床發現。沙可使曾被當作江湖騙子的催眠術，再次在醫學界得到尊重。不過，他隻是對催眠術的本質奇跡分類做過研究，還沒有用催眠暗示法進行過治療。沙可的助手們曾在巴賓斯基博士指導下，對四名女癔症患者實施催眠。然後，沙可把這一催眠劃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嗜眠階段，他解釋了嗜眠狀態與真正的睡眠之間的關係和區別。第二階段為僵直性昏厥階段，她四肢極其僵硬，對刺激毫無反應，連針刺也不例外；皮膚失去血色，呼吸變慢。他可以使她進入任何一種麻痹姿勢，把她的胳膊、腿、背、脖子和手僵硬地蜷縮起來，使她閉上眼睛狠狠地往後仰，形成“最大弓形”，而不摔倒。第三階段為放鬆睡眠階段，當他喚醒病人時，她身上還帶有嗜眠階段的痕跡，但已毫無麻痹姿勢的影子。她能流暢地回答問題。弗洛伊德隱約地覺得沙可隻是做示範，並沒有試圖解釋這種現象。比如，引起這種現象的原因是什麽？催眠狀態中的活動隻是單純生理性的嗎？當身體擺出各種奇形怪狀的蜷縮姿勢時是否還受自身控製？或者，是不是沙可在這些癔症患者身上發掘了另一種力量？可見，沙可對催眠術尚處於講演、實驗層麵，還未有成為臨床治療的有效工具。
三是性病因觀。有一天，弗洛伊德和巴黎大學法醫學教授布羅阿代爾（P.C.H.Brouardel，1837～1906）兩人被沙可講的一件非常有趣的診斷所吸引：一對年輕的夫婦專程趕到巴黎找他求醫——女的患有嚴重的精神神經症，男的不是患有**就是性無能（sexual impotence）。布羅阿代爾吃驚地問：“沙可先生，難道您是說那位妻子的病很有可能是丈夫引起的？”沙可用十分有力的語氣大聲答道：“在這類病例中，它總是涉及**的問題——總是！總是！總是。”[58]
弗洛伊德在同樣感到驚詫時，回想起布洛伊爾三年前所談到類似的事情。一天晚上他們從弗萊施爾家回來，路上有一位病人的丈夫叫住布洛伊爾打聽他妻子的病情。布洛伊爾大聲說出他對這位妻子的怪誕行為的看法：“這種病一直是洞房裏的秘密，夫妻**的秘密。”對這兩位神經病學權威的話，當時弗洛伊德並沒有真正理解“到底是什麽意涵”。他覺得自己讀過的醫學書和見過的病例根本沒有這樣的內容，其結論有何依據呢？盡管如此，但是對弗洛伊德整個思想發展來看還是有重要影響的。美國著名心理學史家舒爾茨（Duane P.Schultz）指出：“對弗洛伊德說來，這種評論是一種啟發性的和能感動人的見識；此後他對病人的性問題的暗示特別加以注意。”[59]
在法國留學期間，弗洛伊德還撰寫多篇手稿，如提交維也納醫生協會的留學報告，他的《神經病理學導論》的筆記，剛開頭幾頁的關於催眠術的論文，維也納神經病學文獻摘要，兒童神經病學文獻摘要等。此外，他於1886年將沙可的論文《神經係統疾病講義》譯成德文發表。
關於在法國的學習，弗洛伊德後來在其《自傳》中曾總結說：“沙可那時講授的知識，今天看來並不一定完全適用：其中有些已有疑義，有些已被時間所淘汰。可是還有相當部分保留下來，在科學的寶庫中找到了一席永久的位置。”[60]
1886年4月返國後，6月接到政府公函：後備役軍人弗洛伊德博士中尉，應從8月10日至9月10日入伍服役一個月。本來7年前在大學學習期間，他在維也納綜合醫院對麵的野戰醫院已經服過一年兵役，官階升至聯隊醫官。他還利用當時的閑暇時間翻譯了英國哲學家、經濟學家約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1806～1873）的五篇論文，主要涉及社會問題以及柏拉圖的哲學，所以收獲還不少。而這次心情卻不同。一是私人診所剛剛開業不久，二是正籌備要結婚，三是再過幾個月超過30歲就免除兵役。這次服役的任務是負責演習期間部隊的醫療工作。其間，弗洛伊德除了給“炸”傷的士兵，痢疾、中暑、踝骨扭傷等患者治療外，還治好了一例引起士兵慌亂的震顫麻痹症即癔症。此外，他還舉辦戰地衛生講座，並按指揮官的命令將講座的內容譯成捷克語。弗洛伊德被提升為上尉。一個月服役結束時，檢查團對他評價很高，不但表彰了他出色的醫務工作，而且還讚揚了他對這場演習和整個奧匈軍隊的積極態度。
開始行醫時，弗洛伊德治療的病種較多，後來逐漸集中於精神神經症特別是癔症的治療。其原因在於，對於一個大城市私人開業的醫生來說，治療器質性疾病（organic illness）的前景非常有限，而神經症（neurosis）患者人數成倍增長，難以解除疾苦，到處急切求醫。顯然，這有助於私人診所事業的發展。弗洛伊德在行醫的頭幾年，除了偶爾無係統地使用心理治療方法以外，他把催眠暗示（hypnotic suggestion）作為主要的治療手段。弗洛伊德說：“催眠術使我第一次嚐到給他人帶來希望的樂趣；同時，自己能夠享有奇跡創造者的美譽，也是一種極大的榮耀。”[61]不過，他也發現催眠法的缺陷：第一，無法對所有的患者施行催眠；第二，無法把個別病人催眠到所期望的深度。
弗洛伊德抱著完善催眠技術的願望，於1889年7月赴法國南錫學派去實地考察幾周伯恩海姆和李厄保所采用的催眠療法。
南錫位於法國東北部邊境，從12世紀起一直是洛林的首府。李厄保（Ambroist-Auguste Liébeault，1823～1904）是法國精神病理學家，南錫學派的創始人，生於法國繆士省。1850年獲斯特拉斯堡大學醫學博士學位。畢業後一直做鄉村醫生。對患者愛護備至，被稱為“慈父李厄保”。1860年起開始研究催眠術，並且是第一位正式應用催眠術給病人治病的人。1864年定居南錫，繼續運用催眠術治療神經症。他治療一般疾病時收費，但對同意接受催眠治療的病人一律免費。李厄保雖對催眠術的理論研究興趣不濃，但卻重視將催眠用於精神障礙治療的方法，開心理治療之先河。
繼承李厄保事業的法國南錫的一個開業醫生伯恩海姆（Hippolyte Bernheim，1840～1919），是法國神經病學家。生於阿爾薩斯，在斯特拉斯堡大學獲得醫學博士。剛開始行醫不久就遷居到鄰近的南錫。在他作為神經病學家的25年中，上門求醫的病人一直逐年增加，同時他還在市立醫院主持門診部的工作，並成為醫學院的教學骨幹。和著名神經病學家梅納特一樣，他早年在大學附屬精神病院也從事過一段治療工作。
弗洛伊德知道伯恩海姆在六年前由於一個偶然的機會而研究起催眠術來的。當時他無法治愈一個坐骨神經痛患者的痼疾，便領著患者到李厄保鄉村醫生的戶外花園。李厄保這個人可以說一半是天才，一半是神秘主義者，南錫醫學院有些人還說他一半是江湖郎中。不過無論如何，李厄保前後隻施用了三次催眠暗示就把病人治好了。後來，伯恩海姆又帶過幾個病人去請教，李厄保每次都能在很大程度上減輕他們的痛苦，有時還能妙手回春，為他們徹底治愈。於是，伯恩海姆轉而相信催眠術，並成為南錫學派的領導人。他進一步發展了布雷德（James Braid，約1795～1860）關於催眠是一種暗示的理論。其主要論文有：《催眠和清醒時的暗示》（1884）、《治療學中的暗示及其應用》（1866）、《有關法醫和精神病報告中的催眠和暗示》（1866）等。伯恩海姆和李厄保創辦了一家診所，即所謂的南錫學派。
伯恩海姆教授對弗洛伊德的來訪表示歡迎，並感謝他把自己的論著《暗示及其治療作用》於1888年譯成德文發表。1892年，弗洛伊德還把伯恩海姆的《暗示研究》一文譯成德文發表。各科主任都熱情接待了他，並聽說弗洛伊德翻譯過伯恩海姆、沙可的論著，對此表示讚賞。
弗洛伊德以訪問學者的身份在南錫逗留了三個星期，細心地觀察李厄保和伯恩海姆兩位大師診治了幾十個性質不同的病例，如手麻痹、書寫**、雙腿癱瘓（肺炎引起）、上腹痛、坐骨神經痛、麵部抽搐、各種古怪的癲癇發作，以及視力損傷、嘔吐、失眠、食欲不振、憂鬱症等，詳盡地記下了每一個病例和病人幾個星期的恢複情況，以及關於他們的疾病有無最終或永久治愈可能的愈後資料，同時還對取得現有成果的過程和原因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在向南錫學派學習的過程中，弗洛伊德獲得不少啟示。首先，對催眠術的實質有了進一步的理解。弗洛伊德在伯恩海姆著作的譯序中指出：伯恩海姆醫生的成就在於“把催眠狀態與正常的精神生活和睡眠這些司空見慣的生活現象聯係起來，從而剝去了催眠術的神秘外衣，使人們對它不再感到陌生……‘暗示’是催眠的核心，也是入門的鑰匙。”他聲稱對於那種認為催眠術仍然籠罩在梅納特教授所說的“荒謬的光暈”之中的觀點，該書無疑是一次毀滅性的打擊，讀後能使人耳目一新。[62]
其次，對實施催眠的必備條件亦更加明確。南錫學派認為催眠術不適合各種疾病的患者，他們堅持隻有經過醫院裏各科主任的徹底檢查，並且確定沒有器質性疾病，也沒有身體原因引起的疾病時，才允許把患者送到催眠診所治療。他們要求一切醫護人員都不許會見病人，或指示病人做這做那。
再次，對催眠的機理有了深入的思考。弗洛伊德深感催眠術有一個空白亟須填補，這就是深入探究催眠術的機理，從理論上闡明其因果關係。那個27歲的已婚的婦女為什麽會患痢疾？難道是因為和丈夫打架，或者說，對婚姻“惡心透了”的緣故嗎？那個11歲的男孩為什麽還要尿床？難道僅僅是懶嗎？那個60歲的老木匠為什麽會半身不遂？難道是因為害怕爬梯子嗎？他已經爬了40年的梯子，為什麽忽然就害怕了呢？弗洛伊德提出的這一係列為什麽的機理性問題，過去沙可的回答是，“不，那裏沒什麽明堂”，而今天在南錫派（Nancy school）那裏也“找不到什麽理論和假設”，伯恩海姆直截了當地說：“我們的工作就是治病，開辦醫院不就是為了這個目的嗎？”當看到伯恩海姆在病人身上所做的驚人實驗後，弗洛伊德在其《自傳》中反思道：“由此我得到了一個最深刻的印象：很可能在人的意識之後，還有一個相當有力的精神過程尚未被發現。”[63]
最後，對催眠術的局限有了進一步的認識。弗洛伊德考慮對治療更有益處，曾說服一個癔症患者一起去南錫。這位女士出身高貴、天資聰穎，誰也治不好她的病，於是被轉到他的手裏。通過采用催眠術使她的病情雖有好轉，但經常出現反複。弗洛伊德認為這是因為她的催眠狀態還未達到記憶缺失的夢遊階段。到了南錫，伯恩海姆做了好幾次努力，試圖在她身上達到這一深度，但也失敗了。伯恩海姆坦率地說，他的暗示療法隻能在醫院裏獲得成功，而對他私人收治的患者卻不太管用。由此弗洛伊德認為，催眠療法的作用是有限的。針對這種情況，弗洛伊德曾向李厄保和伯恩海姆兩位大師介紹過布洛伊爾醫生首先使用的新的談療法（talking cure）。他們的回答是：“我們的療法，非常有效！”
五、執著探索
（一）精神分析學準備時期（1881～1889）
根據美國著名心理學史家波林（Edwin Garrigues Boring，1886～1968）的意見[64]，我們可以把弗洛伊德創建精神分析學劃分為六個時期。首先來看精神分析學的準備時期。
弗洛伊德自稱不是科學家，也不是思想家，隻是具有征服者氣質的冒險家。其實，弗洛伊德雖然長期生活在被人指責和反對的逆境之中，但他仍不愧為一位執著探索、勇於創新、勤於著作的思想家。弗洛伊德睿智超人，以極大的勇氣和毅力，畢生致力於精神分析學的研究，試圖點燃思維的明燈，徹底解開潛意識之謎，真正洞悉人類心靈的奧秘。
弗洛伊德創建精神分析學有其充分的準備和良好的訓練。遠在大學學習期間，他既打下了廣博的理論基礎，又有科學研究的基本訓練。首先，從1876至1882年期間，弗洛伊德師從布呂克在其生理研究室六年多的學習和研究中，不僅是他從事神經組織學和神經病理學研究的開端，而且也為弗洛伊德深入研究人的精神活動打下了牢固的生理學基礎。其次，1881年弗洛伊德獲取博士學位後又在維也納綜合醫院工作三年，既積累了外科、內科、精神科、皮膚科、耳鼻咽喉科、眼科以及小兒科等8科廣泛的臨床經驗，又在神經組織學、人腦解剖學、小兒腦病理學（小兒腦麻痹症）、癔症以及可卡因麻醉作用等方麵取得了可喜的研究成果。最後，1886年和1889年弗洛伊德先後兩度到法國深造，向巴黎派（Paris school）大師沙可和南錫派首領伯恩海姆學習精神病學和催眠術，這不僅堅定了弗洛伊德由一般神經學轉向神經症病理學和治療學研究的誌趣，而且還為弗洛伊德建構精神分析學提供重要的思想來源和方法技術。
（二）精神分析學起始時期（1890～1899）
布洛伊爾教授，同布呂克、沙可一樣，是對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的創立產生決定性影響的人。布洛伊爾是奧地利的著名醫生、卓越的科學家，生於維也納。1867年獲維也納大學醫學博士學位，畢業後留校任教。因受布呂克物理主義的生理學訓練，與弗洛伊德均認為心理活動有賴於有機體提供的能量，當能量水平過高時，能量本身便需要釋放。他還和馬赫同時發現半規管的功能，並著有好幾部關於呼吸器官和平衡器官的生理學著作。1871年起布洛伊爾就當私人醫生，1894年被選為維也納科學院通訊院士。
早在布呂克生理學研究室學習和工作時，弗洛伊德便與布洛伊爾相識。布洛伊爾比弗洛伊德大14歲，是一位天賦極高的人，當時正做膜性半規管研究，且有重大成就，弗洛伊德對他非常敬佩；而布洛伊爾認為弗洛伊德勤奮且有天賦，很看重他，給予他許多無私的幫助，故兩人深厚友誼持續多年。
1882年，在弗洛伊德參與合作期間，布洛伊爾正在嚐試用催眠術治療癔症患者，並已發現所謂的宣泄法（cathartic method）。他們一起研究了精神分析發展的一個關鍵人物——女癔症患者安娜·O（真名是伯莎·波彭海姆）的經典病例。她有種種癔症症狀，包括麻痹、感覺缺失、病態性恐懼和不能喝水。布洛伊爾用催眠術和宣泄法來治療這些症狀。
他發現，如果進入這些症狀的深處，鼓勵患者吐露其真情，讓其回憶過去的經曆，在解除其催眠狀態之後，患者就會感到好些。結果，當布洛伊爾用催眠誘導安娜·O描述致病的情緒事件，並充分發泄她的情緒以後，發現其困難得到了解除，從而喝水的能力也獲得了恢複。弗洛伊德寫道：“宣泄法是精神分析的直接的先驅，盡管有各種經驗的擴展和理論的修正，但它仍是其核心。”[65]因此，弗洛伊德在美國克拉克大學頭兩次講演中，“它給人的印象：不是弗洛伊德，而是布洛伊爾才是精神分析的真正奠基者”。後來兩人理論觀點日益分歧，弗洛伊德幾乎就不再這樣說了。
19世紀90年代，在精神分析學起始時期，有兩部主要的代表著作：
1.《癔症研究》
這是弗洛伊德早期和布洛伊爾合著的一部最重要的著作，出版於1895年。這部書標誌著精神分析學的理論奠基和正式起點。標準版編者導言中寫道：“《癔症研究》通常被看作精神分析的開端。”[66]
本書包括四個部分：（1）癔症現象的心理機製（1893），布洛伊爾與弗洛伊德合著；（2）病例，包括安娜·O在內的五個個案史；（3）理論，是布洛伊爾的一篇理論論文；（4）癔症的心理治療，為弗洛伊德所撰寫。
本書提出兩個重要思想：其一，對癔症的症狀做了初步的、較詳的分析和解說，開始提出癔症的創傷理論（trauma theory of hysteria），認為每個人均蘊藏著一些必須尋找出路的心理能量（mental energy），它們遇到矛盾時就會導致病理症侯。依他們看來，癔症的發作與患者過去精神創傷（mental trauma）的經曆有密切關係，有些症狀是“象征化”的，如夢中所表現的那樣。而癔症的基礎和前提是類催眠狀態（hypnoid states），在發作時常伴有心理分裂（psychological dissociation）現象，通過催眠，讓患者得到精神宣泄與聯想矯正後，就可使其病情緩解和治愈。值得注意的是：弗洛伊德在此書中首次提出“構成精神分析結構奠基石”的壓抑（repression）概念，並注意到患者對過去的創傷經曆確實想不起來或意識不到；從這點出發，弗洛伊德認為在安娜·O記憶缺失（amnesia）的背後存在潛意識的心理。含有精神分析意義的潛意識（unconsciousness）的概念似乎在其著作中第一次公開出現，這就為他後來所創建的精神分析學奠定了理論基礎。弗洛伊德後來說明，關於“癔症的基礎與前提是類催眠狀態”主要是布洛伊爾的觀點。他認為患者過去的創傷經曆是一種偶發性因素，而患者潛意識內在本能的矛盾衝突，才是癔症發病的根本原因。其二，在把動力因素（dynamic factor）和經濟因素（economic factor）包括在癔症病因中時，弗洛伊德強調了情緒生活尤其是性欲的作用。書中寫道：“性本能無疑是興奮性持續增長（及其後發生神經症）的最有力的根源，並宣稱‘女人中，大多數嚴重神經症的起因是在婚姻的兩性關係上’。”又說：“即性似乎在癔症病因中起著主要的作用，它是心理創傷的來源和‘防禦’的一個動因——即受壓抑的觀念來自意識。”[67]因此，他們認為，任何被壓抑的欲望、衝動、思想和情感在本質上都同性欲有關，其根源可追溯到兒童時期。
本書出版後，受到維也納和德國許多人的嚴厲責難，13年中隻銷售了626冊。本來布洛伊爾對弗洛伊德堅持性衝動在癔症病因中的決定作用的觀點是有疑義的。在弗洛伊德看來，一個有著正常**的人就不會患神經症。而布洛伊爾認為任何創傷性的記憶（不僅僅是性方麵的）都可能被壓抑而引起神經症症狀。[68]但在弗洛伊德多次要求下他很勉強地同意出版了該書，出版後遭到冷落和批評，布洛伊爾更感到傷心。但弗洛伊德卻一笑置之。這樣，本書的出版就成了他們十多年來的友誼破裂的開始，到了1898年前後，他倆不但未能和解反而分道揚鑣了。[69]
2.《科學心理學設計》
本文是弗洛伊德早期勾畫的一個原始理想的心理學理論模式，也是精神分析學生成的一個重要的思想基礎。
弗洛伊德深受布呂克的生理學的物理主義、赫爾姆霍茨的生理學、能量守恒定律、達爾文進化論的影響。他在開始治療神經症的過程中，曾設想以赫爾姆霍茨的生理學概念，將生理學與心理學聯接起來，用一種以神經生理學為基礎的精神能量，解釋變態和常態共同具有的心理過程。
弗洛伊德在與威廉·弗利斯（W.Fliess）從1895年4月開始連續的信件中，表明了其依據進化論、能量守恒定律，在腦生理學的基礎上構建心理學理論模式的早期構想。信中說明弗洛伊德在兩三個星期中寫下了這篇科學心理學設想的初稿，他在1895年10月2日的信中興奮地寫道：“……一切事情似乎都配合無間，齒輪齧合，給人的印象是好像一部機器就會自動運轉了。神經元的三個係統，量的自由和約束，原發性和繼發性過程，神經係統的重要和諧與傾向，注意和防禦的兩個生物學原則，質的指征，現實與思想，精神性欲狀態，壓抑的決定作用，以及最後，作為知覺功能的意識的決定因素——這一切都配合無間而且將繼續地配合下去……”[70]
本文共分三部分：（1）一般方案；（2）心理病理學；（3）正常Ψ過程的表述。第一和第二部分著重闡述理論基礎。第三部分為臨床資料，已深入到性的領域。弗洛伊德對本文苦思冥想的興奮僅是曇花一現，到11月8日他在給弗利斯的信中自稱已無力解決這一複雜的精神能量問題，便將此稿擱置，未予發表，且欲焚毀。此稿直到1950年才被重新發現發表，1954年譯為英文。[71]
研究者發現，試圖建立一個心靈的神經生理學（醫學）模型失敗之後，弗洛伊德轉向了心理學模型，開始建構精神分析學。薩金和弗萊明指出，盡管弗洛伊德的《科學心理學的設計》一文沒有成功，但它所包含的許多概念都將在精神分析研究中出現。[72]如《癔症研究》（1895）、《釋夢》（1900）、《性學三論》（1905）、《超越快樂原則》（1920）、《自我與本我》（1923）等著作中的理論框架和重要概念（守恒性原則、能量貫注、釋放、原發性、繼發性、願望實現、夢的分析、潛意識與意識等），均可在這部著作中找到來源。因此，《科學心理學的設計》是弗洛伊德思想新的轉折點，是精神分析學的雛形。
值得注意的是，弗洛伊德在此稿中想解決的能量問題，究竟是物理的還是精神的，他本人終其一生都承認未獲解決。通常說弗洛伊德是一個精神決定論者，但在此稿中可看出他最初乃是一個赫爾姆霍茨和畢希納（L.Büchner，1824～1899）式的機械唯物主義者，後來才轉向生物主義和心理主義的。
（三）精神分析學形成時期（1900～1909）
如果說19世紀80至90年代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學準備和奠基的時期，那麽到了20世紀頭十年則是精神分析學體係形成、弗洛伊德成名之始的時期。
在這個時期，弗洛伊德有四部重要的著作：
1.《釋夢》（亦譯《夢的解析》、《夢的釋義》）
這本書出版於1900年。弗洛伊德在廣泛總結前人有關夢的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根據他對病人的夢的臨床研究和個人40個有關夢的自我分析，深入地探討了夢的實質、釋夢的方法、夢的偽裝、夢的材料和來源、夢的工作以及夢的過程的心理等有關夢的重要理論問題，它不僅提供了開啟神經症患者心扉的一把鑰匙，而且還成為了解正常人潛意識活動的一條最重要的途徑。人們通常把《釋夢》視為精神分析學形成的標誌，弗洛伊德學說三大理論支柱之一——夢論的典籍。
《釋夢》共有七章：第一章詳述前人有關夢的問題的科學文獻；第二章舉例詳述釋夢的方法；第三章提出夢是願望滿足的理論；第四章闡述夢的偽裝（歪曲）；第五章闡述夢的材料和來源；第六章結合多種夢例說明夢的運作方式；第七章闡述夢的過程心理學，既涉及弗洛伊德學說三大理論支柱（夢論、潛意識論、性欲論），更概述了精神分析學的基本理論內涵，如精神結構（潛意識、前意識、意識），精神過程（原發過程與繼發過程），精神活動原則（快樂原則與現實原則），精神動力（貫注與釋放、壓抑與阻抗）等。
弗洛伊德本人對此書既十分重視又非常滿意。他曾說過，《釋夢》這部書“包含了我有幸能做出的發現中最有價值的部分。這種洞察力即使能讓人有幸具有，一生也不過一次而已”。[73]有一次，瓊斯問弗洛伊德哪本書是他最喜愛的著作，弗洛伊德順手從書架上拿下兩本書，一本是《釋夢》，一本是《性學三論》，並對瓊斯說：“我希望這一本書（指《性學三論》）能因為大家都接受這個學說而很快就會過時，但是那一本將會流傳久一些。”[74]但是，這部著作剛出版時曾受到很大的冷遇和責難，第一版共印了600冊，頭六個星期隻賣了123本，在以後的兩年內，又賣了228本，花了八年時間才全部賣完。弗洛伊德出版此書後，急切盼望各方麵有所反響，但卻令他很失望，大多數人並不知道這本書，隻有極少數人才知道它。當他在大學開設《夢》的講座時，聽眾隻有三個人。但《釋夢》畢竟是弗洛伊德最主要的代表著作，也是“使他名垂青史的一部巨著”，其重要性終於被人們所承認。在弗洛伊德去世前，共出了八版。西方學者有的將《釋夢》譽為“揭開人類心靈的奧秘”。甚至美國前全國圖書館協會主席、伊利諾大學圖書館館長羅伯特·唐奈斯（Robert Connors）博士把此書視為“改變世界曆史麵貌”[75]的名著。[76]
2.《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學》
這本書是弗洛伊德用動力心理學觀點解釋日常生活事件的一部重要著作。1901年發表在雜誌上，1904年出版了單行本，其後再版多次，每次均有修改和補充。
在這部著作中，弗洛伊德從精神決定論的思想出發，依據一般人在日常生活中發生的失誤（parapraxia）現象和自我分析的實際資料為素材去發掘意識的存在，了解潛意識壓抑作用的功能，揭示人的深層精神活動的奧秘。弗洛伊德說明人的思維過程絕非首先是理性的，而知覺、記憶、思想和衝動通常是由潛意識欲望引導的。他說：“你若有機會以精神分析法探求人心深處的所思所感，便不難一睹種種潛意識動機的真相。”[77]我們口頭說的，“並不是我們真要說的”。他斷言，被壓抑的潛意識的東西侵入意識係統有六種偽裝形式，即自由聯想（free-association）、移情（transference）、夢、神經症症狀和遺忘、失言、筆誤等失誤行為以及詼諧等。弗洛伊德認為，人們所遺忘的大多數是人們不願追憶的。他說：“他自己對不出錢看病的人，都容易忘記。”有一次會議剛開始，會議主席卻宣布：“現在閉會。”在弗洛伊德看來，這是會議主席在潛意識中不願意開會的真情流露。就是說，日常生活中的口誤、筆誤、遺忘等失誤行為可能都是真正動機的反映，盡管這種動機還未被意識到。由此提出了精神決定論的思想，認為人的心理行為的千變萬化都有其原因，即內在的、深層的、潛意識的精神決定因素。這說明潛意識動機和潛意識壓抑不僅存在於變態心理活動當中，而且廣泛存在於正常人的心理活動當中。該書標準版編者導言認為，在弗洛伊德的著作中，隻有《精神分析導論》可與這本書——《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學》相媲美。[78]盡管一般認為《日常生活的心理病理學》對精神分析理論架構沒有任何貢獻，批評書中一些事例過於牽強附會，口誤界定過寬，無法科學驗證，存在神秘主義傾向，但此書是弗洛伊德最廣為後人閱讀的書之一，它在弗洛伊德在世時，就已經再版11次，並且被翻譯成12種語言。[79]
3.《詼諧及其與潛意識的關係》
這是一篇探討幽默、詼諧等日常生活事件發生的潛意識心理機製的論文，也是弗洛伊德闡述潛意識的專論之一。發表於1905年。全文分為三部分：分析部分、綜合部分和理論部分。分別就詼諧的技巧、目的、動機、心理起因及詼諧與夢、潛意識的關係做了深入的探討。弗洛伊德認為，詼諧具有潛意識性、凝縮性、移置性、短促性和間接表現性等特點，並指出詼諧是能量的突然釋放，雙關語、言簡意賅、玩弄辭藻，達到能量的節約，而許多詼諧的評語同樣蘊含著被掩蓋的某種攻擊行為，蘊含著宗教、性和其他禁忌所不宜公開說的話。舉例說，古希臘大哲學家和教育家蘇格拉底（Socrates，前469～前399）的妻子有一天在學生麵前謾罵並向他的老師身上潑水時，蘇格拉底曾詼諧地說：“我早就知道，天要打雷（指罵人），一定會下雨的（指潑水）。”結果一時尷尬的局麵轉為哄堂大笑。從弗洛伊德的觀點分析，這一詼諧，就是蘇格拉底企圖擺脫窘境的一種潛意識活動的外化。因此，弗洛伊德說：“詼諧是在潛意識裏形成的，隻要它服務於潛意識的目的，或者服務於被潛意識所強化的目的——這就是最‘憤世嫉俗’的詼諧。”[80]本文所涉及的詼諧、滑稽、幽默、夢等問題，不僅有助於對潛意識的理解，而且還具有更廣泛的人類學、語言學的意義。[81]
4.《性學三論》
這本書是弗洛伊德性欲論最主要的代表著作，發表於1905年。性欲論（sexual theory）是正統精神分析的兩條基本命題之一，也是弗洛伊德學說的三大理論支柱之一。本書由弗洛伊德關於“性變態”、“幼兒性欲”和“青春期的變化”等三篇文章所組成。他在本書第四版序中公開承認：“堅持性欲乃一切人類成就之源泉，以及性欲觀念的擴展，自始便是精神分析學所遭阻抗裏最強烈的動機。”[82]在這部著作中，他除了回答一些批評者的責難外，著重闡明了精神分析的性欲論的兩個基本點：（1）堅持性欲是一切人類成就的源泉；（2）堅持性欲觀念的擴展。他從進化論的觀點證明，成年的性欲特征絕不是性表現的唯一形式，而是從幼年期開始以來就有的性衝動的繁複表現。根據人的身體的彌漫性吸引和特定**發生區的性吸引，將人的性發展分成口腔期、肛門期、性器期、性潛伏期、生殖期等，並指出情感固著（fixation）和退化（regression）乃是神經症和精神病的主要症狀。此書係統地論述了自幼年時代起人類性欲發展規律。故被稱為“弗洛伊德闡明人類性欲之本質與發展的主要文獻”。到了1925年已出版了六版，由80頁增至120頁。在弗洛伊德生前，共有9種外語譯本。許多評論家認為，《性學三論》“對人性的了解最有創意且是最具有恒價值的貢獻”。[83]
在這個時期裏，弗洛伊德個人地位、業務狀況均有相當改善，醫療工作興旺起來，接受他的學說的人也日益增多。波林認為，這是弗洛伊德“大見成效和成名之始”的時期。
本來，就弗洛伊德在神經病理學方麵研究的廣度和深度及其取得的成就和影響，足以使他獲得教授的資格。但因弗洛伊德的一些創新性見解和學說，如“男性也有癔症”，尤其是性病因學的論述，既與維多利亞時代的禁欲主義思想相背謬，又與傳統的神經病理學思想相抵觸，加上當時反猶勢力又很強，故一度遭到醫學界的嘲笑和抨擊。盡管隨著社會的進步、科學的發展，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學越來越得到人們的認同，但負麵影響不是一下子能消除的，這恐怕是弗洛伊德一直沒有把這件事放在心上的主要原因。可見他極想獲得這一職稱，這不單純是因為教授是個令人尊敬的、類似於“半神”的地位，成為世界名流的維也納大學醫學院中重要的成員，更重要的是可使家庭生活更穩定，實現自己一輩子從事學術研究的夙願。但提職程序比講師嚴格得多，必須由兩個正教授提名，再由六人組成資格審查委員會審查著作情況，然後是教授會全體投票表決，再將推薦書報給教育部。經維也納大學著名教授諾斯納格、克拉夫特-埃賓（Krafft-Ebing）的提名，他們極力恢複弗洛伊德的名譽，讚揚他的科研成果是“第一流的”，並指出其《癔症病因學》並非“科學的神話”，醫學院教授會以22票對10票通過提升弗洛伊德教授[84]的議案，後經教育部長批準。1902年12月2日弗朗茨·約瑟夫（Franz Joseph）皇帝在他登基五十周年紀念慶祝會上親自向弗洛伊德頒發了教授任命書。
盡管這是一個榮譽頭銜，他並沒有被請去給醫學院開設固定的課程，但這次“提升”在整個奧地利被公認為是有重要意義的，他在當地的病人也因此激增。一位英國醫生戴維·福賽思（David Forsythe）博士，慕名前來拜師學藝，準備學習七周。瓊斯又給他送來了一位在英國工作的美國牙科醫生。還有一位病人專程從美國前來求醫，因為他聽說“維也納有一個精神病醫生醫術高明”。
1902年秋，弗洛伊德在他的一些學生的促進下，與阿德勒（Alfred Adler，1870～1937）、卡漢納（Max Kahane）、萊德勒（Rudolf Reitler）、斯泰克爾（Wilhelm Stekel，1888～1942）等17人建立了心理學星期三學會（Psychological Wednesday Society）。每逢星期三下午，他們到弗洛伊德的候診室，圍著一張橢圓形的桌子，共同討論精神分析學問題。最初，斯泰克爾把每次討論的情況寫成一個書麵報告，發表在《新維也納日報》的星期日版上。不久，在弗洛伊德身邊集中了一批信徒。其中，蘭克（Otto Rank，1884～1939）、阿德勒、薩克斯（Hans Sachs，1888～1942）、榮格（Carl Jung，1875～1961）、費倫茨（Sander Ferenczi，1873～1933）、瓊斯（Ernest Jones）等，均是弗洛伊德學派的核心和骨幹。
1908年複活節，以弗洛伊德為核心，歐洲各國精神分析學家會集於德國薩爾斯堡（Salzburg），召開了國際精神分析學會第一次大會。會議決定出版《精神分析學與精神病理學研究年鑒》（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為止）。同年4月，弗洛伊德組織的心理學星期三學會改為維也納精神分析學會，阿德勒當選該會主席。有人主張這一年是精神分析學派形成的重要標誌。
此時，他做了著名的《精神分析五講》報告，並發表於《美國心理學雜誌》。
1909年弗洛伊德第一次獲得國際上的承認，應美國著名心理學家、克拉克大學校長斯坦利·霍爾（Granville Stanley Hall，1844～1924）的邀請，偕榮格、費倫茨、瓊斯和布裏爾（Abraham Arden Brill，1874～1948）赴美，參加麻省克拉克大學二十周年校慶，並做了題名《精神分析的起源和發展》的五次講演。他還會見了20位著名心理學家，其中包括詹姆士（William James，1842～1910）、鐵欽納（Edward Bradford Titchener，1867～1927）、卡特爾（James Mckeen Cattell，1860～1944）和博厄斯（Franz Boas，1858～1942）等人。會上授予弗洛伊德名譽博士學位。對弗洛伊德來說，這一切，似乎是一場夢。他在致謝辭中激動地說：“這是對我們的努力的第一次正式的合法承認。”
翌年，新結識的朋友、美國哈佛大學精神病學家普特南（James Jackson Putnam，1846～1918），將弗洛伊德的講演編成《精神分析五講》發表在《美國心理學雜誌》。弗洛伊德這次訪問獲得很高的榮譽，名聲遠揚，深受感動。
正像弗洛伊德在《自傳》中更有自信地說：“在歐洲時，我覺得處處受人輕視。到了美國，我發現那些最出色的人物也沒有對我怠慢。當我步上沃斯特克拉克大學的講壇宣講我的《精神分析五講》時，我的感覺就像難以置信的白日夢獲得實現那樣：精神分析已不再是一種幻想的產物，它已是現實中極有價值的一部分。”[85]
瓊斯回憶說，在聽了弗洛伊德的講演後，詹姆士曾把他的手臂搭在瓊斯的肩膀上說：“心理學的未來屬於你們。”[86]
1909年，弗洛伊德著作的英譯本在美國出版。布裏爾、瓊斯和普特南三人成了在美國傳播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學說最積極的中堅人物。布裏爾主要在紐約活動，瓊斯則到巴爾的摩、波士頓、芝加哥、底特律和華盛頓活動。由普林斯（Murton Prince，1854～1929）和霍爾分別主辦的《變態心理學雜誌》和《美國心理學雜誌》不斷刊登瓊斯等人介紹精神分析學的文章。
但是，弗洛伊德對美國的印象並不好，而且多年來耿耿於懷。他覺得，與有教養的歐洲人來比，美國人太隨便，烹調技術不好，又缺乏浴室。特別是在參觀尼加拉瀑布時，弗洛伊德才剛剛53歲，一個向導竟然稱他為“這個老家夥”。弗洛伊德對他的傳記作者瓊斯說：“美國是一個謬誤；一個巨人般的謬誤，那倒是真的。但仍然是一種謬誤。”[87]訪問美國14年之後，有人問他好像恨美國，弗洛伊德回答說，“我並不恨美國，我隻是為它感到遺憾，我為哥倫布發現了它而遺憾！”[88]
不難想到，經曆了多年的波折和奮鬥，弗洛伊德已開始感受到國際性精神分析運動暖流的來臨，同時他也預料到勝利中必然會出現新的矛盾。
（四）精神分析學派出現分裂時期（1910～1919）
20世紀第二個十年，是精神分析學派開始出現分裂的時期。在這個時期，因正式成員之間不和與意見分歧，使精神分析學派開始分化。
1910年3月，於德國紐倫堡召開了國際精神分析學會第二次大會。會上，弗洛伊德做了《精神分析治療法的前景》的演講，並正式建立國際精神分析學會，榮格當選為第一任主席。他是瑞士著名精神病學家，1900年拜讀《釋夢》後就開始在實踐中運用弗洛伊德的觀點進行研究。1906年榮格與弗洛伊德開始每周通信，並把他的《早發性癡呆心理學》（1907）寄給弗洛伊德。1907年赴維也納拜訪弗洛伊德，兩人一見如故，暢談了13個小時，由此建立了親密的友誼。1909年，榮格隨同弗洛伊德赴美國克拉克大學講學，並榮獲榮譽法學博士學位。弗洛伊德在給榮格的一封信中，稱榮格為過繼的長子和繼承人。
繼《精神分析學與精神病理學研究年鑒》之後，又出版了《精神分析學中央學刊》作為該會的機關刊物，由奧地利精神分析學家阿德勒和斯泰克爾任主編。榮格委任黎克林（Riklin）擔當國際精神分析大會秘書，並主辦《國際精神分析學會通報》，定期報道學會各項日常活動、學術活動及出版訊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