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交代】
《灶》寫於1979年我大一，參加第一屆“台大文學獎”獲散文第二名（1980年，首獎從缺）。這篇文章是我創作生涯的起跑點，猶然記得是在一種非常奇特的澎湃情緒中一氣嗬成寫出，我視作是繆斯之神正式要我歸隊。後收入《月娘照眠床》書中。幾年前，有出版社選入高中課本，囑我對鮮少進廚房連“煤氣爐”都少用的高中生談一談寫作背景。我深知編者選此文的用意，自家常器物切入，引導學生認識農業社會主中饋之女性角色進而探勘庶民生活史，以祈感悟傳承之意。我因此寫作此文，娓娓道來，頗有自問自答之感。於今重讀重修，情感上再次撫觸記憶中那一口灶，仍是熱的。
親愛的同學：
用過灶的人，大多已凋零，寫灶的人，如今也灰發如霜。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宜蘭縣冬山河沿岸鄉村仍是單純的農業社會，放眼所見景致大約跟日軍登陸那年與“國民政府”來台時相同，差別隻是農舍自茅屋蛻變為磚屋，屋內照明從油燈、蠟燭換成五燭光燈泡。不過，我阿嬤對那幾顆燈泡十分寶愛，白天不開晚上因早睡緣故也不常使用。因此，在那原本就進步緩慢近於龜速的偏遠鄉間，加上長輩的鐵腕管理，使我有機會在一種封閉式、脫離時代滾輪的舊社會氛圍裏成長。我甚至相信，我所經曆的吃地瓜簽稀飯、河裏摸蜆抓螃蟹、插秧除草割稻曬穀等農家經驗，跟生於“大正二年”（1913年）的阿嬤與生於“昭和十二年”（1937年）的阿母並無不同。
高中北上讀書，都市生活與我的鄉村習性幾乎水火不容，這種宛如時空錯置的經驗是我這一輩人的共同記憶——我們趕上鄉村人口湧入城市的“島內大移動”興盛期，又恰好在情感豐沛的少年時期離鄉背井，踏入台灣經濟正要起飛的指標城市台北，骨子裏的田園舊習性與眼睛所見的城市新風貌形成嚴重拉扯。我們是腳底仍有泥味的四蹄動物卻被逼著要變身為兩翼猛禽，有人成功有人挫敗。不管如何，我這輩人對“鄉愁”有深刻感受，這種愁緒無關乎地理方位、空間距離，而是一種失落：離家前，我們以少年之眼拓印下來存入腦海的田園農舍，卻在青壯年返家時的眼中消失了，隻剩下那份拓印圖，一張土地所有權狀或是一個掛在嘴邊的住址。對我而言，內在的城鄉對抗從未停止，雖長期蜷伏於城市卻是變身失敗的案例，單翼雙蹄怪物，田園骨骼敷上城市血肉，喜歡住在靠山近河有林蔭的地方，厭惡市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