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交代】
2017年10月，台灣師範大學“全球華文寫作中心”舉辦“第四屆全球華文作家論壇”，我忝列其中，有幸與年輕學者楊佳嫻、顏訥同台論藝。“論壇”聽起來像藏有武器的軍火庫，一言不合立刻械鬥。這是第一次在新銳學者“左右挾持”下公開自白，雖然氣氛溫暖但心情非常忐忑。本文根據事前寫就《悠遊在散文夢土上》一文及現場發言重新增補而成，放在這裏，當作是一個資深學徒的江湖囈語。
1.我可能不太熟悉“簡媜作品”
我是驚恐的，因為必須談論“簡媜作品”。這是個障礙，一般人很難理解，一個對各種藝文活動堪稱嫻熟的資深作家，演講像扭開水龍頭般容易的講者，其實內在有一處芒草搖動、水鳥斂羽的區域，越是需要在正式場合談論自己的“工作成果”（社交用語叫“成就”），越會引發一種複雜且麻煩的情緒梳理過程——將自己客觀化，好像先把那個名叫“簡媜”的人火化之後，萃取一些魔粉灑一灑，才能變成簡媜的代言人。
即使如此，我可能不是最了解簡媜作品的人。打個譬喻，如果文學是以現實人生為肉身燒出的“舍利子”，我了解的是每一顆舍利子來自哪一段路程哪一具肉身，至於鳥瞰而觀之，那些珠子擺成什麽陣式何種星圖？則需評論者之眼方能洞察——坦白從寬，除了《我為你灑下月光》，其他書出版後我皆未重讀，為什麽？我可能需要躺在心理醫師的長椅上才能捕捉那種“一書即是一生”、分段生死的幽微感受。創作是件讓人驚奇的心智活動，作者在下筆前規劃或想象一本書樣貌，下筆時往往變了樣，甚至改頭換麵到宛如靈異事件，完成後於讀者眼中又生出許多作者無意間造成或是未曾想過的樣子。一本書完成之前的事，作者知道，完成之後的事，作者往往也是“聽說”。
2.我仍是驚恐的
然而，我仍是驚恐的。請容我先讀一首鮑勃·迪倫（Bob Dylan）的詩《時代正在改變》[1]：
圍聚過來吧，人們
無論你浪跡何方
承認你周遭的
水位已然高漲
並且接受你即將
被浸透的事實
如果你的時間還值得節省
最好開始遊泳，
否則將像石頭一樣沉默
因為時代正在改變。
“時代正在改變”，這句話可作為任何一場示威抗議的口號，末段尤其驚悚，直接點名：
來吧，全國各地的
母親和父親
不要批評你們
不了解的事情
你們的兒女
已不受你們掌控
你們的舊路正迅速老朽
勿擋住新路，倘若無法伸出援手
因為時代正在改變
……
這首詩刺中我近年來的心情，時代正在改變，我何去何從？不獨我，如我般的一代人或是某一類型的人，是否終將像石頭一樣沉沒？我是不是文壇上應該被點名、擋路的舊派頑固分子？年輕時看不順眼許多事，因為擋路的人太多，現在看不順眼許多事，因為我變成擋路的人，若是如此，人生未免太不順！接著，我提高警覺繼續反省：近年來老是覺得小說變難看了，問題可能不在新生代、中生代小說家酷愛炫技，喜歡像中元普渡一樣羅列知識、剔除人物與情節，而是我跟不上迅速改變的時代，變成擋路的石頭竟不自知。
怎能不驚恐？現在這顆石頭竟然要對頭上長著尖角的年輕族群談論自己的上古史，這是派一頭老綿羊去叫猛虎起床，而且是到虎群裏去。
3.我的啟蒙
此時此刻回頭看，自從高二在校刊發表第一篇文章至今四十年飛馳而過，正式出版第一本書已有三十二年。光憑這兩個數字，可以心狠手辣地將一個人蓋棺論定——當然，我會奮力掙紮。
我走上寫作的路，證明“不可能”可以變成“可能”，其關鍵在於三個啟蒙。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我生長於每年鬧水災的宜蘭農村，世代務農、家中無書僅有兩曆——日曆與黃曆，在三山一海包圍的奇幻地景上度過童年、少年，也獲取對我而言極為重要的第一個“自然啟蒙”，從此在我身上有兩股親情，一是血緣之親，一是土地之情。這種得之於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親身耕作的自然啟蒙，開發了我的感受強度與想象幅度，在學習使用文字之前，內在根須已悄然拓展。
第二個啟蒙來自現實，我稱之為“困境啟蒙”，所有我們用來概述為了尋找生命出口而寫作的情況都可以內含。奇特的，我在二十歲之前密集地遇到三個貴人：“死亡”“我是誰”“破滅”。他們教我讀教科書以外的那一本“大書”——套句沈從文的話：“我的智慧應當從直接生活上得來，卻不需從一本好書一句好話上學來。”
這本致命的書非常難讀。對我而言，這些來得太早的困境之所以有機會變成文學驅動力，得益於當時“島內移民”“離鄉潮”蔚為流行之故：出生於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日據末期的農村女性，在“國民政府”來台政局初定之後，無緣受教育或是念了幾年小學即中輟（隻有少數能念到畢業），紛然帶著改善窮鄉貧家的“女性任務”，投身唯一大城台北尋找工作機會。村中幾乎每一家都有“女兒”在台北謀生，歌星陳芬蘭所唱《孤女的願望》：“請借問播田的田莊阿伯啊，人在講繁華都市台北對叼去（哪裏去）？阮就是無依偎可憐的女兒。”是這一群離鄉女兒的命運進行曲，她們是被犧牲的一代，把青春換算成工錢寄回家。我家族中亦有親人在行列中，她們走踏五十、六十年代台灣農村、漂流台北的故事，仍是我心中不忍掀開的感傷角落。這已然成熟的社會風潮，使我在少女時期遭逢困境時，能夠勇敢地追隨眾多年輕的阿姑、阿姨、阿姐腳步，到台北尋求解答。殊不知，台北是一個會把“困境”放大的地方——不獨原先的困境未除又添了城鄉差距產生的新困局，然而正因如此，我才有機會在台北“發跡”，對寫作而言，不怕困境太大，隻怕困境不夠大。
我是愧疚的，與這一群“女工潮”中年紀較小的相差僅十多歲的我，離鄉為了“追尋自我”——這四個字奢侈到令人想哭，而她們何止沒有“自我”概念，且視掙錢寄回家、挑家計是一樁天經地義的美德。我也不禁覺得驚險，如果我早生五年，站在1968年實施九年義務教育這條“教育普及線”之前的話，即使念完小學，即使成績優異，以我的家境與當時鄉下對待“長女”的根深柢固觀念，不可能拿錢讓我補習考初中。那麽，坐火車過山洞到台北的我，看著太平洋邊的龜山島，唱的歌詞絕對是：“阮想要來去都市，做著女工度日子。”或許沾染了這群被改朝換代的時代轉輪碾過的女性悲情，潛藏在內心深處，以致我從不覺得自己是一般所說的“五年級生”，刻度往前撥，自我認同屬於“四年級生”。
第三個是“文學啟蒙”。
我想岔出來說一說，我這一代共有的小學學習國語經驗。
如前所述，我生於戰後十六年的清貧農村，那是個欠缺知識積蓄的地方，除了因廟會而搬演的布袋戲、歌仔戲，尋常生活隻有泥水沒有墨水。一個缺乏知識倉儲、政經礦脈、鄉紳賢達的貧村，無論放在哪一個時代、受哪一種統治，都是位在最低階的，易言之，是政策推動得較徹底的地方。在我之上，家中受到最高教育的是我父親——小學畢業，三年在日據時期三年在光複後，但我從未聽過他講日語，村中無任何被一個政權殖民過五十年應有的“遺跡”，這足以說明這些農人的心理評價，除了兩三個日語發音的名字與專有名詞，要不是老輩口中提及殖民時期所受之凶殘對待，我完全無法相信日本人曾統治過這個農村。這部分的空白，使得我北上成年之後，與某些同輩或前輩有明顯落差——他們身上留有日本元素或成分，而我沒有。他們那麽輕易地滑過種種政治或人道關卡，湧生對殖民歲月的緬懷，而我“繼承”小農村的悲憤情緒，很難與他們站在一起。我是孤鳥。
早逝的父親有一台唱機，數張閩南語“曲盤”（黑膠唱片），有一首劉福助唱的《安童哥買菜》，逗趣嬉鬧，深入腦海。但沒有日語、國語唱片。其中最特別的是一張隻在除夕祭拜時放送的“北管曲盤”，鑼鼓喧天、二胡與嗩呐齊鳴，奏出節慶的莊嚴與隆重，令我非常震撼。這是顆種子，正如神案上祖先牌位“範陽”與墓碑上“南靖”是個線索一般，種子與線索潛伏在我的童年，等待萌發。生活在農村裏，隻要會講閩南語即綽綽有餘，在我六歲進小學之前，沒聽過日語，也沒人講“國語”——鄉人稱為“外省仔話”。進了小學，從“ㄅㄆㄇㄈ”（bpmf）學起，聽說讀寫“國語”，本是天經地義之事，無須贅言。然而中年級開始，校方定然因當局下令推行國語文教育而采取嚴厲手法禁止學生在校講“方言”（那時候沒有“母語”概念），違者處罰，或挨打或罰錢。老師製作兩塊小木牌上書“不要講方言”，交給幹部管理，若聽到某人講“方言”即登記名字把牌子交給他，此人再去抓下一個違法者送出牌子，以此類推，放學前看牌子落在誰手上，此人需受重罰。這種抓“替死鬼”的兒童遊戲本是逗趣的，但用在此處卻引發反效果：其一，破壞孩子間的單純情誼，人人變成支起耳朵“抓賊”的密探，抓人與被抓者立刻從朋友變成仇敵；其二，處罰方式過於嚴苛，尤其罰錢一節，對家境困窘的鄉下學童而言徒增驚恐，豈不害他回家被父母揍一頓；其三，嚴重斫傷孩子對母語的自信心與自尊心：為什麽不能講在家中跟阿公阿嬤阿爸阿母講的話？任何政策一旦以製造對立、仇敵為其推動之手段，必然遭到反撲，班上調皮男生在黑板上寫“懶覺”（音同閩南語“男生性器官”）、“高塞”（音同閩南語“狗屎”），大聲問：“這個怎麽念啊？怎麽念啊？”引發哄堂大笑，接著大聲念出：“懶覺懶覺，高塞高塞。”挑釁地問：“我有講方言嗎？有嗎？”這個運動後來下架了，因為有其他更重要譬如“保密防諜”運動必須推展。然而，傷害已然造成。我受命保管那兩塊木牌、登記違規者，變成受人討厭的“間諜”遭到欺負，此事較小，傷害鄉下孩童的母語自尊心茲事體大，它埋下的心理陰影與憎惡根須直接連到後來社會上的各種對立，繼而開花結果。兒時這一段“類政治”事件，影響我至深，我憎恨在自家社會裏製造對立借以獲利的人。
生長在偏鄉無書環境，文學閱讀經驗蒼白得可憐，國文課本成為最重要的養分來源。1973年，九年義務教育施行第五年，我上初中。新學期一開始，拿到的國文課本為我打開一個無法言說卻似曾相識的曼妙世界；後來從齊邦媛老師《巨流河》書中述及七十年代曾兼任編譯館教科書組主任而得知，“改革派”排除各方頑固勢力之阻撓進行教科書改革，將過去充斥“黨、政、軍”思維的文章拔掉，於1973年推出新版本國文教科書，我躬逢其盛念到這本具文學性的課本。重點就在文學性，不論文言白話，純真心靈受到文學啟蒙的那種震撼隻能用“天打雷劈”形容。嚴格說，我這一代受的仍是“黨國教育”餘緒，而且用的是抽除台灣成分的“超現實主義”養成法。我們為了考試熟背的各省山川、氣候、物產，沒有一樣在生活中看得到，卻對看得到的本地生活、台灣曆史一無所知。我們被要求“繼承”一個從未見過、龐大到必須動用所有背誦能力與想象力才能浮現腦海的“中國”，其地理、曆史、文學、文化，甚至精細到礦產、鐵路、河流……背得苦不堪言。在這種特殊的時代背景下，我的文學養成過程是一場“魔幻寫實”：精神世界裏一個形而上中國紮了根，與我父親那張北管曲盤所隱埋的種子、家族祭祀所傳遞的線索，盤根且錯節地決定了我的文化認同，而身為一個土生土長的農村子弟，土地泥性與語言情味決定了我的根柢。我曾經一度以為這兩股力量不兼容必須二擇一，然而，當我繼《月娘照眠床》之後進階探索“身世”課題、書寫《天涯海角》一書，研讀台灣曆史、追探家族旅路時，赫然領悟四麵環海的台灣不應該被海洋鎖住，反而應該發揚包山包海的“海洋氣魄”而非早年墾拓留下的“械鬥脾氣”才能開創新局。我永遠難忘沉浸於台灣墾拓史、宛如與先賢先祖對話所引動的那份感謝與感動，我的土地根性觸發我去想象“台灣人性格”應該包含什麽？答案就在這塊土地上，一座小島竟然擁有高山、平原、河川、海洋，我因此想象台灣人的性格裏必然包含：
一、高山精神。三萬六千多平方公裏的島上竟擁有二百六十九座海拔三千公尺以上高山，密度驚人，莊嚴高山、巍峨入雲，象征台灣人的精神世界。
二、平原體質。嘉南平原、蘭陽平原、花東縱穀平原……平原必須寬且厚才能肥沃，寬厚的土地不會拒絕任何一棵渴望紮根的種子，肥沃的土壤讓種子萌芽、開花結果。這意味著，族群包容與共榮。
三、河川思維。近一百三十條水係宛如血脈流淌，河川般的思維必須豐沛才能源遠流長，暗示我們的創意與活力也必須保持高度活躍狀態。
四、海洋氣概。海是向外擴展的，代表擁有國際化格局與行動力。
海洋帶我們的祖先來到這裏成為開基祖，海洋也將帶我們航向世界。
當我從地理特色去想象台灣人的性格內涵時，內心充滿澎湃的感情。山川湖海豈是不言不語？我因此感悟也定調成為堅信的理念：在這塊土地上，無論原住民、老住民、新住民，都是自己人，沒有外人。
進了中文係，原本用盡氣力背誦的那個“形上中國”迸裂粗殼，擺脫考卷桎梏，忽然間大放光明，釋放燦爛色彩、明亮光澤、金石聲音。至此，我滿心歡喜“繼承”這份祖產，吸取養分，茁壯創作。魔幻必須被寫實改良其品種，寫實必須被魔幻拓殖其版圖。
若問我，進中文係對創作有何影響？這問題可以有兩種答案，其一，毫無影響，多少優異作家並非中文係出身可為佐證；其二，影響深遠、幫助極大，尤其對詩與散文作者。
作家驅策文字為載體，承載情感與思想，表麵上看，我們使用的文字屬白話文，口說語與書麵語相近，“我手寫我口”，何須跟古人古文打交道？然而，“文字”如布料，也有“材質”之分，即使同一材質，亦有質感之別。若有倉頡再世新創一套拚音文字，自應另當別論，若仍然使用這套形音義三合一的中國文字，“文言”與“白話”不可能決然對切，因為文字宛如龐大有機體，於時間長河、社會變遷中自成麵目、體態、情韻，文白僅是使用上略分之詞，從未、亦不可能押來一群學者將文言、白話劃分清楚以茲立法推行，有文有白、忽文忽白、既文且白，皆是言說、書麵常態。硬要用年代切割文白，乃抽刀斷水之舉，文字之演進、變化自有路數，豈會因改朝換代而一夕翻臉？文章優劣，更與文白無關。對我而言，浸**古典之中，有機會見習千年來無數大師如何使用這一套獨特的文字係統創造偉大作品，如何像煉金術一般，將尋常文字錘煉至工藝境地，使之大放異彩。這套精工，延展了文字的美感，是以，通過時間之篩而藏諸名山的作品，讀之，皆能觀賞其字形排列而組成的體態之美，聆賞可朗誦的鏗鏘音韻，體會其張揚或隱喻的情味、意境與理趣。如此雄渾豪邁，如此繁複豐麗，如此雋永綿遠，當我沉浸其中，焉能不醉心？這種學習的影響是直接且深刻的，提升品位、深化情思、拓展思維、活躍悟性，簡言之，影響“鑒賞與開創”能力，最終影響的是，能否打造出“獨特的我”——請恕我武斷地說，不管是否從事創作，這個“獨特的我”就是“文學我”，隻有他有能力從人性中判讀神性，有能力將庸碌人生升華到文學境界。
雖說如此，我也必須平心而論，在中文係讀到的等同於故宮看到的都是“精致”瑰寶，若想解讀、鑒賞皆需花工夫學習，社會主流意見與大部分學生看重實用麵，語言文字，說清楚就好，文章，看懂就夠，並未覺知他們需要到古典寶庫追求那種“精致”。一個孩子，若從學齡開始蓄意阻斷其接觸古典的機會，我相信他仍會快樂地成長，也不會覺得失去什麽——不認識那個世界，怎會覺得失去那個世界呢？如何選擇，端看父母為他調配什麽食譜了。
古典本科訓練讓我打下基底，嗜讀西方經典小說戲劇則訓練了體能。雖然閱讀量不小，但我很早即意識到不能受大師影響而落入仿效之列，應建立自己的獨特性。然我不能否認，古典教我鍛煉文字、調理修辭、營造意境之功法，西洋作品則在潛移默化之中影響我的創作習慣：以“一本書”為基本單位進行某個主題的完整思考。從大學開始，我就不認為一本散文集隻是收攏在某段時間內所寫的各種文章而已。但在二十世紀六十、七十年代，我看到的書大多如此。
4.為什麽寫散文？
散文，易寫難工（也難攻）。既無法依附於西洋文學理論以壯軍容，也難以擺脫長期以來與讀者約定俗成的閱讀默契——認定作品是作者的人生現場實錄，“敘述者我”“作者我”“現實我”三合一。既如此，我為什麽還留在這裏？因為從現實經驗收攏來的故事柴薪，得自古典文學熏陶對文字美感與音色的著迷，先天喜歡諦聽與傾訴的情感體質，對生命意義與真理之思辨興趣，拓廣掘深加總在一起，最能開闔的文類就是散文。它滿足我敘事、抒情、寫景、造境、寓理的多重渴望，允許我保持學徒好奇心繼續開墾思維礦產、提煉思想結晶、開發書寫技藝。最重要是，散文作品裏藏著一個“理想我”——從字裏行間，仿佛可見其聲音、形貌、姿態，進而貼近其情感、氣質，聆賞其智識、慧性，追隨其節操，陶醉在那種性情與性格共感、文采與思想互鑄的獨特情境裏。這就是為什麽一旦一個讀者喜歡某位散文作家，幾乎會跟隨下去的原因：散文是同聲相求、心心相印的。這種透過作品而產生的作者與讀者宛如知交的情感共振，恐怕是別的文類不易有的。因此，當一個作家在現實上背叛他塑造的“理想我”，讀者也會毫不回頭地離開。
所有提筆人麵對稿紙或鍵盤的第一個問題：“寫什麽？”其答案往往決定了未來耕種的糧草。選擇什麽題材，跟作者的內在特質與人生經曆有關，隻要寫得精彩，本是各自茂盛之事，無須劃分高下。但我們也必須坦承，在競技場上、評論筆下，作品來自什麽樣的人生、選取何種題材，決定了在評審、評論者與讀者心中不等值的第一印象：攀登山峰、航行海洋的作品絕對比耕種一塊菜圃吸引人，攀崖受傷、海上風浪的經驗也比在菜園裏被虎頭蜂蜇到更具故事性。不可諱言，題材上占優勢的作品，較易受到肯定。
“好奇”是人的本能，易受“故事性”與“戲劇力”雙重文學荷爾蒙吸引，這種潛在特性加上當代社會急速翻轉、公共議題推陳出新的變化力道，使得題材選擇產生了巨大變化；性別議題、社會運動、勞資衝突、城市新貧階層等公共領域課題受到關注與讚揚，而抒情傳統漸次褪去。散文，有三大分支，抒情傳統、敘事路線、知識脈動，現今進入大敘事時代，相較之下，鋪寫人生凝結感悟、講究書寫技藝的抒情路徑與飽含知識濃度的知性散文，退居非主流位置了。
但散文也具有先天陷阱，易於瑣碎與自我重複，當生活經驗受限、書寫技巧嫻熟、思想定型，“重複之輪”即啟動。這是創作大忌，我保持警覺，堅持不重複。所以即使有些書獲得市場肯定，也絕不再續。
我一向走在非主流、難以歸類的路上，出版二十一本書，除了《跟阿嬤去賣掃帚》是童書，其餘皆為散文。然而，“散文”是個大概念，用血緣譬喻，不同混血產生不同麵貌。我嚐試過小品、詩化短文、劄記、散文極短篇、小說化散文。在主題寫作的要求下，根據題材與主旨擇定型式，架設全書結構，定位時空人事物，擬定情感基調、文字音色等敘述策略。這是我最鍾情的寫作方式，不管是十萬字或二十多萬字的一本書，它讓我完整地悠遊其中，享受數年寫作期間那種獨特的身心煎熬與形上歡愉，寫完常有被徹底掏空之感，近似分段生死。重新歸零的感覺即是自我突破的開始。終其一生，一個散文作者終究要被放在格局、書寫藝術與思想三張台麵上檢視，我戒慎恐懼。
尼采《悲劇的誕生》論希臘悲劇源自希臘的兩種藝術特質：太陽神阿波羅（Apollo）與酒神狄俄尼索斯（Dionysus），前者雍容肅穆，手持裏拉琴與金球，猶如太陽光芒萬丈照亮陰暗，展現知性與理智之美。而手握葡萄的酒神，象征生命源源不絕的活力，奔放沉醉其中，突破桎梏，展現風華奇美。若延伸其義用來理解人生奧義與創作活動亦能符合。前者是一種克製約束，後者是奔放暢流。借代此說，作品是作家體內太陽神與酒神二元對壘與調和的結晶。每一次尋覓新的寫作計劃，我總會陷入為時不短的醞釀期，麵對稿紙生出渴慕之情：“我的心，你要帶我去哪裏？你要告訴我什麽？”此心，是尋找最大震幅的共鳴之心。
人生是散文之母，我處理過的主題，當然跟個人經曆相關，而散文作家相較於其他文類，更容易直接或間接地在作品中體現時代背景、社會變遷。1987年解嚴、2000年第一次政黨輪替，這十多年間的台灣社會是最蓬勃也是最複雜的，各種力量破閘而出。我正好在這段時期踏入人生另一個階段，如果把婚育當作一條隱形換日線，婚後的我確實更警敏於曆史源流之追探、社會變貌之觀察。從“身世”二書《月娘照眠床》（1987年）、《天涯海角》（2002年），前者寫於婚前、後者成於婚後，可見出自我認同、視野與終極關懷已然不同。此外，“誕生之書”《紅嬰仔》、“教育之書”《老師的十二樣見麵禮》、“飲宴之書”《吃朋友》、“死蔭之書”《誰在銀閃閃的地方，等你》、“愛情與傷逝之書”《我為你灑下月光》，皆是在不同階段熔鑄閱曆、探勘社會之結果。
我樂於設想自己是埋伏在人生路口的一個獵人或是補夢者，冷靜中懷著熱情，仍然相信浪漫、追求美，從漫天煙塵裏看見飄浮的微光，那是人類精神文明永恒的真善美聖，我幻想自己滿載而歸。
在散文夢土上，我仍是個學徒，繼續尋覓自己的桃花源。我期盼抵達之時，等著我的是一陣芬芳的風。
我幻想著，有一天別人提起我，會說：“這個人是隻孤鳥，除了文學，沒有第二個江湖。”
我還活著，長途跋涉，獨自一人。
【注釋】
[1] 引自簡體版《鮑勃·迪倫詩歌集：地下鄉愁藍調》，陳黎、張芬齡、胡桑、胡續冬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