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在天津日本租界裏的所謂寓公生活
我從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三一年在天津的這段生活中，真可以說是充滿了腐朽、墮落、陰謀詭計和反動透頂的罪惡氣息。生活的主要來源是靠著存在外國銀行裏的民脂民膏，靠著和當時的地方軍閥對“清室莊園”土地的“坐地分肥”，靠著房閥吃房租的資本主義剝削方式，靠著把我從宮中盜竊出來的祖國人民寶貴文化遺產中的一部分賣給外國人，另外一部分則是自從我到了日本公使館之後，散居在國內各處的封建餘孽——遺老等都曾紛紛給我寄來了不少的錢而補助我那不勞而食的坐吃寄生生活。
此外，在天津這一段的“寓公”生活中，也可以肯定地說，始終都是在日本帝國主義分子的所謂“保護”和卵翼之下，數年如一日地一貫受著他們的衡量、考察、拉攏和培育。例如，我在天津的整個時期內，簡直是沒有一天不在受著由日本總領事館派來的日本警察及其走狗——日本租界的“華捕”的周密“保護”。他們都住在我的院內，不論我每次見什麽人，出門到哪裏去，所有的一切行動，無一不被記錄在他們的日記本子上，無一不是他們向日本總領事館做匯報的材料。所以，每當我外出的時候，必定有一個便衣日本警察形影不離地跟著。因此，我平日的一舉一動，日本帝國主義分子都知道得巨細無遺。
那時我在張園裏的排場，還是相當不小。供我使喚的仆人仍有幾十名之多，還有一個專門給我辦事的“遺老薈萃”之處，叫作“清室辦事處”的存在，還有北京的宗族人等輪流交替地赴天津我這裏來“值班”；不論是日本官吏還是軍官等在見我時，差不多還都是稱我為“皇帝陛下”，在我身旁的那些所謂“遜清遺老”以及他們的“克紹箕裘”的所謂“遺少”，並那些所謂的“王公大臣”之類，更都是逢年按節地麇集到這個張園來給我排班叩拜的了。不但如此，這一大批大的、小的、老的、少的封建餘孽，還經常把我的移居天津，叫作“天子蒙塵”，把張園呼作“行在”哩！就連到了一九三一年的時候，還是關起門來，在我的那個小小範圍內，公然使用著“宣統二十三年”的私年號呢。而我呢，也就是在這塊“別有天地”的迷茫幻境中，仍然自命為清朝的“第十代皇帝”。不過是，連我在內的這群封建殘餘分子，並不甘心於這種解嘲式的有名無實生活，為了要變虛為實，便和那些時代落伍者的其他封建餘孽，以及那些已經喪失了政治生命的失意政客、下台軍閥，並包藏禍心唯恐中國好起來的帝國主義分子，勾勾搭搭地結下了不解的冤緣。我就是在這種內外反動影響的複雜錯綜關係中，把我的狹隘“民族主義”思想和恢複祖業的迷夢以及仇視一切進步新事物的反動情緒，都緊密地結合到一起。結果是，我在那“隻見餌來不見鉤”的盲從與盲動的實際行動中，最終愈陷愈深地當上了甘心出賣自己祖國人民的“天字第一號”大漢奸。若不是幸而遇到了在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新中國，我不但早就成了帝國主義的“殉葬芻狗”，還得把那張漢奸皮一直披到棺材裏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