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来记

第二块血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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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原本打算将《格兰其庄园》作为我的朋友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丰功伟绩的最后一篇,并从此不再发表他的故事。之所以作出这个决定,并不是因为缺少素材,因为我还有关于几百个案例的记录从来没有写过;也不是因为读者对于这位卓越人物的非凡品格和独特方法逐渐失去了兴趣。真正的原因是福尔摩斯先生表示不愿意再继续发表他的经历。如果他还进行着实际的侦缉工作,这些关于他的成功案例的记录对他来说是有好处的,但是他已经彻底离开了伦敦,并且隐退到苏塞克斯的丘陵地带进行研究和从事养蜂,越来越讨厌声名远扬,并且强烈要求我尊重他在这个问题上的意愿。我对他说,我已经向读者承诺《第二块血迹》会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发表,而且用这样一个他所处理过的最重要的国际性案件作为全书的结尾和**,是最恰当不过的了。最后我终于得到他的同意,得以小心谨慎地将这个案件向大众公布。在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有一些细节可能显得不是十分清楚,请公众体谅我的保留是有充分的理由的。

有一年——甚至连具体的年代我都不能讲明,还请读者见谅——秋天的一个星期二的上午,有两位在欧洲享有盛誉的客人来到了我们在贝克大街的简陋住所。其中的一位外表严峻,长着高高的鼻梁以及鹰一般的眼睛,看上去极其威严,他就是著名的贝陵格勋爵,曾经两度担任英国首相。另外的一位则肤色黝黑,五官端正,举止文雅,虽然还不到中年,可是外形和气质看起来都相当有魅力。他就是特雷洛尼·侯普,负责欧洲事务的大臣,也是英国最有前途的政治家。他们二人并肩坐在我们那张堆满文件的长沙发椅上,从他们疲惫而且焦急的神色可以看出,他们到这里来是为了极其重要的事情。首相那双瘦削、青筋凸起的手紧紧地握着他的那把雨伞的象牙柄,那张憔悴、苦涩的脸看了看福尔摩斯又看了看我,流露出无限的忧愁。那位欧洲事务大臣也是心神不宁地捻着胡须,并不时地摆弄着表链坠。

“今天上午八点钟,我发现遗失了重要的文件,福尔摩斯先生,于是我赶忙告诉了首相。也是听从了他的建议,我们才决定一起来找您的。”

“您报警了吗?”

“没有,先生,”首相迅速、果断地说道——众所周知,他说话一向这样,“我们没有报警,而且我们也不可能这样做,因为从长远的角度来看,通知警察就意味着把文件遗失的消息公之于众,这是我们力求避免出现的情况。”

“为什么呢,先生?”

“因为涉及到的这份文件非常重要,一旦它被公之于众就会很容易——我几乎可以说就很有可能引起欧洲形势的复杂化,甚至说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完全取决于此也不过分。除非这份文件能够在绝对秘密的情况下被追回,否则还是不追回的好,因为盗窃文件的人就是为了要将文件中的内容公之于众。”

“我明白了。现在,特雷洛尼·侯普先生,如果您能够准确地告诉我文件到底是在什么情况下丢失的,我会非常感谢的。”

“这很简单,几句话就可以说清楚了,福尔摩斯先生。那封信是一位外国的君主寄来的,我们在六天之前收到。因为这封信事关重大,所以我不敢把它放在我办公室的保险柜里,而是每天晚上都把它带回到白厅住宅街我的家中,并把它锁在卧室的公文箱里。我敢肯定昨天晚上它还在那里,因为当我换衣服吃晚饭的时候,我曾经打开过那个公文箱,并且看见文件还在里面。可是今天上午文件就不见了。整个晚上,公文箱一直放在我的梳妆台的镜子旁边。我睡觉很轻,我的妻子也是如此,我们两个都可以肯定夜里没有人进入我们的房间。可是文件却真的不见了。”

“您在什么时候吃的晚饭?”

"7点半。”

“晚饭到睡觉之前有多长的时间呢?”

“我的妻子去看戏了,我一直等她回来。我们到了11点半钟才进卧室睡觉的。”

“那么也就是说,在那四个小时里没有人看守公文箱。”

“女佣可以在早上进入那个房间,在其他的时间里,只有我的贴身男仆和妻子的女仆可以进入房间,除此之外,任何人都不可以进入那个房间。这两个仆人都很可靠,跟着我们也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另外,他们俩也不可能知道在我的公文箱里放着比普通的部门公文更重要的东西。”

“谁知道有那封信呢?”

“家里的人都不知道。”

“您的妻子一定知道吧?”

“不,先生,直到今天上午丢了那份文件,我才和她提起这件事情。”

首相满意地点了点头。

“先生,我一直久仰您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首相说道,“我深信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情的保密问题会重于最亲密的家庭情感。”

这位欧洲事务大臣点了点头:“您过奖了,先生。今天早晨之前,我一直没有对我妻子提起这件事情。”

“她会猜出来吗?”

“不,福尔摩斯先生,她不会猜出来的,任何人都不会猜出来的。”

“您以前丢过文件吗?”

“没有,先生。”

“在英国还有谁知道这封信的存在呢?”

“昨天通知了内阁中的每一位成员有这样一封信,但是每天的内阁会议都要进行保密宣誓,而且在昨天的会议上首相还郑重地提醒了大家。天啊,想不到在几个小时之内我自己竟然丢失了这封信!”他那英俊的面孔由于绝望而**,他用手抓着自己的头发。一时间,我们看到了他真实的一面:冲动、激烈、非常敏感。随后他的脸上又笼罩上那种贵族般的神情,温和的声音也恢复了,“除了内阁的成员之外,还有两名——也可能是三名官员知道这封信。福尔摩斯先生,我可以向您保证除此之外在英国再也没有任何人知道这件事情了。”

“可是国外呢?”

“我相信除了写信的人以外,国外不会有人看过这封信。我深信写信的人没有通过他的大臣们——也就是说他没有使用通常的官方渠道。”

福尔摩斯考虑了片刻。

“现在,先生,我不得不特意问一下,这是一份什么文件?为什么它的丢失会造成这样重大的后果?”

两位政治家迅速地交换了一下眼色,首相的浓眉紧紧地皱了起来。

“福尔摩斯先生,那个信封又薄又长,是淡蓝色的。信是用红色的蜡封好的,上面还盖有蹲伏着的狮子的印记。收信人的姓名是用大大的、粗体字写的——”

“先生,”福尔摩斯说道,“您说的这些情况十分有趣,也极为重要,但是恐怕我的调查必须更加深入地追究事情的根源。那封信的内容到底是什么?”

“那是最最重要的国家机密,我恐怕不能告诉您,而且我以为这也没有必要。大家都说您很有本事,如果您能够发挥您的那些本事,就能够找到我描述的那个信封以及里面的信件。那样,您将有功于国家,我们也将给予您我们能够给予的最丰厚的奖赏。”

歇洛克·福尔摩斯面带微笑,站起身来。

“你们两位是这个国家最忙的人,”他说道,“而我也自己忙着自己的事情。我十分遗憾无法在这件事情上帮助你们,继续谈下去只是浪费时间。”

首相猛地站了起来,两只深陷的眼睛里射出令人生畏的目光,足以使全体内阁成员心生畏惧:“我不习惯这样,先生。”他开始这样说道,但是他还是强压住自己的怒火,并重新坐了下来。

我们静静地坐了几分钟,然后这位年迈的政治家耸了耸肩。

“我们必须接受您的条件,福尔摩斯先生。毫无疑问您是正确的,如果我们不完全信任您,就没有理由指望您采取行动。”

“我同意您的意见。”那位年轻的政治家说道。

“那么,我就完全信任您和您的同事华生医生的信誉,并将事情都告诉你们。我也相信你们有强烈的爱国心,对于这个国家来说,我简直无法想象还能有比这件事情暴露出来更加严重的灾难。”

“您可以放心地信任我。”

“这封信是某一位外国君主写来的,他对于我们国家最近在殖民地的发展感到恼怒。信是匆匆忙忙写成的,并且完全是他个人的意见,经调查他的大臣们并不知道这件事情。同时,这封信的措辞非常严厉,而且其中有一些语句还带着挑衅的色彩,毫无疑问,如果它被公之于众将会激怒整个国家的人民,引起极其危险的民族情绪。如果出现这种骚乱,我敢说不出一个星期,英国就会被卷入一场大规模的战争。”

福尔摩斯在一张纸条上写下一个名字,并把它递给了首相。

“没错,正是他。而且就是这封可能意味着几亿英镑的损耗以及数十万人的生命的信件,莫名其妙地丢失了。”

“您是否已经通知了写这封信的人呢?”

“是的,先生,已经发了一份密码电报。”

“或许他希望发表这封信。”

“不,先生,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他已经感到这样做十分不慎重,或者说简直就是头脑发热。如果这封信被公之于众,对他自己以及他的国家的打击要比对英国的打击更加严重。”

“如果是这样的话,公布这封信对哪些人有好处呢?为什么有人想要盗窃并且公布这封信呢?”

“福尔摩斯先生,您的问题把我带到国际政治的领域了,但是如果您考虑一下欧洲局势,就不难发现盗取这封信的动机。整个欧洲是一个全副武装的营垒,有两个势均力敌的军事联盟,而大不列颠保持中立,维持着它们之间的平衡。如果英国被迫和其中一个联盟交战,另外一个联盟无论参战与否都会处于上风。您明白了吗?”

“您讲得非常清楚。这样看来,得到并且公开这封信对这位君主的敌人有利,因为这样可以破坏发信人的国家和我们的国家之间的关系。”

“是的,先生。”

“如果这封信落到某个敌人的手中,他会把这封信交给谁呢?”

“交给欧洲任何一位大臣。此刻,它可能正乘着最快的列车赶往目的地。”

特雷洛尼·侯普先生把头低垂在胸前,并且大声地叹息着。首相和善地把手放在他肩上安慰他。

“这是你的不幸,我亲爱的伙计。没有人能够责怪你,因为你没有忽略任何防范措施。现在,福尔摩斯先生,您已经了解了全部的事实,那么您认为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呢?”

福尔摩斯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

“先生,除非找回那封信,否则就会爆发战争,您是这样认为的吗?”

“我认为很有可能是这样的。”

“那么,先生,请准备打仗吧。”

“这样说太残忍了吧,福尔摩斯先生。”

“请考虑一下这些情况,先生。可以想象,信不可能是在夜里11点半之后被偷走的,因为侯普先生和他的妻子从那个时候到发现信件丢失的这段时间内一直在房间里。那么信件肯定就是在昨天晚上7点半到11点半之间被偷走的,而且很有可能是在更早的时间里,因为把信偷走的人显然知道信在公文箱里,因此很自然地会尽早把它拿到手。先生,既然这么重要的一封信在那个时候就被偷走了,那么它现在会在什么地方呢?如果没人扣押这封信,它很快便会被传到需要它的人的手中。现在我们还有机会弄清它的下落吗?更不要说把它找回来了!我们已经无能为力了。”

首相从长沙发椅上站了起来。

“您说的完全合乎逻辑,福尔摩斯先生,我感到我们确实是无能为力了。”

“但是我们可以讨论一下,假设信是被女仆或是贴身男仆拿走的——”

“他们都是老佣人,并且都很可靠。”

“我记得您说过,您的卧室在三楼,从外面无法直接进入房间,而如果从房子里面进入您的房间,则肯定会被看到,那么肯定是房子里的人拿走了那封信。小偷会把信件交给谁呢?交给了一个国际间谍,或者是秘密特务,这些人的名字我都相当熟悉,有三个人可以说是他们的头儿。我首先要调查的就是他们是否还在他们原来的地方,如果有一个人失踪了——尤其是从昨天晚上开始就不见了——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些关于文件的去向的线索。”

“他为什么要消失呢?”欧洲事务大臣问道,“他完全可能把信送到各国驻伦敦的大使馆。”

“我想不会的。这些特务是独立进行工作的,而且他们和大使馆的关系通常都很紧张。”

首相点点头表示赞同。

“我相信您说得很正确,福尔摩斯先生,他一定会亲自将如此宝贵的东西送到总部。我想您建议的行动方案是非常正确的,同时,侯普,我们不可以因为这件不幸的事情而忽略了其他的职责。再见了,福尔摩斯先生,如果今天有任何新的进展,我们将会通知您,并且您也一定要告诉我们您的调查结果。”

两位政治家向我们告别后,心情沉重地离开了。

当我们尊贵的客人离开之后,福尔摩斯默默地点上烟斗,坐了一会儿并陷入了沉思。我打开晨报,全神贯注地读着一篇关于前一天夜里发生的骇人听闻的凶杀案报道。正在这时,我的朋友惊呼一声,站起身来,并把他的烟斗放在了壁炉架上。

“是的,”他说道,“只能这样着手解决,没有更好的办法了。情况十分危急,但是并非毫无希望。即使是现在,如果我们可以确定是谁拿走了这封信,可能信还在他的手中没有交出去。毕竟对于这些人来说,无非是钱的问题,而且我们有英国财政部做后盾。如果它在市面上出现,我就把它买下来——即使那意味着要花我们向国家缴纳的个人收入所得税。很有可能那个家伙会拿着这封信,看看这一方能出多少钱,然后再试一试另外一方出的价。只有那三个人敢玩这么大胆的游戏——就是奥伯斯坦、拉若泽和埃杜尔多·卢卡斯。我要去找他们每一个人。”

我扫了一眼手中的晨报。

“是格多尔芬大街的那个埃杜尔多·卢卡斯吗?”

“是的。”

“你见不到他了。”

“为什么?”

“昨天晚上他在家里被谋杀了。”

在我们冒险破案的过程中,我的朋友常常使我吃惊,而这一次当我意识到我完全使他大吃一惊的时候,心中不免有几分得意。他惊讶得目瞪口呆,然后把报纸从我的手中夺了过去。下面就是他从椅子上站起来的时候,我正在读的那一段。

威斯敏斯特谋杀案

昨晚在格多尔芬大街16号发生了一起神秘的谋杀案。格多尔芬大街位于泰晤士河以及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之间,毗邻国会大楼,老式的街道两旁都是18世纪的旧式住宅,埃杜尔多·卢卡斯先生在这幢小巧精致的楼房已经居住了多年。他在社交界十分有名,因为他具有迷人的个性魅力,而且还享有英国最佳业余男高音的盛名。卢卡斯先生,未婚,现年34岁,家中有一名上了年纪的女管家普林格尔太太和一名叫作米尔顿的贴身男仆。女管家睡觉很早,就住在房子的顶层。案发当天的晚上,他的贴身男仆外出到汉莫尔斯密斯去探望一位朋友。晚上10点钟以后,家中就只有卢卡斯先生一人。在这段时间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尚不清楚,但是在11点三刻,巴瑞特警员巡逻经过格多尔芬大街的时候,发现16号的大门半开着。他敲了敲门,没有人答应。他看到前面的房间里有灯光,就走进走廊里敲了敲门,可是仍然没有动静,于是他推开门走了进去。房间里乱七八糟,家具几乎全部被掀到了房间的一侧,一把椅子倒在房间的中央。死于非命的房主倒在这把椅子的旁边,一只手仍然抓着一只椅子腿。他被刺中心脏,当场毙命。杀人的刀子是一把印度弯匕首,是原本挂在一面墙上作为装饰用的东方武器战利品中的一件,被扯下来用作了杀人凶器。犯罪的动机似乎不是抢劫,因为房间里的贵重物品并没有丢失。埃杜尔多·卢卡斯先生很有名,也很受欢迎,他悲惨而离奇的死亡一定会引起众多朋友的深切关心和同情。

“华生,你认为这是怎么一回事?”福尔摩斯停了很长时间,然后问道。

“这是一个惊人的巧合。”

“一个巧合!这是我们提到的可能在这部戏剧中出现的三个人物之一,而且就在戏剧上演的时刻,他却暴死。这不大可能会是巧合,但是现在没有证据说明这一点。不,我亲爱的华生,这两件事情是有联系的——肯定是有联系的。我们要做的就是找出它们之间的关系。”

“但是现在警察一定全知道了!”

“不会是全部。他们只知道他们在格多尔芬大街看到的情况,至于在白厅住宅街发生的事情,他们现在肯定不知道,而且将来也不会知道,只有我们对于两件事情都知道,并且能够弄清楚这两件事情之间的关系。不管怎样,有一点很明显的地方使我怀疑卢卡斯。威斯敏斯特教堂区的格多尔芬大街到白厅住宅街步行只需要几分钟的时间,而我所提到的另外两个秘密间谍都住在伦敦西区的尽头。因此,卢卡斯比其他二人更容易与欧洲事务大臣的家人建立联系,或者从那里得到消息。这只是一个很小的细节,但是在作案时间只有几小时的情况下,这一点也许就是至关重要的了。啊呀!是谁来了?”

哈德森太太端着托盘走了进来,托盘里有一张女士的名片。福尔摩斯看了看名片,眉毛一扬,然后把名片递给了我。

“请希尔达·特雷洛尼·侯普夫人上楼来。”他说道。

片刻之后,我们这间陋室,在那天早上已经接待了两位大名鼎鼎的客人之后,又幸运地迎来了伦敦最可爱的女士。我久仰贝尔敏斯特公爵小女的美貌,可是没有相关的描述,也没有黑白照片,所以使我面对她的娇柔、美艳时没有丝毫的心理准备。然而,我们在那个秋天的早晨见到她时,她让我们最先注意到的并不是她的美丽。她的双颊虽然十分可爱,但是由于激动而显得苍白;双眼虽然明亮,却流露出紧张与不安;薄薄的嘴唇为了控制自己的情绪,也紧紧地闭拢着。当她站在门边的时候,最先映入我们眼帘的不是她的美丽,而是她的恐惧。

“我的丈夫来过这里吗,福尔摩斯先生?”

“是的,太太,他来过这里。”

“福尔摩斯先生,我请求您不要告诉他我来过这里。”

福尔摩斯冷冷地点了点头,并且示意她坐下。

“夫人,您使我的处境很为难。请您坐下并告诉我您有什么要求,不过我恐怕不能无条件地答应一切。”

她走到房间另一边,背对着窗户坐下来。那是女王一般的风度,高挑、优雅,而且极富女性的魅力。

“福尔摩斯先生,”她说道——说话时,她的两只戴着白手套的手时而握在一起,时而松开——“我愿意对您开诚布公,同时希望您对我也能够坦率相对。我和我的丈夫在所有的事情上都是完全互相信任的,只有一件事情例外,那就是政治问题。在这方面,他总是守口如瓶,什么也不告诉我。现在,我知道了我们家中昨天夜晚发生了极为不幸的事情——丢失了一份文件。但是因为这是一个政治问题,我的丈夫拒绝对我说出全部的事情。现在,这件事情很重要,我是说非常重要,我应该彻底地了解这件事情。除了这几位政治家之外,您是唯一了解真实情况的人。所以我请求您,福尔摩斯先生,请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以及它可能导致什么样的结果。请告诉我全部的情况,福尔摩斯先生,请您不要出于对我丈夫的考虑而保持沉默,我可以向您保证,只有充分相信我,他的利益才能够得到最好的保证,这一点他会明白的。被偷走的这份文件是什么文件呢?”

“夫人,您问的是我不可能说的。”

她叹了一口气,并用双手遮住了脸。

“您必须明白我只能这样做,夫人。如果您的丈夫认为您对这件事情最好毫不知情,那么我又怎么可以告诉您他所保留的情况呢?我是在宣誓保守职业秘密的条件下,才得知这件事情的真实情况的,所以您不能来问我,他本人才是您应该问的人。”

“我已经问过他了,我到这里是因为已经无计可施了。既然您不肯告诉我确切的情况,福尔摩斯先生,那么您是否能够给我一点儿启发呢,这样对我也会很有帮助的。”

“什么启发呢,夫人?”

“我丈夫的政治生涯是否会因为这件事而受到严重影响?”

“嗯,夫人,除非这件事情得到恰当的解决,否则确实会带来不幸的影响。”

“啊!”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好像疑惑全部得到了解决似的。

“还有一个问题,福尔摩斯先生。这件事情发生之后,我从我丈夫的话中感到这份文件的丢失可能会在社会上引起可怕的后果。”

“如果他是这样说的,我当然不会否认。”

“丢失文件造成的后果是什么性质的呢?”

“不,夫人,您问的又超过了我能够回答的范围。”

“那么我不再耽误您的时间了。我不会责怪您没有坦诚地对我说更多的情况,福尔摩斯先生,而且我相信您也不会说我不好,因为我想要分担他的忧虑,尽管他不希望如此。我再一次请求您不要对他说我来过这里。”

她在门口回头看了我们一眼,她那美丽而又焦虑的面容、惊恐的目光以及紧闭着的嘴再一次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后她走出了房门。

“啊,华生,女性属于你的研究范畴,”福尔摩斯微笑着说道。随着前门砰的一声,裙子摩擦的沙沙声越来越小,然后完全消失了。“这位漂亮夫人在玩儿什么把戏呢?她的真正意图是什么呢?”

“她已经讲得很清楚,而且她的焦虑也是人之常情。”

“嗯!想一想她的表情,华生——她的举止、她压抑着的激动、她的焦虑不安以及她问问题时的固执。要记住,她是出身于一个不轻易表露感情的社会阶层。”

“她的样子的确是很激动。”

“还要记住,她向我们保证说只有她了解了全部的情况,才能够最好地保护她丈夫的利益,她说话时的那种恳切十分奇怪。她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呢?而且你一定已经注意到了,华生,她设法使阳光只照到她的背部,因为她不想让我们看到她面部表情的细微变化。”

“是的,她特别挑了房间里那把背光的椅子坐下。”

“女士的心理活动是难于理解的。你还记得马尔盖特的那位女士吧,当时我怀疑她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她的鼻子上没有擦粉——这一点最终成了解决问题的关键。所以,你不能轻信她们——她们的一个十分微小的举动可能含义很深,一支发夹或者一把卷发火剪就可能意味着最不同寻常的举动。好了,再见吧,华生。”

“你要出去?”

“是的,我要到格多尔芬大街和我们苏格兰场的朋友们一起消磨今天上午的时间。埃杜尔多·卢卡斯是解决我们问题的关键,尽管我必须承认我还不清楚应该以什么样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没有事实依据就下结论是极其错误的。请你守在这里,我的好华生,并接待任何新来的客人。如果可能,我会回来和你一起吃午饭。”

那一整天以及第二天和第三天,福尔摩斯一直默默不语,了解他的人知道他是在沉思默想,而其他的人则会认为他很郁闷。他跑出跑进,不停地吸烟,拿起小提琴拉两下又丢开,不时地陷入冥想,不按时吃饭只是随便嚼几口三明治,而且几乎不回答我提出的问题。显然,他的调查进行得并不顺利。他对于这个案件只字不提,我只是从报纸上才得知一些案件审讯的细节以及死者的贴身男仆约翰·米尔顿被逮捕但是随后又被释放的消息。验尸陪审团提出申诉说这是一件蓄意谋杀案,但是弄不清楚案情以及当事人。看不出任何的杀人动机:房间里摆满了贵重物品,但是都丝毫未动。死者的文件也没有被翻动的迹象。警方详细地检查了这些文件,发现他热衷于研究国际政治问题,喜欢不知疲倦地闲谈,同时也是一个出色的语言学家,并且往来的信件很多。他和几个国家的主要领导人都过往甚密,但是从他抽屉里的文件中没有发现任何值得怀疑的地方。至于他和女人的关系,看上去似乎很混杂,但是都交往不深。他认识许多女人,但是朋友很少,也没有一个为他所爱。他没有特殊的生活习惯,行为也很循规蹈矩。他的死亡很有可能会成为一桩难以侦破的悬案。

至于逮捕他的贴身男仆约翰·米尔顿,那也是跟没逮捕一样,因为对他的怀疑无法成立。在案发那天的晚上,他去汉莫尔斯密斯看望朋友,案发时不在现场的证据十分充分。的确,从他动身回家的时间推算,他应该在这桩谋杀案被发现之前到达威斯敏斯特。但是他解释说由于当晚夜色很好,他在回家的途中步行了一段。这种情况也是很有可能的,所以事实上,他十二点钟到家,并且被这件意外的惨案吓得惊慌失措。他和他的主人关系一直很好。在这个贴身男仆的箱子里发现了死者的几件物品——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一盒刮脸刀,但是他解释说那是死者送给他的礼物,而且管家也证实了这个情况。米尔顿为卢卡斯工作已经有三年了,值得注意的是卢卡斯没有带米尔顿去过欧洲。有的时候他自己会在巴黎一连住上三个月,但是米尔顿却被留下照看格多尔芬大街的房子。至于那位管家,在案发那天的夜里她什么也没有听到。如果有客人来拜访她的主人,也是主人自己去请进来的。

我关注着报纸上关于这桩案件进展的报道,一连三天这桩谋杀案一直悬而未决。可能福尔摩斯知道更多的情况,可他没有说。但是,他告诉我莱斯特雷德警官已经把关于这桩案件的全部情况都告诉他了,所以我相信他能够迅速地掌握案件的任何进展。第四天,报纸上登载了一份从巴黎拍来的很长的电报,这份电报似乎解决了全部的问题。

巴黎警方获得的最新发现〔据《每日电讯报》报道〕可以揭开埃杜尔多·卢卡斯先生的惨死之谜。卢卡斯先生于本周一的夜间在威斯敏斯特的格多尔芬大街自己的家中惨遭杀害。读者们或许还记得,死者被发现死于自己的房间里,而且他的贴身男仆受到了怀疑。但是经查证,他的男仆有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据,因而又被释放。昨日有几名仆人向警察当局报告他们的主人,也就是居住在奥地利街一幢小别墅中的亨利·弗尔那依太太精神失常了。检查显示她的确患了危险的、永久性的躁狂症。据调查,弗尔那依太太本周二刚刚从伦敦回来,而且有证据表明她与威斯敏斯特的凶杀案有关。经过对照片进行比较,最后证实M.亨利·弗尔那依与埃杜尔多·卢卡斯事实上是一个人。死者由于某种原因,在巴黎和伦敦过着双重的生活。弗尔那依太太是克里奥尔人,容易激动。她过去曾经因为忌妒而攻击他人,并进而转为癫狂。据估计,病人可能是在癫狂发作的时候,制造了这起轰动整个伦敦的凶杀案。目前尚未查清她在周一晚间做了什么,但是毫无疑问的是,在星期二的清晨,查林十字街火车站有一名容貌酷似她的妇女,由于外貌奇异、举止狂暴而引起了众人的注意。因此,她很有可能是在精神错乱的情况下杀了人,或者是由于行凶杀人而造成了精神失常。目前,她尚不能连贯地叙述过去发生的事情,并且医生们认为她恢复理智是没有希望了。有证据表明,在本周一的晚上,有人看到一位女士在格多尔芬大街上曾经一连几个小时凝视着那栋房子,她可能就是弗尔那依太太。

“对于这段报道,你怎样看呢?”当他吃完早饭的时候,我把这段报道读给他听。

“我亲爱的华生,”他站起身来,在房间里来回踱步并说道,“你还真能忍耐。我在过去的三天里没有告诉你任何情况,那是因为我没有什么情况可以告诉你。现在,即使这份从巴黎来的电报对我们也没有多大用处。”

“至少对于卢卡斯的死有了一个交代吧?”

“我们真正的任务是找回文件并避免欧洲陷入一场浩大的灾难。与此相比,卢卡斯的死只是一个意外——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过去三天里发生的唯一一件重要事情就是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我几乎每小时都会收到一份政府方面的报告,而且可以肯定的是整个欧洲目前没有出现任何麻烦的迹象。现在,如果这封信丢失了——不,它不可能是丢失了——但是如果没有丢失,它会在哪里呢?谁拿着这封信呢?为什么要扣押这封信呢?这个问题真像是一把锤子,日夜敲击着我的脑子。卢卡斯在信件丢失那天的夜里被害,这真的是一个巧合吗?他有没有收到过那封信呢?如果他收到了,为什么信不在他的文件里呢?是不是他那疯狂的妻子把信拿走了呢?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封信是不是在她在巴黎的家中呢?我怎样才能够在不引起巴黎警方怀疑的情况下查找那封信呢?在这个案子上,我亲爱的华生,不仅罪犯对我们来说是危险的,法律也是如此。所有的人都在妨碍我们,然而这件事情又事关重大。如果我能够成功地解决这个案件,那肯定会成为我事业上最光辉的成就。啊,这是从前线传来的最新情况!”他匆忙地看了一眼刚刚交到他手中的来信。“嘿!莱斯特雷德好像已经查到了重要的情况。戴上你的帽子,华生,我们要一同走到威斯敏斯特去。”

这是我第一次到犯罪现场——这是一幢高高的、有一些阴暗的房子,整幢屋子的中部比较狭窄,但是整体看起来整洁、匀称、坚固,透着一股18世纪的风格。高大的莱斯特雷德正从前面的窗户往外张望着,然后当一个高个子警察打开门,请我们进去的时候,莱斯特雷德走上前来,热情地和我们打招呼,把我们带进了发生谋杀的那个房间。但是除了地毯上有一块难看的、形状不规则的血迹以外,什么痕迹都没有了。这是一小块方形的粗毛地毯,摆在房间的正中央,四周是由小块的方形木块拼成的美丽的旧式地板,而且地板擦得十分光亮。壁炉的上方摆满了精美绝伦的武器战利品,其中的一件在案发那天的晚上被用作了杀人凶器。靠近窗户放着一张豪华的写字台,房子里每一件摆设、油画、小地毯以及墙上的装饰品,无不显示出主人的奢华,但有些女性化。

“看到巴黎的消息了吗?”莱斯特雷德问道。

福尔摩斯点了点头。

“这一次,我们的法国朋友似乎抓住了问题的要害。毫无疑问,事情的真相正如他们所说的那样。她在敲门——我猜这是意外的来访,因为他以两个身份过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他不能让她待在街上,所以开门让她进去了。弗尔那依太太告诉卢卡斯她是如何找到了他,并且责备了他。事情就这么发展着。最后,墙上那把匕首被派上了用场,并很快结束了这一切。但是被害人并不是一下子就被刺死的,因为这些椅子全部都倒在了那边,而且他的手里还抓着一把椅子,好像是想用椅子挡开她的匕首。看来事情已经很清楚了,就像我们亲眼见证了整个过程。”

福尔摩斯扬了扬眉毛。

“那么,你为什么还要找我呢?”

“啊,是的,那是另外一件事情——只是一件小事,但是是您感兴趣的那种事情——它非常奇怪,您可能会用怪异来形容,但这和主要的事实没有任何关系——至少从表面上看起来不可能有关系。”

“那么,是什么事情呢?”

“嗯,您知道,这一类案件发生之后,我们总是小心翼翼地保持犯罪现场的物品原封不动。这里没有任何物品被移动过,白天和夜里都有警员在这里看守。今天上午,我们把这个人埋葬了,而且调查也结束了——至少就这个房间而言——我们认为可以把它打扫一下。这块地毯,您可以看到,并没有被固定在地板上,只是摆在那里。我们碰巧掀了一下地毯,并且发现——”

“什么?你们发现——”

福尔摩斯的面部表情由于焦急而变得十分紧张。

“嗯,我敢说您猜一百年也猜不出我们发现了什么。您看到地毯上的那块血迹了吧?好的,大部分血迹已经把地毯浸透了,应该是这样吧?”

“毫无疑问,肯定是那样的。”

“嗯,可是白色的木地板上却没有相应的血迹,听到这一点,您一定感到很奇怪吧?”

“没有血迹!可是,肯定——”

“尽管您说肯定应该有,可是事实是那里没有血迹。”

他用手握住地毯的一角,把它翻了过来,以便证实事实确实像他所说的那样。

“但是地毯的下面和上面都沾上了血迹,地板上肯定会留有痕迹的。”

莱斯特雷德看到他居然把这位出名的专家弄得迷惑不解,因而高兴得哧哧笑了起来。

“现在,我来给您看谜底。确实有第二块血迹,但是和第一块血迹的位置不一致。您自己看一看吧。”他一面说着,一面把地毯的另一侧掀开,的确,在老式地板白色方形的表面上露出一片紫红色的血迹,“您怎么看这件事情呢,福尔摩斯先生?”

“嗯,这很简单,这两块血迹本来确实是对应的,但是有人转动了地毯。由于地毯是方形的,而且没有钉住,所以很容易转动。”

“福尔摩斯先生,我们的官方警员不需要您来告诉我们地毯肯定是被人转动过了,这是很明显的,因为地毯上的血迹是应该正好盖住地板上的血迹的——如果你是这样摆放的话。但是我想要知道的是,谁移动了地毯以及为什么?”

我从福尔摩斯那有一些僵硬的神情上看出他的内心此时一定十分激动。

“嗨,莱斯特雷德,”他说道,“走廊中的那位警员是不是一直看守着这个现场呢?”

“是的。”

“好的,请按照我的建议去做,仔细地盘问一下他,不过不要当着我们的面盘问。我们就在这里等着,你把他带到后面的房间里,单独和他谈一谈,或许他更有可能承认。问问他怎么居然敢让别人进来,而且还把他单独留在这个房间里。不要问他是不是让人进来了,你就理所当然说你知道有人进来过了。给他一些压力,告诉他只有完全坦白才有可能得到原谅。一定要按照我说的去做!”

“天哪,只要他知道,我就一定会问出来的!”莱斯特雷德大声说道。他冲进大厅,不久后面的房间就传来了他大声拷问的声音。

“现在,华生,就是现在!”福尔摩斯兴冲冲地说道。他那冷漠表情掩饰下的惊人力量突然迸发了出来。他把粗毛地毯从地板上掀起来,并且立即趴在地板上,用手指去抠地毯下面的每一块方木板。当他的指甲挖进其中一块木板的边缘时,那块木板活动了。它像箱子盖一样,从有折页的地方向上翻起,下面出现了一个小黑洞。福尔摩斯急切地把手伸了进去,但是抽回手的时候,他既生气又失望地咆哮了一声。洞里面是空的。

“快,华生,快!把地毯放回原处!”我们刚刚扣上那块木板,并把那块粗毛地毯放好,就听到走廊里传来了莱斯特雷德说话的声音。他看见福尔摩斯无力地靠着壁炉架站着,看上去听天由命很有耐心,并且用手尽力遮住想打哈欠的嘴巴。

“对不起,让您久等了,福尔摩斯先生,我看得出整件事情把您烦得不得了。啊,他已经承认了,很顺利。到这里来,麦克弗尔逊,让这两位先生听听你做的最不可原谅的事情。”

那个高个子警察,满脸通红,一脸后悔的样子,轻轻地走进房间。

“我没有想做什么坏事,先生。昨天晚上,一位年轻的女士走到大门前——她弄错了门牌号码,然后我们就谈了起来。一个人整天在这里值班,实在很寂寞。”

“那么,后来怎样了呢?”

“她想看一看凶杀的现场——她说她在报纸上看到了报道。她是一位很体面、说话很文雅的年轻女士,我想让她看一下不会有什么问题。当她看到地毯上的血迹的时候,立刻就晕倒在地板上,躺在那里像死了一样。我跑到后面去弄了一些水来,但是没能让她醒过来。于是,我就到拐角的‘常春藤商店’买了一些白兰地,可是等我拿着白兰地回来的时候,那位年轻的女士已经醒过来,并且走掉了——我想她可能是感到不好意思,而且不愿意再见到我。”

“那块地毯怎么会被移动了呢?”

“啊,先生,我回来的时候,地毯的确是被弄皱了。你看,她倒在地毯上,而地毯贴着光滑的地板又没有被固定住。后来我就又把地毯抻直了。”

“这对你是一个教训,你欺骗不了我,麦克弗尔逊警员。”莱斯特雷德威严地说道,“毫无疑问,你认为你玩忽职守是不会被发现的,但是我一看到地毯马上就知道有人到房间里来过了。没有丢失什么东西,这是你的运气,不然的话,你一定会发现自己深陷困境的。对不起,为了这样一件小事把您请来,福尔摩斯先生。不过,我觉得地毯上的第一块血迹和地板上的第二块血迹不重合或许会引起您的兴趣。”

“当然,这个情况非常有趣。这位女士只来过一次吗?”

“是的,先生,只有一次。”

“她是谁?”

“我不知道她的名字,先生。她看了广告要应聘打字员,结果走错了门。她是一位举止很文雅,看起来像上流社会的年轻女士。”

“个子高吗?漂亮吗?”

“是的,先生,她是一位长得很好看的年轻女士,我想您可以说她漂亮,也许有人会说她长得十分漂亮。‘哦,警官,请让我看一眼吧!’她是这样说的。您大概会说,她很机灵,很会哄人,可我以为只让她从门口探头看一看不会有什么问题。”

“她的穿着怎样?”

“很素雅,先生——她穿了一件拖到脚面的披风。”

“那是在什么时间?”

“当时天刚刚黑。当我买白兰地回来的时候,人们正在点灯。”

“很好,”福尔摩斯说道,“来吧,华生,我想我们在别的地方还有更加重要的事情要做。”

我们离开那幢房子的时候,莱斯特雷德仍然在前面的那个房间里,那位悔过的警察给我们开了门。福尔摩斯站在台阶上,转过身来,手里还拿着一件东西。这位警员目不转睛地望着。

“天啊,先生!”他大声地说道,脸上露出诧异的神色。福尔摩斯把手指贴在嘴唇上,示意他不要说话,然后又伸手把这件东西放进胸前的口袋里。当我们走到街上的时候,他放声大笑。

“妙极了!”他说道,“来吧,我的朋友,最后一场的序幕已经拉开了。你放心吧,不会爆发战争,特雷洛尼·侯普阁下的光辉前程不会遭受挫折,那位不慎重的君主也不会因为这封信而受到惩罚,首相更不必担心欧洲情况会复杂化。只要我们用一点儿策略和方法,没有人会因为这件有可能酿成大祸的事情而遭受半点儿损失。”

听到这些,我的心中充满了对眼前这个非凡人物的敬仰之情。

“你把问题解决了?”我大声说道。

“还不能那样说,华生,还有几点疑问仍然没有弄清楚。但是我们了解的情况已经够多的了,如果我们还是弄不清楚其他问题,那只能怪我们自己了。现在我们要直接去白厅住宅街,把事情了结一下。”

当我们来到欧洲事务大臣的官邸的时候,歇洛克·福尔摩斯要见的却是希尔达·特雷洛尼·侯普夫人。我们被领进了晨间起居室。

“福尔摩斯先生,”这位夫人愤慨地红着脸说道,“您这样做,实在是太不公平,太不大度了。我已经解释过了,我希望把我对您的拜访保密,免得我的丈夫认为我在干涉他的事情。可是您却到这里来,这不是出卖我吗?这下子人人都知道我们有事务联系了。”

“可不幸的是,夫人,我没有别的办法。我接受委托要找回这封极其重要的信件,因此我只能请求您,夫人,把信交到我的手中。”

这位夫人突然站了起来,她那美丽的脸庞骤然失去了红润的颜色。她的眼睛凝视着前方——她的身体摇晃起来——我以为她要晕倒了。然而她竭力使自己保持镇定,一时间强烈的愤慨和惊异赶走了她脸上的其他表情。

“您——您在侮辱我,福尔摩斯先生。”

“请冷静一些,夫人,您这样是没有用的。您还是把那封信交出来吧。”

她向呼唤仆人的手铃奔去。

“管家会带您出去的。”

“不要摇铃,希尔达夫人。如果您摇铃的话,那么我所有的为了避免流言蜚语而做的努力都将付之东流。您交出那封信,然后一切都会解决。如果您和我合作,我可以把一切都安排好;如果您不合作的话,那么我只能揭发您。”

她无所畏惧地站在那里,显得非常威严。她的眼睛盯着福尔摩斯的眼睛,好像能够读懂福尔摩斯的心思。她的手放在手铃上,但是她还是克制着自己没有摇。

“您想吓唬我。您到这里来威胁一个妇女,这可不是绅士应该做的事情,福尔摩斯先生。您说您知道一些情况,您知道的是什么呢?”

“请您先坐下,夫人。如果您摔倒了,那会伤着自己的。除非您坐下,否则我就不说。谢谢。”

“我给您五分钟,福尔摩斯先生。”

“一分钟就足够了,希尔达夫人。我知道您去过埃杜尔多·卢卡斯那里,知道您把那封信给了他,也知道您昨天晚上又巧妙地去过那个房间,而且我还知道您是怎样从地毯下面的隐蔽处取出了那封信。”

她盯着福尔摩斯,脸色灰白,喘了两口大气才说出话来。“您疯了,福尔摩斯先生——您疯了!”她最后终于大声说道。

他从口袋中取出一小块硬纸片。这是从肖像上剪下来的一位女士的脸部。

“我一直带着这个,因为我想它或许会有用,”他说道,“那位警员已经认出了它。”

她叹了一口气,回身靠在椅子上。

“好了,希尔达夫人。信在您的手中,一切还为时不晚。我不想给您找麻烦,我把那封丢失的信还给您丈夫,我的责任就完成了。接受我的建议,并且对我说实话。这是您最后的机会。”

她真是勇气可嘉,事已至此,还不想承认失败。

“我再和您说一遍,福尔摩斯先生,您简直是荒谬极了。”

福尔摩斯从椅子上站起身来。

“我为您感到遗憾,希尔达夫人。我为您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我看这一切都是徒劳的了。”

福尔摩斯摇了一下铃,管家走了进来。

“特雷洛尼·侯普先生在家吗?”

“先生,他12点三刻回来。”

福尔摩斯看了看他的表。

“还有一刻钟。”他说道,“很好,我要等候他回来。”

管家刚一走出屋门,希尔达夫人便跪倒在福尔摩斯的脚下。她伸出两手,仰视着福尔摩斯,眼里满含泪水。

“哦,饶恕我吧,福尔摩斯先生!饶恕我吧!”她苦苦哀求道,“看在上帝的分儿上,不要告诉他!我太爱他啦!不想给他的生活蒙上阴影,可是我知道这件事情会伤透他的心。”

福尔摩斯扶起这位夫人,“谢谢您,夫人,您终于在最后一刻醒悟了!再也不能浪费时间了。信在哪里?”

她急忙走到一张书桌旁,拿出钥匙打开抽屉,取出一个长长的、蓝色的信封。

“信在这里,福尔摩斯先生。我可以对天发誓,我没有拆开看过里面的内容。”

“我们怎样把信放回去呢?”福尔摩斯嘀咕着,“快,快,我们一定要想个办法!公文箱在哪里?”

“还在他的卧室里。”

“运气不错!快,夫人,把它拿到这里来!”

过了一会儿,她的手里拿着一个红色的扁扁的箱子走来了。

“您以前怎样打开它的呢?您有一把完全一样的钥匙?是的,您当然有。打开箱子!”

希尔达从怀里取出一把小钥匙。箱子开了,里面塞满文件。福尔摩斯把这个蓝色的信封塞到文件中间的深处,并夹在其他一些文件的活页中。箱子被关上、锁好之后,夫人又把它送回到卧室里。

“现在一切就绪,我们只需要等候您的丈夫回来了。”福尔摩斯说道,“我们还有十分钟。我费了很多气力来保护您,希尔达夫人,作为回报,您应该用这十分钟坦率地告诉我,您做这件不同寻常的事情的真正目的是什么?”

“福尔摩斯先生,我会把一切都告诉您,”这位女士哭着说道,“哦,福尔摩斯先生,我宁愿把我的右手切断,也不希望让我的丈夫有片刻的悲痛!整个伦敦城没有谁像我这样深爱着我的丈夫。可是如果他知道了我所做的一切——尽管我是被迫这样做的——他也决不会原谅我的。因为他的名望很高,所以不会忘记或者原谅别人的过失。您一定要帮助我,福尔摩斯先生!我的幸福、他的幸福以及我们的生命全部处在危险之中!”

“快讲,夫人,时间不多了!”

“问题出在我的一封信上,福尔摩斯先生,是我结婚之前写的一封轻率的信——那是一封愚蠢的信,是我在感情冲动的时候写下的。我的信没有恶意,可是他会认为那是罪恶的。他如果读了那封信,他对我的信任就会完全被摧毁。事隔多年,我以为整个事情都已经被遗忘了。可是后来这个家伙,就是卢卡斯告诉我说信在他的手中,并且说他要将信交给我的丈夫。我恳求他宽大为怀,他说只要我从我丈夫的公文箱里取出他描述的那封信并交给他,就可以把我的信还给我。他在我丈夫的办公室安插了间谍,是那个间谍告诉了他有这样的一封信,他向我保证我的丈夫不会因此而受到损害。请您设身处地地为我想一想,福尔摩斯先生!我应该怎么办呢?”

“向您的丈夫坦白一切。”

“我不能,福尔摩斯先生,我不能!我有两条路可走:一条路是必定无疑的毁灭,而另外一条路是去拿我丈夫的文件,这同样是一件十分可怕的事情。可是对于一个政治事件,我丝毫不清楚它的后果,而对于爱情和信任的重要性,我却十分清楚。我拿了文件,福尔摩斯先生!我取了他钥匙的压痕。这个家伙,卢卡斯,给了我一把复制的钥匙。我打开了他的公文箱,取出了那份文件并且把它送到了格多尔芬大街。”

“在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夫人?”

“我按照约定敲门,卢卡斯打开了门。我随着他走进了他的房间,并将身后大厅的门留了一个缝,因为我害怕和这个人单独在一起。我记得我进去的时候,外面有一位女士。我们的交易很快就结束了,他把我的那封信放在他的桌子上,我把文件交给了他,然后他把那封信还给了我。正在这个时候,门口有了动静——走廊里传来了脚步声。卢卡斯迅速地将地毯掀起来,把文件塞到下面的一个藏东西的地方,然后又盖上地毯。

“这之后发生的事情简直就像是一场噩梦。我看到了一张黝黑、疯狂的面孔,还听到了一位女士的声音,她正在用法语大喊大叫:‘我没有白等,我终于发现了你和她在一起!’然后他们二人凶猛地扭打在一起。我看到他的手里拿着一把椅子,而那位女士的手中则有一把闪亮的刀子。我从可怕的现场冲了出来,离开了那幢房子,并从第二天早上的报纸上看到了那场搏斗的可怕结局。那天晚上我很高兴,因为我拿回了我的信,可是我没有想到这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直到第二天早上我才明白,我只不过是用新的麻烦替代了旧的麻烦。我的丈夫在失去文件后的痛苦使我心神不安,当时我差点儿跪倒在他的脚下,向他坦白我所做的一切,可是那又将意味着我要说出我的过去。我在那天的早上到您那里去是想弄清楚我犯的错误的严重性。从我拿走文件的那一刻起,我就一直在想如何把我丈夫的文件拿回来。它肯定还在卢卡斯放的那个地方,因为他是在那个疯女人进入房间之前把它藏起来的。如果不是她的到来,我也不会知道信被藏在什么地方。我怎样才能走进那个房间呢?我接连两天去看了那个地方,可是门总是关着,昨天晚上我做了最后一次的尝试。我是如何做的以及如何成功地拿到这封信的,相信您已经知道了。我把文件带了回来,并且想要销毁它,因为我找不到任何方法可以把它还给我的丈夫,同时又不必向他坦白承认错误。天啊,我听到他上楼的脚步声了!”

这位欧洲事务大臣激动地冲进了房间。

“有什么消息,福尔摩斯先生,有什么消息吗?”他大声说道。

“有一些希望。”

“啊,谢天谢地!”他的脸上露出了惊喜的神情,“首相就要来和我一起吃午饭。他可以分享您的这份希望吗?虽然他的神经像钢铁一般坚强,但是我知道自从这件可怕的事情发生之后,他几乎没有睡过觉。雅各布斯,请把首相请到楼上来。至于你嘛,亲爱的,恐怕这是一件政治上的事情,再过几分钟我们就会请你到餐厅和我们一起吃午饭。”

首相的举止相当镇静,但是从他那激动的目光以及不停颤动着的瘦削双手,我可以看出他也和他的年轻同事一样激动。

“我听说您有一些情况要报告,福尔摩斯先生?”

“到目前为止,还是没有弄清。”我的朋友回答道,“我把文件可能在的地方都查过了,没有找到,但是我敢肯定你们不必担心有什么危险了。”

“这样还是不够的,福尔摩斯先生,我们不能永远生活在火山口上。我们一定要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才行。”

“我也希望找到那封信呀,所以我才来到这里。我对这件事情考虑得越多,就越觉得文件根本没有离开您的家。”

“福尔摩斯先生!”

“如果文件被拿出去了,现在一定已经被公布了。”

“难道不会有人拿走文件只是为了要藏在他的家里吗?”

“我不相信有人把信拿走了。”

“那么,信怎么会离开公文箱呢?”

“我确信那封信从来没有离开过您的公文箱。”

“福尔摩斯先生,您这个玩笑开得太不是时候了,我可以向您保证,它的确不在公文箱里。”

“星期二早上之后,您就再也没有检查过吗?”

“是的,因为这根本没有必要。”

“你很有可能漏看了那封信。”

“不可能。”

“但是我不相信,因为我知道以前曾经发生过类似的事情。我想箱子里还有其他的文件吧,那封信可能和其他的文件混在一起了。”

“那封信是被放在最上面的。”

“但是可能有人晃动了箱子,于是信就可能不在原来的位置了。”

“不,不,我把所有的文件都拿出来翻遍了。”

“这件事情很容易解决,侯普,”首相说道,“让我们把公文箱拿来看一看就行了。”

“雅各布斯,把我的公文箱拿过来。这简直就是浪费时间,太可笑了,不过您一定要这样,那我们就看一看吧。谢谢你,雅各布斯,把它放在这里吧。我一直把钥匙挂在我的表链上。就是这些文件,你看,这是梅罗勋爵的来信,这是查尔斯·哈迪爵士的报告,这是贝尔格莱德的备忘录,这是关于俄罗斯——德国粮食税的记录,这是马德里的来信,这是福罗尔斯勋爵的记录——天哪!这是什么?贝陵格勋爵!贝陵格勋爵!”

首相一下子把那个蓝色的信封从他的手中抢了过来。

“是的,就是这封信——没有人动过。侯普,我祝贺你。”

“谢谢您!谢谢您!我心头的重担终于卸下来了。但是这简直难以置信——怎么可能呢?福尔摩斯先生,您简直是奇才,是魔法师!您怎么知道它在那里呢?”

“因为我知道它不在其他任何地方。”

“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眼睛!”他急速地走到门旁,“我的妻子在哪里?我要告诉她事情都顺利解决了。希尔达!希尔达!”我们听到他在楼梯上呼喊的声音。

首相望着福尔摩斯,眼球骨碌碌地转着。

“先生,这肯定不只是我们看到的那么简单。文件是怎样回到箱子里的呢?”

福尔摩斯微笑着避开了那双充满好奇仿佛要刨根问底的眼睛。“我们也有我们的外交秘密。”他一面说着,一面拿起帽子,转身向大门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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