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來沒有看到過福爾摩斯的狀態像在1895年那樣好，身體上和精神上都是如此。隨著他聲名大噪，大量案件接踵而至，哪怕我隻是暗示一下跨入我們貝克大街住宅破舊門檻的大人物們的身份，都將受到責備，視為不慎之舉。但是，像所有偉大的藝術家一樣，福爾摩斯也為他自己的藝術活著，除了侯爾德尼斯公爵一案外，我從來沒有看到過他因為他那無法估量的功績而索取優厚的報酬。他是如此清高——或者說是如此多變——以至於經常拒絕一些有錢有勢的人，因為他們的問題無法引起他的興趣。可是隻要案件離奇，能使他充分發揮想象力和智謀，即使當事人出身卑微，他也會用好幾個星期的時間來研究案情。
在1895年這難忘的一年中，一係列奇怪的、矛盾重重的案件吸引了他的注意，其中有按照神聖教皇特別指示進行的對紅衣主教托斯卡突然死亡的偵查，也有對臭名昭著的金絲雀飼養者威爾遜的逮捕——這為倫敦東區除掉了一害。接著以上兩樁有名的案件發生的是伍德曼李莊園的悲劇——彼得·卡瑞船長的意外慘死——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任何一部沒有提及這樁案子的歇洛克·福爾摩斯先生的破案記錄都不能算是完整的。
7月份的第一個星期，我的朋友福爾摩斯常常不在我們的住處，並且出去的時間也很長，於是我猜想他的手上一定有案子要辦。在此期間，有幾個粗人前來詢問有關巴茲爾船長的情況，於是我便知道他正在使用他那數不清的假名中的一個——那些假名都是用來掩蓋他那令人生畏的身份的；他在倫敦不同的地方至少有五處棲身之地，在那裏他可以隨便變換身份。他沒有對我說他正在調查的事情，我也沒有刨根問底的習慣。他給我的第一個關於他的調查方向的提示十分奇特——他在吃早飯之前就出去了，我坐下來吃飯的時候，他邁著大步回到了房間裏——他戴著帽子，腋下像夾著一把傘一樣夾了一根帶有倒刺的短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