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来没有看到过福尔摩斯的状态像在1895年那样好，身体上和精神上都是如此。随着他声名大噪，大量案件接踵而至，哪怕我只是暗示一下跨入我们贝克大街住宅破旧门槛的大人物们的身份，都将受到责备，视为不慎之举。但是，像所有伟大的艺术家一样，福尔摩斯也为他自己的艺术活着，除了侯尔德尼斯公爵一案外，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他因为他那无法估量的功绩而索取优厚的报酬。他是如此清高——或者说是如此多变——以至于经常拒绝一些有钱有势的人，因为他们的问题无法引起他的兴趣。可是只要案件离奇，能使他充分发挥想象力和智谋，即使当事人出身卑微，他也会用好几个星期的时间来研究案情。
在1895年这难忘的一年中，一系列奇怪的、矛盾重重的案件吸引了他的注意，其中有按照神圣教皇特别指示进行的对红衣主教托斯卡突然死亡的侦查，也有对臭名昭著的金丝雀饲养者威尔逊的逮捕——这为伦敦东区除掉了一害。接着以上两桩有名的案件发生的是伍德曼李庄园的悲剧——彼得·卡瑞船长的意外惨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任何一部没有提及这桩案子的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的破案记录都不能算是完整的。
7月份的第一个星期，我的朋友福尔摩斯常常不在我们的住处，并且出去的时间也很长，于是我猜想他的手上一定有案子要办。在此期间，有几个粗人前来询问有关巴兹尔船长的情况，于是我便知道他正在使用他那数不清的假名中的一个——那些假名都是用来掩盖他那令人生畏的身份的；他在伦敦不同的地方至少有五处栖身之地，在那里他可以随便变换身份。他没有对我说他正在调查的事情，我也没有刨根问底的习惯。他给我的第一个关于他的调查方向的提示十分奇特——他在吃早饭之前就出去了，我坐下来吃饭的时候，他迈着大步回到了房间里——他戴着帽子，腋下像夹着一把伞一样夹了一根带有倒刺的短矛。
“天啊！福尔摩斯，”我大声说道，“你不会是带着这个东西在伦敦到处走吧？”
“我去了一家肉店又回来了。”
“肉店？”
“而且我回到这里之后，胃口好极了。早饭前锻炼的好处嘛，亲爱的华生，是毫无疑问的。可是我敢打赌你猜不出我怎么进行锻炼的。”
“我才不想猜呢。”
他一面倒咖啡，一面咯咯地笑着。
“要是你刚才在阿拉戴斯肉店的仓库，你就会看到一头死猪被悬挂在天花板下摆来摆去，还有一位穿着衬衣的绅士用这件武器奋力地戳它——这个精力充沛的人就是我，我对自己感到十分满意，因为我没有用多大的力气就一下子把猪刺穿了。或许你也想试一试吧？”
“我绝对不想试——你为什么要这么干呢？”
“因为这可能和伍德曼李庄园的神秘案件有一些间接的联系。啊，霍普金斯，我昨天晚上收到了你的电报，一直在等你，请进来一起吃早饭吧。”
我们的客人看上去非常机警，大约三十岁，穿着素雅的花呢衣服，但是还带有穿惯官方制服的人的那种笔挺的风度。我立刻认出他就是年轻的警长斯坦利·霍普金斯——福尔摩斯对这个年轻人寄予了厚望，而他对于福尔摩斯这位著名的业余侦探的科学破案方法也怀着学生般的仰慕和尊重。霍普金斯愁眉不展，一脸沮丧地坐了下来。
“不了，谢谢——我来之前已经吃过早饭了，我是在城里过的夜，因为我昨天来汇报案情。”
“你汇报了什么呢？”
“失败，先生，彻底的失败。”
“一点儿进展都没有吗？”
“没有。”
“天哪！看来一定要让我来接手这个案件了。”
“福尔摩斯先生，我巴不得您这样做——这虽然是我的第一个大好良机，可是我却无能为力——看在上帝的分儿上，请您帮帮我吧。”
“好吧，好吧，我刚好仔细地读过所有已有的材料，包括那份调查报告——顺便问一下，你如何看那个在犯罪现场发现的烟丝袋呢？那上面没有线索吗？”
霍普金斯似乎十分吃惊。
“先生，那是那个人自己的烟丝袋，袋子里面有他的姓名的首字母缩写，而且那个烟丝袋是用海豹皮做的——他是一个捕猎海豹的老手。”
“可是他没有烟斗啊。”
“是的，先生，我们没有找到烟斗——确实，他很少抽烟，但是他或许会为他的朋友准备一些烟草。”
“毫无疑问，我之所以提起这个烟丝袋，是因为如果是由我来处理这个案件，我就会把这个袋子作为调查的起点。但是，我的朋友华生医生对于此案还一无所知，至于我，再听一遍事情的经过也无妨，所以请你给我们扼要地叙述一下案情。”
斯坦利·霍普金斯从口袋中拿出一张纸条。
“我这里有一份年谱，它可以帮助你们了解彼得·卡瑞船长一生的经历——他生于1845年，现年50岁，是一位勇敢而且成功的捕猎海豹和鲸鱼的好手。1883年他成为丹迪港海豹捕猎船‘海上独角兽’号的船长，连续出航了数次，都很成功。在第二年，也就是1884年，他退休了。之后他旅行了几年，最终在苏塞克斯郡靠近弗瑞斯特路的地方买了一小块地方，叫作伍德曼李。他在那里住了六年，在上周的今天遇害身亡。
“这个人有一些很特殊的地方。在日常生活中他是一个严格的清教徒，沉默、阴郁。他的家中有妻子，一个二十多岁的女儿，还有两个女佣人。佣人常常更换，因为他家的环境让人感到不愉快，有的时候甚至让人无法忍受——这个人时常喝醉，一喝醉就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恶魔：据称他曾经半夜把妻子和女儿赶出屋门，打得她们满园子跑，直到全村的人被她们的尖叫声惊醒。
“他曾经因为大骂教区的老牧师被传讯——那位老牧师去他家本来是要就他的行为警告他的。简而言之，福尔摩斯先生，你要是想找一个比彼得·卡瑞更加蛮横的人是不大容易的，我听说他当船长的时候性格也是这样的。海员们都叫他黑彼得——之所以给他起这个名字，不仅因为他的脸以及大胡子是黑色的，而且还因为他的坏脾气对周围的人来说太恐怖了——不用说，每个邻居都讨厌他，躲着他。他惨死之后，我没有听到有谁说过一句表示惋惜的话语。
“福尔摩斯先生，您一定在那份调查报告中读到过，这个人有一间小木屋；或许您的朋友还没有听说过这一点——他在他家的外面造了一间小木屋，他总是叫它‘小船舱’，这间小木屋距离他的房子有几百码远，他每天晚上在那里睡觉。那是一个单间小房，长16英尺，宽10英尺。他将钥匙放在口袋里，自己铺床叠被，自己洗褥子，从来不允许任何人迈进他的门槛。屋子的每一面都有小窗户，上面挂着窗帘，窗户从来不打开。有一个窗户对着大路。每当夜晚小屋里点上灯的时候，人们常对着这间小屋指指点点，猜想黑彼得在里面做些什么。关于小屋就这么多了，福尔摩斯先生，这间小屋给我们提供了一部分有用的证据。
“您还记得一个叫斯莱特的石匠吧，他在案发前的两天在凌晨一点钟的时候从弗瑞斯特住宅区走来。路过那里的时候，他停下来看了一下，窗户内的灯光透过外面的几棵树，仍在闪烁。石匠发誓说他从窗帘上清楚地看见有一个人的头转向一边，并且这个影子一定不是彼得·卡瑞的——因为他很熟悉彼得——那是一个长着胡须的人，但是这个人的胡须是短的，并且向前翘着，和船长的胡须大不一样。石匠是这样说的，但之前他在小酒店里待了两个小时，而且当时他还在路上，和小木屋的窗户有一段距离。另外这是星期一的事情，案发当天是星期三。
“星期二，彼得的情绪坏透了，他喝得醉醺醺的，凶暴得像一头吃人的野兽。他在家里转来转去，他的妻子和女儿一听到他来了便急忙地跑开。晚上很晚的时候，他回到小木屋。大约第二天凌晨两点钟的时候，他的女儿——她总是开着窗子睡觉——听到从小木屋的方向传来了吓人的惨叫。他喝醉的时候常常大喊大叫，所以就没有在意；一个女佣人在早上七点钟起来的时候，看到小木屋的门是开着的，但是黑彼得实在太让人害怕了，所以直到中午才有人敢去看看他到底出了什么事。人们透过开着的门向里一看，马上吓得脸色惨白地跑回了村子。不到一小时我便赶到了现场，接过了这个案件。
“福尔摩斯先生，您知道我的神经是相当坚强的，但是我发誓，当我把头探进那间小木屋的时候，我也吓了一跳——成群的苍蝇、绿豆蝇像小风琴一样嗡嗡地叫个不停，地上和墙上看上去简直像是一个屠宰场。他把这间房屋叫作船舱，那的确像是一间小船舱，因为在那里你会感到自己像是在船上。屋子的一端有一个床铺，一个航海箱，地图和图表，一张‘海上独角兽’号的油画，架子上还摆着一排航海日志，完全是我们在一个船长的舱中看到的那样。正中间是船长的尸体，他表情仿佛一个受折磨的灵魂，斑白的大胡子由于痛苦往上翘着。一支捕鱼钢叉一直穿过他那宽阔的胸膛，深深地叉入他背后的木墙上——他活像是在硬纸板上钉着的一只甲虫。显然他在发出了最后那声痛苦的吼叫后便死去了。
“先生，我知道您的方法，也用了那些方法——在我允许任何东西被移动之前我仔细检查了屋子内外的地面，可没有脚印。”
“你的意思是没有看见脚印？”
“先生，我向您保证，没有脚印。”
“我的好霍普金斯，我调查过许多案件，可是到目前为止没见过什么东西能够飞着作案——只要罪犯长着两条腿，就一定会留下踩过的，蹭过的，或者是其他细小的痕迹，而一个采用科学方法的搜寻者是能够觉察到那些痕迹的。在一间溅满血迹的屋子里竟然会找不到帮助我们破案的痕迹，这太令人难以置信了。从你的调查我可以看出，有一些东西你没有仔细地检查过。”
这位年轻的警长听到我的朋友的这番讽刺不禁退了两步。
“福尔摩斯先生，我当时没有请您去真是太傻了，可是现在这么说已经太晚了。的确，屋子里还有一些物品值得特别注意：一件是那把谋杀用的鱼叉，是凶手从墙上的架子上拿下来的——还有两把仍然在那里，而另外一个的位置是空的——那把鱼叉的柄上刻有’SS，海上独角兽号，邓迪’的字样，这点似乎说明凶手是在一怒之下作的案，并顺手抓到了这个武器。凶杀是在凌晨两点钟时发生的，而且彼得·卡瑞穿着衣服，这说明他和杀人犯是有约定的，桌子上的一瓶朗姆酒和两个用过的杯子也可以证明这一点。”
“是的，”福尔摩斯说道，“我想这两个推论都是合乎情理的。屋子里除了朗姆酒外还有别的酒吗？”
“有的，在航海箱上有一个小酒架，上面摆着白兰地和威士忌。可是这对于我们来说并不重要，因为酒瓶是满的，说明没有人动过它们。”
“尽管如此，那些酒摆在那里还是能说明一些问题的。”福尔摩斯说道，“不过先请你讲一讲你认为和案件有关的其他物品的情况。”
“桌子上有那个烟丝袋。”
“放在桌子的什么地方呢？”
“在桌子的中央，烟丝袋是用海豹皮做的——未加工的带毛的那种皮革，由一条皮绳捆住。烟丝袋盖子的里边有‘P.C.’字样，袋子里有半盎司海员用的浓味烟丝。”
“很好！还有什么吗？”
斯坦利·霍普金斯从他的口袋里拿出一本黄褐色外皮的笔记本，外表很粗很旧，纸张也有一些褪色。第一页写着首字母缩写“J.H.N.”以及日期“1883年”。福尔摩斯把笔记本放在桌子上，仔细进行检查，霍普金斯和我一边一个站在他的身后看着。在第二页上有印刷体字母“C.P.R.”，以后的几页全是数字。接着有“阿根廷”“哥斯达黎加”“圣保罗”等标题，每项之后均有几页符号和数字。
“你怎么看这个本子？”福尔摩斯问道。
“这些像是交易所证券报表。我想‘J.H.N.’是经纪人的名字，'C.P.R.’可能是他的顾客。”
“你觉得‘C.P.R.’是否有可能指加拿大太平洋铁路？”福尔摩斯问道。
斯坦利·霍普金斯一面用拳头敲着大腿，一面低声责骂自己。
“我太笨了！”他大声说道，“您说的当然是正确的——那么只有‘J.H.N.’这几个字首是我们要解决的了。我检查过这些证券交易所的旧报表，在1883年我找不到交易所内或交易所外任何经纪人名字的字首和它一样——可是我觉得这是我全部线索中最重要的，福尔摩斯先生，您也许承认有这样的可能性，即这几个字首是在现场的第二个人名字的缩写，也就是杀人犯名字的首字母缩写。我还认为，这本记载大宗证券交易的文件也为我们寻找作案动机提供了一些线索。”
从歇洛克·福尔摩斯的表情来看，他着实对案情的新发展感到吃惊。
“我完全同意你的这两个论点。我承认这本在最初调查中没有提到的笔记本改变了我本来的看法——我本来对案件的推测中没有考虑到这本笔记本。你有没有设法调查笔记本中提到的证券？”他问道。
“正在交易所调查，但恐怕这些南美财团股东们的完整的登记册是在南美，要是我们顺着这些股票调查下去，好几周的时间就过去了。”
福尔摩斯用放大镜检查笔记本的外皮。
“这里有一点被弄脏了。”他说道。
“是的，先生，那是血迹——我告诉过您我是从地上捡起来的。”
“血点是在本子的上面呢，还是下面？”
“是在挨着地板的那一面。”
“显然，这表明本子是在谋杀发生后才掉到地上的。”
“正是这样，福尔摩斯先生——我当时就明白了这一点，我推测这是杀人犯在匆忙逃跑的时候掉下的——本子是在门旁边发现的。”
“我想这些证券里没有一份是死者的财产，对吗？”
“没有，先生。”
“有没有证据能够证明这是一桩抢劫杀人案呢？”
“没有，先生——没有什么东西看上去像是被动过。”
“天哪，这真是一桩有意思的案子，那里有一把刀，是吗？”
“有一把带鞘的刀，刀还在刀鞘里，就在死者的脚旁——卡瑞太太证明那是她丈夫的东西。”
福尔摩斯沉思了一会儿。
“那么，”他终于说道，“我想我应该出面去调查一下这件事情。”
斯坦利·霍普金斯高兴地喊出声来。
“谢谢您，先生。这的确会减轻我心里的压力。”
福尔摩斯对着霍普金斯摆了摆手。
“一周以前这本来是一件容易的工作。”他说道，“但是即便我现在去也为时未晚。华生，如果你能腾出时间，我很高兴你能够和我一同去。霍普金斯，请你叫一辆马车，我们过一刻钟就出发到弗瑞斯特住宅区去。”
在路旁的一个小驿站我们下了马车，在一大片树桩中间穿行了几英里。这片树桩是另一片大森林的一部分——那片森林阻挡了撒克逊侵略者，那是一片无法穿过的“森林地带”，六十年来一直是英国的堡垒。森林的大部分已经被砍伐，因为这里是英国第一个钢铁厂的厂址，人们伐树用以炼钢。现在北部更加丰富的矿藏转移了炼钢业的重心，只有这些掠夺后残存的小树林和土地上巨大的疤痕还能表明这里有过钢铁厂。在一座小山绿色斜坡上的空地上，有一所长而低的石头房屋，从那里延伸出一条小道，弯弯曲曲地穿过田野。靠近大路有一间小屋，三面被灌木丛包围着，屋门和一扇窗户对着我们。这就是谋杀的现场。
斯坦利·霍普金斯首先领着我们到了那幢房子，并把我们介绍给一位面容憔悴、头发灰白的妇女——被害人的遗孀。她面容瘦削，皱纹很深，眼圈发红，眼睛的深处仍然潜藏着恐惧，可见她长年忍受着苦难和虐待。陪着她的是她的女儿，一个面色苍白的金发姑娘。她毫不畏惧地注视着我们，告诉我们她很高兴她父亲死了，而且还要祝福那个亲手杀死他的人。黑彼得把他的家弄得很不像样子，当我们从他家出来重新回到阳光下的时候，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于是我们沿着死者踏出来的小径穿过一片空地来到小木屋。
这间小木屋极其简单，四周是木板墙，房顶也是木板铺就的，靠近门的地方有一个窗户，另外一个窗户在小屋的尽头。斯坦利·霍普金斯从口袋里拿出钥匙，蹲下来对准锁孔。忽然，他停住了，脸上的表情既全神贯注又充满惊讶。
“有人撬过门锁。”他说道。
毫无疑问，木头上有刀痕，上面的油漆被刮得发白了，好像门是刚刚被撬过的。福尔摩斯一直在检查窗户。
“有人想从这里强行进入——不管他是谁，反正他没有得逞。这个人一定是一个很笨的入室抢劫者。”
“这件事情很不寻常，”霍普金斯说道，“我可以发誓，昨天晚上这里并没有这些痕迹。”
“或许是一些村子里好奇的人。”我说道。
“不大可能，没有人敢走到这里，更不必说闯进小木屋了。福尔摩斯先生，您怎么看这件事情呢？”
“我认为我们很幸运。”
“您的意思是说这个人还会再来？”
“很有可能。他来的时候以为门是开着的，但是门却是锁着的，所以他试着用小折刀弄开门进去——他没有成功，那么他会怎么办呢？”
“带着更适用的工具第二天夜里再来。”
“我也觉得会这样。我们要是不在这里等着他，那就是我们的错了——现在让我看看小木屋里面的情形。”
谋杀的痕迹已经被清理掉了，可是房间内的家具摆设仍然和案发那夜一样。整整两个小时，福尔摩斯的注意力高度集中，他挨个检查了所有的物品，但是从他的表情来看，调查似乎没有太大收获。在他那细致的检查过程中，他只停下来一次。
“霍普金斯，你从这个架子上拿走了什么东西没有？”
“我什么也没有动。”
“一定有东西被拿走了——架子这个角落里的灰尘比别的地方少，可能是一本平放着的书，也可能是一个小箱子。好了好了，我不能再做些什么了。华生，我们到美丽的小树林里走一走吧，享受几个小时的鸟语花香。霍普金斯，我们晚些时候在这里碰头，看看能否和这位昨夜来过的绅士走得近一些。”
我们布置好埋伏，已经过了11点钟。霍普金斯主张把小屋的门打开，福尔摩斯认为这会引起那位陌生人的怀疑。锁的结构很简单，只要一把锋利的小刀就能弄开。福尔摩斯还建议我们不要在屋内而是在屋外等候，就藏在另一扇窗户周围的灌木丛里。这样只要那个人点灯，我们就能看清楚他，知道他在夜间偷偷造访的目的。
这个守夜，漫长而又凄凉，但它带来了一种快感——是一种猎人在水池旁等候来饮水的动物的感觉。在黑暗中偷偷摸摸地来到我们这里的会是什么样的野兽呢，是一只唯有和它的锋牙利爪搏斗才能取胜的猛虎呢，还是一只只能威胁弱不禁风和麻痹大意者的偷偷摸摸的豺狼呢？
我们蹲伏在灌木丛里，静静地等候着一切可能发生的事。起初，引起我们警觉的是村中晚归者的脚步声，或者是村里传来的讲话声，但是那些不相干的声音相继消失，我们的四周一片寂静。只是偶尔传来的远方教堂的钟声告诉我们，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此外还有细雨落在我们头顶树叶上发出的淅淅沥沥的声音。
钟声已经敲过了两点半，这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大门那里突然传来了一声低沉而又尖锐的滴答声，这使我们全都吃了一惊——有人从小道上走来。接着又是一阵漫长的寂静。正当我以为这不过是一场虚惊的时候，一声轻轻的脚步声从小屋的另外一端传来，一会儿又是一阵金属摩擦和撞击的声音——这个人正在用力地开锁。这一次不知是他的技术好了一些还是他的工具好了一些，锁的铰链“咔嚓”一声断了。然后一根火柴划亮了，紧接着蜡烛照亮了小屋的内部。透过薄纱窗帘，我们的眼睛紧盯着屋内的情景。
这位夜间来客是一个身体瘦弱的年轻人，大概二十多岁，下巴的黑胡须使得他像死人一样的面孔更加苍白。我从来没有见过有人像他这样恐惧，因为很明显他的嘴唇在打战，四肢也在发抖。他的衣着像是一个绅士，穿着诺福克式的上衣和灯笼裤，头上戴着便帽。我们看见他惊恐地打量着四周，然后把蜡烛头放在了桌子上。他走到一个角落里，我们便看不到他了。他拿着一个大本子又走回来，这是在架子上排成一排的航海日志里的一本。他倚着桌子，一页一页地迅速翻阅，直到他找到所需要的条目。只见他愤怒地握紧了拳头，然后合上本子，放回原处，并且吹熄了蜡烛。他还没有来得及转身走出这间小屋，霍普金斯的手已经抓住了他的领子。我听到他意识到自己被抓住时发出了一声惊恐的吸气声。蜡烛又点上了，可怜的俘虏在侦探的手里一边发抖一边退缩。他瘫坐在水手衣物箱上，用无助的眼光打量着我们每一个人。
“小伙子，”斯坦利·霍普金斯说道，“你是谁？来这里想要做什么？”
这个人振作了一下精神，尽力保持冷静来面对我们。
“我想你们是侦探吧？”他说道，“你们以为我和卡瑞船长的死有关，可我向你们保证，我是无辜的。”
“我们会弄清楚的。”霍普金斯说道，“先说说你叫什么？”“约翰·霍普利·纳里根。”
我看见福尔摩斯和霍普金斯迅速地交换了一下眼色。“你在这里做什么呢？”
“我有机密的事情，能保密吗？”“不，不能。”
“那么我为什么要告诉你们呢？”
“如果你不回答，审判的时候可能对你不利。”
这个年轻人有些发窘。
“好吧！我告诉你们，”他说道，“可是我很不愿意让这桩过去的丑闻流传开来。你们听说过道森和纳里根公司吗？”
从霍普金斯的表情我看出他从来没有听说过，但是福尔摩斯却显得很感兴趣。
“你是说西部的银行家们吗？”他说道，“他们亏损了一百万英镑，导致康沃尔郡一半的家庭都破了产，纳里根也失踪了。”
“的确是这样，纳里根是我父亲。”
我们终于得到了一点儿对于我们来说有用的东西，可是一位逃债的银行家和被自己的渔叉钉在墙上的卡瑞船长之间似乎仍然有一段距离。我们全都专心致志地听着。
“事情主要涉及我的父亲——道森已经退休了。那个时候我刚刚十岁，不过我的年纪使我已经能够感受到这件事情带来的耻辱和恐惧。人们一直说我的父亲偷去了全部证券然后逃跑了，但是事情并不是那样的——我的父亲深信要是给他一些时间，把证券变成现款，一切都可以好起来，所有的债权人都能够收回钱款。就在对他的逮捕令发出之前，他乘坐小游艇动身去了挪威。我还记得在临走前的那个晚上，他向我母亲告别时的情景。他给我们留下了一张他带走的证券的清单，并且发誓说他会带着清白的名声回来，信任他的人是不会受累的。可是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有得到他的消息——他本人和游艇音信全无，我的母亲和我以为他和游艇以及他所带的全部证券全都沉到了海底。我们有一位可靠的朋友，也是一位商人，是他不久之前发现伦敦市场上出现了我父亲带走的证券。我们的惊讶程度可想而知。我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去追查那些证券的来源，几经周折，终于发现最早卖出证券的人便是彼得·卡瑞船长，也就是这间小木屋的主人。
“当然喽，我对这个人作了一些调查——查明他曾经在一艘捕鲸船上做船长，那只船在我父亲渡海去挪威的时候，正好从北冰洋返航。那年秋季风暴很多，南方的大风不断地吹来，我父亲的小船很可能被吹到了北方，遇到卡瑞船长的船。如果是那样的话，我的父亲会出什么事情呢？不管怎样，要是我可以从彼得·卡瑞的身上弄清证券是怎样出现在市场上的，便能证明我的父亲没有出售那些证券，他拿走它们的时候也不是为了自己发财。
“我来苏塞克斯郡，打算见一见这位船长，就在这个时候他被谋杀了。我从调查报告中得知了这间小木屋的情况——报告说这只船的航海日志仍然保存在小屋里。我一下子想到，要是我能够知道1883年8月在‘海上独角兽’号上发生的事情，就可能解开我父亲的失踪之谜。我昨天晚上想要弄到这些航海日志，但是没能打开门；今天晚上我又来开门，找到了航海日志，可是发现8月份的那些页全部被撕掉了。就在这个时候我被你们抓住了。”
“这是全部的事实吗？”霍普金斯问道。
“是的，这是全部事实。”他回答的时候，眼光躲闪开了。
“你没有别的事情要说吗？”
他犹豫了一下。
“没有。”
“昨天晚上之前，你没有来过吗？”
“没有。”
“那你怎么解释这个呢？”霍普金斯大声地说道，手中举着那个笔记本，本子的外皮上还有血迹，第一页有这个人的名字的首字母缩写。
这个可怜的人崩溃了——他低着头，用双手捂住脸，全身颤抖着。
“你是从哪里弄到这个本子的？”他痛苦地说道，“我真的不知道——我想我在旅馆里把它弄丢了。”
“够了，”霍普金斯严厉地说道，“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到法庭上去说吧——你现在和我回警察局。福尔摩斯先生，我非常感谢您和您的朋友到这里来帮助我，可事实说明，您来是没有必要的，没有您我也会圆满地破案，但是尽管这样我还是感谢您。我在勃兰布莱特旅店为你们订了房间，现在我们可以一起到村子里去了。”
“华生，你觉得这件事情如何？”第二天早上我们返回的时候福尔摩斯问我道。
“我看你并不满意。”
“不，亲爱的华生，我很满意，但我不赞同斯坦利·霍普金斯的方法，我对他感到失望——我本来希望他会处理得更好一些，应该弄清是否还有第二种可能性，并且做好防备，这是调查刑事案件的首要原则。”
“那么什么是此案的第二种可能性呢？”
“就是我自己调查的线索。也许我得不出结果，这很难说，但是至少我要把它进行到底。”
在贝克大街有几封信正等着福尔摩斯。他抓起一封拆开，马上兴高采烈地笑了起来。
“华生，好极了！第二种可能性有进展了。你有电报纸吗？请替我写两封信：‘色姆那，海运公司，瑞特克利夫大街。派三个人来，明早十点到。——巴兹尔。’——这就是我扮演角色时用的名字。另外一封是：‘警长斯坦利·霍普金斯，洛德街，布里克斯顿。明日九点半来吃早饭。紧要！如不能来，回电。——歇洛克·福尔摩斯。’华生，这件讨厌的案子使我十天以来一直不得安宁，我现在要把它从脑袋里赶出去——我相信明天将会听到最后的结果。”
霍普金斯准时来了，我们一起坐下吃哈德森太太准备的丰盛早餐。这位年轻的警长由于办案成功而兴高采烈。
“你真的认为你的解决办法是正确的吗？”福尔摩斯问道。
“我想不到一个更加完满的解决办法了。”
“在我看来，案子没有得到最后的解决。”
“您的意见出乎我的意料，福尔摩斯先生——还有什么不清楚的呢？”
“你能够说清楚案情中的每一个疑点吗？”
“毫无疑问——我查明这个纳里根是在案发的当天来到勃兰布莱特旅店的，他装作来玩高尔夫球。他的房间在第一层，所以什么时候愿意出去都可以出去。那天晚上，他去了伍德曼李，和彼得·卡瑞在小木屋中见了面，争执起来，就用渔叉戳死了他。接着，由于对自己做的事情感到惊恐，他跑出小屋，跑的时候掉了他用来质问彼得·卡瑞关于证券一事的笔记本。您或许注意到了有些证券是打了钩的，而剩余的大部分是没有记号的——打了钩的是在伦敦市场上发现而追查出来的，其他的嘛，可想而知，还在卡瑞手中。根据年轻的纳里根本人的陈述，他急于要重新拿到那些证券，以便归还他父亲的债权人。他跑掉以后，一时半会儿不敢再到小屋附近，但最终他还是逼自己回来，好拿到他所需要的信息——难道这还不简单明了吗？”
福尔摩斯笑了，摇了摇头。
“在我看来有一个漏洞，霍普金斯，那就是他根本不可能去杀人——你用渔叉叉过动物的身体吗？没有？啧啧，亲爱的先生，你应该注意这些细小的事情。我的朋友华生可以告诉你，我用了整整一个早上做这个练习——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一只强壮而且训练有素的胳臂，而且这把钢叉戳出去的势头要很猛，钢叉头才能陷进墙壁，你想一想，这个贫血的青年能够掷出这样凶猛的一击吗？是他和黑彼得在案发当夜共饮朗姆酒的吗？案发两天前在窗帘上看到的是他的侧影吗？不，不，霍普金斯，我们要追踪的是另外一个更加强壮可怕的人。”
就在福尔摩斯滔滔不绝地讲话时，霍普金斯的脸拉得愈来愈长了——他的希望和雄心全部都被粉碎了，但是他是不会毫不反击地放弃自己的立场的。
“您不能否认那天晚上纳里根在场，福尔摩斯先生——笔记本就是证据。我想我的证据足以让陪审团满意，即便你能从中挑出毛病。此外您说的那个可怕的人，他到底在哪里呢？”
“我想他现在就在楼梯上，”福尔摩斯安静地说道，“华生，我看你最好把那把枪放到够得着的地方。”接着他站起来把一张有字的纸放到工作台上，说道，“现在我们准备好了。”
刚一听到外面有粗暴的说话声，哈德森太太便开了门，说是有三个人要见巴兹尔船长。
“让他们一个一个地进来。”福尔摩斯说道。
第一个进来的人长得像一个红苹果，面颊红红的，留着蓬松的白色大胡子。福尔摩斯从口袋中拿出一封信。
“你叫什么？”他问道。
“詹姆士·兰卡斯特。”
“对不起，兰卡斯特，铺位已经满了。给你半个英镑，麻烦你到那个房间里等几分钟。”
第二个人细长、干瘦，头发平直，两颊内陷。他的名字是休·帕廷斯，也被打发掉了，同样得到了半个英镑，并到一边去等候。
第三个来访者长得很奇怪——一张恶狗似的脸嵌在他蓬乱的头发里，一双蛮横的黑眼睛在浓密夸张的眉毛下闪着凶光。他敬了一个礼，像水手一样站着，两手转动着他的帽子。
“你叫什么名字？”福尔摩斯问道。
“帕特里克·凯恩兹。”
“叉鱼手？”
“是的，先生。出过26次海。”
“我想是在邓迪港？”
“是的，先生。”
“工资呢？”
“每月八镑。”
“你能马上同探险队出海吗？”
“收拾好东西就来。”
“你有证明吗？”
“有，先生。”他从口袋中拿出一卷破旧油腻的单子。福尔摩斯看了一下又还给了他。
“你正是我要找的人。”他说道，“合同在工作台上——你签个字，事情就算定了。”
他蹒跚地走过房间来到桌边，拿起笔准备签字。“签在这儿？”他弯下腰问道。
福尔摩斯靠住他的肩膀，并把两只手伸过他的脖子。“这里就可以。”他说道。只听见一声金属撞击声和一声类似愤怒的公牛发出的吼叫声，接着这个海员就和福尔摩斯在地上扭打起来了。这个人力气巨大，如果不是霍普金斯冲上去帮忙，尽管福尔摩斯已经敏捷地给他戴上了手铐，他也会很快地制服我的朋友。直到我把冰冷的枪口对准他的太阳穴，他才明白抵抗是没有用的。我们用绳子绑住他的踝骨，然后气喘吁吁地站起来。
“我很抱歉，霍普金斯，”福尔摩斯说道，“摊鸡蛋怕是已经凉了。不过当你想到案子已经胜利结束了的时候，你继续吃早餐就会吃得更香。”
斯坦利·霍普金斯惊讶得说不出话来。
“福尔摩斯先生，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他红着脸，不好意思地说道，“好像从一开头我就是一个笨蛋——现在我懂得了，我永远不该忘记我是学生您是老师。虽然我刚才亲眼看见了您所做的一切，可是我还是不明白你是怎么做的，为什么要这么做。”
“好了好了，”福尔摩斯和蔼地说道，“我们都是通过经验来学习的，这次你的教训是忽视了第二种可能性——你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年轻的纳里根身上，忽略了帕特里克·凯恩兹这个真正谋杀彼得·卡瑞的人。”
这个海员嘶哑的声音打断了我们的谈话。
“听着，先生，”他说道，“这样对待我，我并不抱怨，但是我希望你们说话要确切——你们说我谋杀了彼得·卡瑞，我说是我杀了彼得·卡瑞，这两者间是有很大区别的——也许你们不相信我说的话，也许你们认为我在给你们编故事。”
“不，”福尔摩斯说道，“让我们听听你要说什么。”
“很快就可以说完，而且，我敢向上帝发誓句句属实。我很了解黑彼得，当他抽出刀子的时候，我就抄起渔叉对准他戳去——他就是这样死的。你们可以把这叫作谋杀，不管怎么说，我马上就会被绞死了，就和黑彼得的刀子插在我的心脏里一样。”
“此话怎讲？”福尔摩斯问道。
“我对你从头说起——让我坐起来，这样讲话方便一些。事情发生在1883年——那年的8月，彼得·卡瑞是‘海上独角兽’号的船长，我是后备叉鱼手。我们正在流冰群中间返航，是逆风航行。当时已经刮了一星期的南风，我们在海上救起一只被吹到北边的小船。船上只有一个人，他从来没有出过海。我们船上的水手们都认为大船已经沉没在海底，这个人要乘这只小船去挪威海岸——我猜大船上的人全都淹死了——我们把这个人救到我们船上，他和我们的头儿在舱里谈了很长时间。这个人的行李只有一只铁箱子，就我所知，这个人的名字从来没有人提到过，而且第二天夜晚他就不见了，好像从来没有来过船上一样。传言说这个人不是自己跳海便是当时的坏天气把他卷到海里去了——只有一个人知道他出了什么事，那就是我，因为午夜值勤时我亲眼看见船长掀起他的脚把他扔到船栏杆的外边。两天后我们便看见了设得兰灯塔。
“这件事情我对谁也没有说过，到了苏格兰的时候，事情已经压了下来，也没有人再问——一个陌生人出了事故死了，谁也不会去问。过了不久，卡瑞不再出海了，好几年以后我才知道他的下落。我猜到他加害那个人是为了铁箱子里面的东西，而且现在应该出得起钱来报答我的守口如瓶。
“我通过一个在伦敦见过他的水手打听到他的住处，就马上来找他要钱。第一个晚上，他很通情达理，准备给我一笔钱，有了这笔钱我就再也用不着出海了。我们说好，过两个晚上就把事情办完。我再去的时候，他已半醉，并且脾气很坏。我们坐下来喝酒，聊着过去的事。他喝得越多，我就越觉得他的脸色不对。
“我一眼看见挂在墙上的渔叉，想着我也许用得着它，免得自己完蛋。后来，他对我发起火来，又啐又骂，眼睛露出要杀人的凶光，而且手里拿着一把大折刀。他还没有来得及把大折刀从鞘里拔出来，我的鱼叉已经刺穿了他。天啊！他尖叫一声！到现在他那张脸还总是在我睡觉的时候出现。我站在那里，浑身溅满了他的血。等了一会儿，四周很安静，于是我又鼓起了勇气。我看看屋子的四周，见到那只铁箱子就在架子上。那个东西我和彼得·卡瑞都有份儿，于是我拿着它离开了屋子。可是我很傻，把我的烟丝袋忘在桌子上了。
“现在我告诉你们故事中最奇怪的一部分。我刚走出屋，就听到有一个人走来，于是我立刻躲在矮树丛里。有一个人鬼鬼祟祟地走来，走进屋子，叫了一声，好像见了鬼一样，撒起腿拼命地跑，直到消失。他是谁，要干什么，我不知道。我呢，就走了十英里，在顿布芝韦尔斯上火车，到了伦敦，我觉得这样做很聪明。”
“当我检查这只箱子的时候，我发现里面没有钱，只有一些我不敢卖的证券。我已经没法再要挟黑彼得了，现在困在伦敦，一个先令也没有，有的只是我的手艺。我看到这些高薪雇叉鱼人的广告，所以就去了海运公司，他们把我派到这里来。这是全部的事实，我再说一遍，如果我杀了黑彼得，法律应当感谢我，因为我给他们省了一条麻绳钱。”
“说得很清楚。”福尔摩斯站起身，点上烟斗，说道，“霍普金斯，我看你应该赶快把这个犯人送到安全的地方——这个房间不适合做牢房，而且帕特里克·凯恩兹先生占了我们地毯好大一块地方。”
“福尔摩斯先生，”霍普金斯说道，“我不知道要怎样感谢您才好——甚至到现在我都不明白您是怎么破这个案的。”
“我不过是因为从一开始就幸运地抓住了正确的线索——要是我知道了有那本笔记本，我的注意力便有可能和你一样被引到别处——可是我所听到的全指向一点：惊人的力气、使用渔叉的技巧、朗姆酒、装着粗制烟丝的海豹皮烟口袋，这些全使人想到有一个海员，而且是一个捕过鲸鱼的人。我确信烟丝袋上的首字母缩写‘P.C.’不过是一个巧合，不是彼得·卡瑞的——因为他很少吸烟，而且在小木屋里也没有找到烟斗。你记得我曾经问过，屋内是否有威士忌和白兰地，你说有。有多少不出海的人在能弄到这些酒的时候，却要喝朗姆酒呢？所以我确定杀人者是一个海员。”
“您怎样找到他的呢？”
“亲爱的先生，这个问题就很简单了：如果是一个海员，那么一定是在‘海上独角兽’号上和彼得一起待过的海员——就我所知，彼得·卡瑞没有乘别的船出过海。我花了三天时间往邓迪发了电报，最后弄清了1883年‘海上独角兽’号上全部水手的姓名。当我看到叉鱼手中有帕特里克·凯恩兹的名字的时候，我的侦查便接近尾声了——我推想他可能在伦敦，并且一定想离开伦敦避一阵风头，所以我到伦敦东区住了几天，设计了一个北冰洋探险队，提出优厚的条件找愿意在船长巴兹尔手下工作的叉鱼手——你看，现在有了结果！”
“妙极了！妙极了！”霍普金斯大声说道。
“你要尽快地释放纳里根。”福尔摩斯说道，“我觉得你应该向他道歉；铁箱子一定要还给他，当然彼得·卡瑞卖掉的证券再也弄不回来了。外面有出租马车，霍普金斯，你可以把这个人带走了。如果需要我出庭作证，我和华生的地址是在挪威的某个地方——我会把详细地址寄给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