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结婚那一年的7月是非常值得纪念的，因为当时我有幸与歇洛克·福尔摩斯合作，联手侦破了三起重大案件，并且研究了他的推理方法。它们在我的日记中均有记载，案件标题是：《第二块血迹》、《海军协定》和《疲倦的船长》。但其中第一个案件所涉及的事情非常重大，并且牵连到许多显贵的王室家族，以致多年以来仍无法把它公布于众。然而，在福尔摩斯办理的案件中，再没有其他案件能比该案更清楚地表现他推理方法的价值和留给合作者更加深刻的印象了，所以，至今我仍保存着一份几乎一字不漏地谈话速记报告，其中记录的是福尔摩斯向巴黎警署的杜勃克先生和格但斯克的知名专家弗里茨·普沃尔冯叙述案情真相的谈话。他们两位曾在此案上浪费了许多精力，结果证明他们得到的都是些旁枝末节的问题。此案恐怕要等到下世纪才能公开。这里我打算把上述第二起案件发表出来，这件案子在一段时间内也关涉到国家的重大利益，其中一些案情更使它显出了独特的性质。
在我上学期间，我同一位名叫珀西·菲尔普斯的少年交往甚密。他和我年龄相仿，却比我高两个年级。他很有才气，获得过学校所颁发的所有奖励，并在结业时获得了奖学金，被送入了剑桥大学，得以继续深造。我记得，他颇有几家显贵的亲戚，甚至我们都还是小孩子时，就知道他的舅舅是霍尔德赫斯特勋爵，一位著名的保守党政客。这些华而不实的亲戚关系在学校没有让他得到什么好处。相反，我们在运动场上到处捉弄他，用玩具铁环撞他的小腿骨，拿他开心取乐。但当他走上社会以后，情况就不同了。我隐约听说他凭着自己的能力和贵戚的影响力，在英国外交部找到了一个好职位，之后我就完全把他淡忘了，直到收到他下面这封信才又回想起他来：
沃晋布里尔布雷
我亲爱的华生：
我相信你一定能够想起“蝌蚪”菲尔普斯来，那时我上五年级，而你在三年级。可能你也曾听说过我凭借舅父的影响力，在外交部谋得了一个美差，很受信任和尊敬。但一件可怕的灾祸突然降临，毁灭了我的事业。我觉得没有必要把这可怕事情的细节写下来。如果你同意我的请求，那么我愿意把事情的经过亲口告诉你。我患神经错乱已经九个星期了，身体刚刚恢复过来，依然是非常虚弱。你觉得是否能邀请你的朋友福尔摩斯先生前来看我？尽管当局对我断然相告：对此事他们已经无能为力了，但我很想听听福尔摩斯先生对这件事的看法。请你设法邀他前来，尽可能快些来。我现在生活在恐怖不安的状态之中，度日如年。请你一定向他说明，我之所以没有尽早地征求他的意见，并非是我不赏识他的才能，而是因为大难降临后我一直是神经错乱。现在我头脑重新变得清醒，但我仍不敢多想，唯恐旧病复发。我现在身体仍很虚弱，你可以看得出来，我只能口述，请人代写。请务必把福尔摩斯先生请来。你的老校友珀西·菲尔普斯我读这封信时深受感动，他在信中一再要求邀请福尔摩斯，让人深表同情。我深深地被这封信所打动，即使这事困难再大，我也要设法完成。不过，我自然深知福尔摩斯很钟爱他的技艺，只要他的委托人能够接受，他总是随时准备提供援助。我的妻子和我一致认为：立即把此事告诉福尔摩斯，一刻也耽误不得。于是，早餐后不出一小时，我再次回到了贝克街的老住处。
福尔摩斯身穿睡衣，坐在靠墙的桌子旁边，一丝不苟地做着化学试验。一个曲线形大蒸馏瓶，在酒精灯蓝色的火苗上猛烈地沸腾着，蒸馏出的水滴被冷凝到一个两升的量具中。我走进来时，我的朋友连看都没看，我知道他的试验一定非常重要，便坐在一把扶手椅上，等着他。他看看这个瓶子，查查那个瓶子，用玻璃吸液管从每个瓶子里吸出几滴**，最后拿出一试管溶液放到桌上。他右手拿着一片石蕊试纸。
“你来得正是时候，华生，”福尔摩斯说道，“如果这张试纸仍然呈蓝色，那就说明一切正常。如果它变成了红色，这种溶液就能夺去人的性命。”他把纸浸入试管，试纸立刻变成了深红色。“嘿！和我想的完全一样！”他高喊道，“华生，我马上就可以听你的了。烟叶放在波斯拖鞋里。”他转身走到书桌旁，匆忙地写了几份电报，交给了小听差，然后坐到我对面的椅子上，曲起双膝，双手交叉扣紧了瘦长的小腿。
“这是一件很普通的小凶杀案。”福尔摩斯说道，“我想，你给我带来的案子会更有趣些。华生，没有案子你是不会来的，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我把信递给他，他集中精力看起信来。
“这封信并没有告诉我们太多的情况，对不对？”福尔摩斯说道，随手把信交还给我。
“几乎什么事也没说清楚。”我说道。
“不过笔迹倒是很值得注意。”
“这笔迹不是他自己的。”
“一点没错，是一个女人写的。”
“绝对是男人写的。”我大声说道。
“不，是女人写的，而且是一个性格很不寻常的女人。你看，从调查一开始我们就知道，你的委托人和另一个人有很亲密的关系，而这个人，无论好坏，都具有异常独特的性格。现在，这件案子已经引起了我的兴趣。如果你准备好的话，我们可以马上起身前往沃晋，去拜访一下那位遭遇如此不幸的外交官，以及按他的口述代写这封信的女人。”
我们很幸运地在滑铁卢车站赶上了早班火车，一个小时之内，我们就来到了沃晋的冷杉和石楠树丛中。原来，布里尔布雷是一座独立式住宅，坐落在一片广阔的土地上，从车站徒步到那里，只需要几分钟的路程。我们递进名片，被领进一间布置得很雅致的客厅里，几分钟后，一个相当强壮的人盛情接待了我们。他的年龄有三十多岁，不到四十，但脸色红润，目光欢快，给人的印象是一个天真无邪的顽童模样。
“你们能够前来，我感到非常高兴。”他深情地和我们握了握手说道，“珀西整个早上一直都在打听你们的消息。唉，我那可怜的老朋友，他会抓住每一根救命稻草的！他的父母要我来接待你们，因为一提到这件事，他们就觉得非常痛苦。”
“我们并不了解案子的详情，”福尔摩斯说道，“我觉得你不像是他们家里的人。”
我们的新相识露出惊讶的神色，然后低头看了一下，他开始大笑了起来。
“原来你是看见我项链坠上的姓名花押字首‘J.H.’了，”他说道，“我一时还以为你能掐会算呢。我叫约瑟夫·哈里森，因为珀西就要和我的妹妹安妮结婚了，至少我也算是他的一个姻亲吧。我妹妹正在珀西的屋里，两个月来她全心全意地照顾着他。或许我们最好马上就过去，我知道珀西非常渴望见到你们。”
我们被领进的房间与会客室在同一层楼上。房间里面布置得既像起居室，又像一间卧室，屋里到处都摆着鲜花。一位脸色苍白、疲惫无力的年轻人躺在靠窗的一张长沙发上，透过窗户扑面而来的是浓郁的花香和初夏宜人的空气。一个女人坐在他身旁，看到我们进屋，她站起身来。
“要我离开吗，珀西？”她问道。
珀西握紧她的手留住了她。
“你好！华生，”珀西诚恳地说道，“看你留着胡子，我都快认不出来你了。我敢说你也不一定能认出我了。我猜，这位就是你那名扬四海的朋友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吧？”
我简单地为他们两人做了一下介绍，然后我们一同坐下。那个壮实的中年人走出了房间，可是他妹妹的手始终被病人拉着，只好留了下来。她是一个相貌惊人的女子，身材略嫌矮胖，有些不够匀称，但她有一张美丽的橄榄色脸庞，一双乌黑的意大利人的大眼睛和一头乌黑的头发。与她艳丽的容貌相比，她伴侣那苍白的面孔越发显得疲倦和憔悴。
“我不想浪费你们的时间，”珀西从沙发上坐起来说道，“我要开门见山地给你们讲这件事。我本来是一个幸福快乐且事业有成的人，福尔摩斯先生，并且马上就要结婚了。可是一件突如其来的灾祸毁掉了我一生的前程。
“华生可能已经给你说过，我在外交部任职，通过我舅父霍尔德赫斯特勋爵的关系，我很快就会升任要职了。我舅父在本届政府中出任外交大臣后，交给我一些重要的任务，我一直都做得很成功，最后他对我的才能和机智给予了充分的信任。
“大约十个星期以前，更准确地说是在5月23日，他把我叫到他的私人办公室里，先是称赞我工作做得很好，然后告诉我，他有一项新的重要任务要我去执行。
“他从办公桌里拿出一个灰色的纸卷对我说道：‘这是英国和意大利之间签订的秘密协定的原件，很遗憾，新闻界已经透露出了一些传闻。最重要的是，不能再把任何消息泄露出去了。法国和俄国大使馆正不惜一切代价想获得这些文件的内容。要不是非常需要一份副本，我绝不会把它从我的写字台里拿出来。你办公室里有保险柜吗？’
“‘有的，先生。’
“‘那么，把协定拿去锁到你的保险柜里。但是你必须记住：你要在别人下班后自己留下来，这样你可以放心大胆地抄写副本，而不用害怕被别人看到。抄好以后，再把原件和抄本都锁到保险柜里，明天早晨把它们全部交给我本人。’
“我拿了这份文件，就……”
“对不起，请稍等一下，”福尔摩斯说道，“谈话期间只有你们两人在场吗？”
“一点不错。”
“在一个大房间里？”
“有三十英尺见方。”
“是在房中间说的吗？”
“对，差不多在中间。”
“说话声音很小吧？”
“我舅父的说话声音一向都很低，我几乎什么话也没说。”
“谢谢你，”福尔摩斯闭上双眼，说道，“请接着讲吧。”
“我完全按照他指示的去做，直到其他几个职员离开。我的办公室里只剩下一个叫做查尔斯·格洛特的人，他还有一点公事没有做完。于是我把他独自留在办公室里，就出去吃晚饭了。等我回来时，他已经走了。我急着要赶完这份差事，因为我知道约瑟夫——就是你们刚才见过的哈里森先生——正在城里，他要坐11点钟的火车到沃晋去，可能的话，我也想赶上这趟火车。
“我看了一下这份协定，立即发现它确实非常重要，舅父所说的话一点也没有夸张。不用再细看下去，我就可以说，它规定了大不列颠王国对三国同盟的立场，同时它也预定了法国海军在地中海对意大利海军完全占优势的情况下，英国所要采取的策略。协定处理的问题纯粹是海军方面的，协定最后是协议双方高级官员的署名。我草草地看了一遍，就坐下来开始抄写。
“这份文件很长，所用的文字是法文，包括26项独立的条款。我尽可能快地抄，可是直到九点钟，我才抄完了第九条，看来是没有希望赶上那班火车了。由于整日工作的影响加上晚餐也没吃好，我只感到昏昏欲睡，大脑变得开始麻木，于是就想喝杯咖啡提神。楼下有一个小门房，一个门卫整夜都守在那里，按照惯例，他会给每一个加班的职员用酒精灯烧咖啡。因此，我按门铃叫他过来。
“使我惊奇的是，应声而来的是一个女人，一个身材高大、面容粗糙的老太婆，系着一条围裙。她对我说她是门卫的妻子，在这里做杂役，我就让她去给我煮杯咖啡。
“我又抄了两条，感觉到越来越瞌睡，于是起身在屋内来回踱步，想伸展一下双腿。咖啡还没有送来，我想知道是什么原因，就打开门，顺走廊过去看看。这是一条笔直的走廊，光线昏暗，正好通往我抄写文件的房间，也是我办公室的唯一出口。走廊尽头有一条转弯的楼梯，门卫的小门房位于楼梯下面的过道旁。楼梯的半中腰是一个小平台，另有一条走廊沿垂直方向也通到这个平台。这第二条走廊通过另一段楼梯通向侧门，专供仆人使用，同时也是职员们从查尔斯街方向进来的捷径。这就是那个地方的草图。”
“谢谢你，我想我完全听懂你的话了。”歇洛克·福尔摩斯说道。
“接下来是最重要的地方了，请你留意这一点。我走下楼梯，进入大厅，却发现看门人正在房间里熟睡，咖啡壶在酒精灯上猛烈地沸腾着，我赶忙拿下壶，灭掉酒精灯，不然咖啡都要溢到地板上了。我正要伸手去摇醒那个沉睡中的人，突然间他头顶上铃声大响，他一下子就被惊醒了。
“‘菲尔普斯先生！’他满脸困惑地望着我说道。
“‘我来看看咖啡煮好了没有。’
“‘我正在煮着，不知不觉就睡着了。先生。’他望着我，又抬头看看仍在颤动不止的电铃，脸色显得更加惊奇。
“‘先生，既然你在这里，谁会在按铃呢？’他问道。
“‘按铃！’我叫道，‘按什么铃？’
“‘刚才是你办公室里的电铃在响。’
“我一下子觉得心就像被一只冰冷的手揪住一样，这么说来，肯定有人在我的办公室里了，而我那份重要的协定就放在桌子上。我发疯似的跑上楼梯冲向走廊，可是走廊里空无一人，福尔摩斯先生。办公室也没有人。一切都和我离开时完全一样，只是那份命令我保管的文件原本，被人从我的桌上拿走了，只剩下抄本还放在那里。”
福尔摩斯笔直地坐在椅子上，不停地搓着双手。我看得出来，这件案子完全把他吸引住了。“请问，然后你是怎么做的？”他低语道。
“我马上想到盗贼一定是从侧门的楼梯上来的。他要是从正门上楼，我必然能够碰见他。”
“你敢确定，他不会一直藏在屋里，或是藏在走廊里吗？你不是说走廊里灯光很暗吗？”
“绝对不可能。无论是房间还是走廊，连一只老鼠也无法躲藏，根本就无处可藏。”
“谢谢你，请往下说吧。”
“看门人看见我脸色苍白，知道发生了可怕的事，就跟我走上了楼。我们两人穿过走廊奔向通往查尔斯街的陡峭的楼梯，楼底下的旁门是关着的，但没有上锁。我们推开门，冲了出去。我很清楚地记得当时听到邻近的钟敲了三下，时间是九点三刻。”
“这一点非常重要。”福尔摩斯说着，一边在他的衬衫袖口上作了记录。
“这天夜里天色漆黑，还下着毛毛细雨，查尔斯街空无一人，可是，街尽头的白厅路却像平常一样，车水马龙，络绎不绝。我们俩光着脑袋，沿着人行道跑了下去，在右边的拐角处，看到那里站着一个警察。
“‘发生盗窃案了，’我气喘吁吁地说道，‘有人从外交部偷走了一份极为重要的文件。有人从这里过去吗？’
“‘我刚刚在这里站了一刻钟，先生，’警察说道，‘这段时间只有一个人从这里走过，是一个高个子老妇人，披着一条佩斯利披巾。’
“‘哎，那是我妻子。’看门人高声喊道，‘有没有别的人过去？’
“‘一个人也没有了。’
“‘那么这个小偷一定是从另一个拐角逃走了。’这个家伙拉着我的衣袖喊道。
“但我并不相信他说的话，他试图把我引开，反而增加了我的疑心。
“‘那个女人朝哪个方向走了？’
“‘我不知道，先生，我只看到她从这里过去了，但我并没有特别注意她。她好像走得很匆忙。’
“‘已经过去多长时间了？’
“‘啊，没有几分钟。’
“‘不超过五分钟吧？’
“‘对，不过五分钟。’
“‘你这是在浪费时间，先生，现在每分钟对我们都很重要，’门卫高声喊道，‘请相信我的话，这件事和我的老婆毫无关系，赶快到街那边看看吧。好吧，你要是不去，我自己去。’紧接着，他就往街左边跑去。
“可是我立刻赶上了他，抓住他的衣袖。
“‘你住在什么地方？’我问道。
“‘我住在布里克斯顿的艾维巷16号，’他回答道，‘可是你自己不要被这些假象迷惑，菲尔普斯先生。我们还是到这条街的另一头去，看看是否能打听到什么。’
“我想，按他说的做也不会有什么坏处，我们两人和警察赶快跑了过去，只见街上满是来来往往的车辆和奔波的人群，所有的人都急着在这阴雨之夜赶回安身之处，没有一个闲人能告诉我们谁刚才从这里走过。
“于是我们返回了外交部，搜查了楼梯和走廊，可结果是一无所获。通向办公室的走廊上铺着一种米色漆布，能清楚地发现上面的脚印。我们仔细对它进行了检查，可是没有找到任何脚印的痕迹。”
“那天整晚都在下雨吗？”
“大约从七点钟才开始下雨。”
“那么，那个女人大约在九点钟进到了办公室，她的靴子上带有泥，怎么会不留下脚印呢？”
“我很高兴你能提醒我这一点。当时我也想到了。这个杂役女工习惯于在门卫的房里脱掉靴子，换上布拖鞋。”
“这就清楚了。也就是说，虽然当晚下着雨，却并没有找到脚印，对吗？这一系列线索确实非常重要。接下来你们做了些什么？”
“我们也对办公室进行了检查。这个房间不可能有暗门，从窗户到地面足有30英尺高，两扇窗户都从里面插牢了。地板上铺着地毯，天花板上刷的是普通白灰，我敢拿性命担保，偷我文件的不管是谁，都只能从房门进来。”
“你想到过壁炉吗？”
“房间里没有壁炉，只有一个火炉。电铃位于我办公桌的右边。无论谁按铃都必须走到我办公桌的右边才行。可是罪犯为什么要去按铃呢？这是最让人想不通的一个疑团。”
“这件案子确实与众不同。你们接下来采取了什么措施呢？检查过房间之后，我想你们会看看进屋的这个人有没有留下什么痕迹，比方说烟蒂、丢下的手套、发夹或其他什么小东西，是吗？”
“也没有发现这些东西。”
“有什么气味吗？”
“唉，当时我们没有想到这一点。”
“啊，在调查这种案件时，即使烟草的气味对我们也非常有价值。”
“我自己从不吸烟，所以只要屋里有一点烟草味，我也能够觉察得到。可是那里确实没有这方面的线索。唯一一个确凿的事实就是门卫的妻子，那个叫坦盖太太的女人，是匆忙间从那里走出来的，门卫对这些事也解释不清，他说他妻子平时总是在这个时候回家。警察和我都同意，如果的确是那个女人拿了文件，我们最好在她把文件脱手之前抓住她。
“这时警报已经发到了苏格兰场，侦探福布斯先生立刻赶来，全力接手这件案子。我们雇用了一辆双轮双座马车，半小时后就到了门卫所提供的地点。一个年轻女子打开了门，她是坦盖太太的大女儿。她母亲还没回来，她把我们领到前厅里等候。
“大约十分钟以后，就听到有人敲门。这时我们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对此我深感自责。我们自己没有去开门，却让那个姑娘去开。我们听到她说：‘妈妈，屋里有两个人正等着要见你。’片刻之后，我们就听到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穿过走廊。福布斯猛地打开门，我们两个人跑进了后屋，也就是厨房，但那个女人已经先我们一步走了进去。她警惕地望着我们，然后，她突然认出了我，脸上现出了一种十分惊讶的神情。
“‘怎么，你不就是部里的菲尔普斯先生吗！’她大声说道。
“‘喂，喂，你把我们当做什么人了？为什么躲着我们？’我的同伴问道。
“‘我以为你们是旧货商呢，’她说道，‘我们和一个商人有些纠纷。’
“‘你这种理由并不够充分，’福布斯回答道，‘我们有理由认为你从外交部拿走了一份重要文件，然后拿到这里准备转让。我们必须把你带到苏格兰场去接受调查。’
“尽管她提出抗议并进行了抵抗，但都是徒劳的。我们叫来了一辆四轮马车，三个人都坐了进去。我们事先对厨房进行了检查，特别是厨房里的炉火，看看她独自在这里时，是否把文件扔进了火里。但我们没有发现一点碎屑或灰烬的痕迹。回到苏格兰场后，我们立即把她送交给女搜查员。我焦急地等待着，直到女搜查员送来了报告，可是报告说根本查不到文件的下落。
“我首次感到我的处境可怕到了极点，迄今为止，我只知道行动，却没有顾得上思考。我一直确信可以很快地重新找回那份协定，根本不敢想如果找不到的话，我会面临怎样的后果。但现在已经到山穷水尽的地步，我才有空来考虑自己的处境了。这实在太可怕了。华生可能对你说过，在学校时，我是一个既胆小又敏感的孩子，这是我的本性。我想到我舅父和他的内阁成员，想到我会给他带来的耻辱，以及给我自己和亲友带来的耻辱，我个人成为这个离奇事件的牺牲品，又有什么关系呢？但决不能允许这次意外事件给外交利益带来危险。我算是完了，带着羞耻彻底毁灭了。我记不清楚我都做了些什么，我想我一定是大闹了一场。我隐约记得当时有一群同事簇拥着我，尽力地安慰我。有一个同事和我一起乘车到滑铁卢，目送我上了去沃晋的火车。我相信，当时如果不是我的邻居费里尔医生也乘坐同一列火车，那么那位同事会全程护送我回家的。这位医生非常好心地照顾我，也确实多亏他照顾得很周到，因为我在车站大发脾气，在我到家之前几乎就是一个语无伦次的疯子。
“你能够想象，医生按门铃的声音把我的家人从睡梦中惊醒，他们看到我这副样子，会是怎样的一种情景。可怜的安妮和我母亲心都要碎了。费里尔医生刚刚在车站听侦探说了事情的经过，便向我的家人说明了所发生的事情，但怎么说都于事无补了。所有的人都很清楚，我的病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所以约瑟夫从他心爱的卧室中搬出来，把它用做我的病房。福尔摩斯先生，我在这里躺了九个多星期，不省人事，脑子极度错乱，多亏了哈里森小姐守在这里，还有医生对我的照料，否则我现在也无法和你们讲话。白天由安妮小姐照看我，晚上则雇了一位护士守护我，因为当我狂怒的病情发作时，我什么事都能做得出来。我的头脑渐渐变得清醒过来，可是直到最近这三天，我才完全恢复了记忆力。有时我真希望它永远不要恢复。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经办这件案子的福布斯先生发去一封电报。他来到这里，向我介绍说，虽然用尽一切办法，但仍然没有任何线索；用各种方法对门卫和他的妻子进行了调查，事情也丝毫没有转机。于是警方又把年轻的格洛特作为怀疑对象，你们一定还记得，他那天晚上下班以后在办公室里停了很长时间才走。他身上只有两个疑点：第一点是他走得晚，另一个就是他的法国姓名。但实际情况是，在他走之前，我并没有开始抄写那份文件；他的先人有胡格诺派教徒的血统，但他和你我一样，具有英国人的习惯和感情。所以，无论如何也找不出把他牵连进本案的证据，于是这件案子到此就算搁浅了。福尔摩斯先生，我只好求助于你，你是我最后的希望了。如果你也让我失望的话，我就永远丧失了我的荣誉和地位。”
由于说话时间太长，病人感到有些疲乏，于是便靠在垫子上，这时护士给他倒了一杯镇静剂。福尔摩斯静静地坐着，一言不发，头向后仰，双眼微闭，这种姿势在陌生的人看来，好像是情绪低落的样子，但是我知道这是他正在积极思考的表现。
“你讲述得非常清楚，”他终于说道，“我需要问的问题确实已经不多了，但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你跟其他人说过你要执行这项特殊任务吗？”
“一个人也没说过。”
“比方说，连这里的哈里森小姐你也没说过吗？”
“没有。在我接到命令和执行任务的这段时间里，我没有回沃晋来。”“你的亲友里也没有人碰巧去看你吗？”“没有。”
“他们中有人知道去你办公室怎么走吗？”
“啊，是的，我告诉过他们去那里的路径。”
“当然，如果你没有对任何人说过有关协定的事，那么这些询问就毫不相关了。”
“我什么也没讲过。”
“你了解门卫这个人吗？”
“我只知道他原来是一个老兵。”
“是哪一团的？”
“啊，我听说是克尔斯特利姆警卫队的。”
“谢谢你。毫无疑问，我可以从福布斯那里了解到案件的详情。官方非常善于搜集情报，但他们并不总是能充分利用这些情报。啊，多么可爱的玫瑰花呀！”
他走过长沙发，来到打开的窗户前，伸手把一株低垂着的玫瑰花枝扶起，欣赏着红绿相配的秀丽花朵。对我来说，这还是他性格中一个新的方面，因为以前我还从未见过他对自然物有如此浓厚的兴趣。
“再没有什么事情比宗教更需要推理了，”他用背斜靠着百叶窗，说道，“推理学者可以把推理法树立为一门精密的学科。在我看来，我们对上帝仁慈的最高信仰存在于鲜花之中。而所有其他的东西，例如我们的能力，我们的希望，我们的食物，这一切首先都是我们为了生存所必须拥有的东西。但这朵玫瑰花就不同了，它的香味和色泽只是对生命的一种修饰，并不是生命赖以生存的条件。只有仁慈才能产生出这些特别的品格，所以我再说一遍，我们可以从鲜花中得到更多的希望。”
在福尔摩斯做长篇大论时，珀西·菲尔普斯和他的护理人都吃惊地望着他，脸上流露出非常失望的神色。福尔摩斯手持玫瑰花陷入了沉思，几分钟过后，那位年轻的女子终于打破了沉默。
“你看出解决这个疑案的希望了吗，福尔摩斯先生？”她用一种有些刻薄的语气问道。
“啊，这个疑案，”福尔摩斯一惊之下又回到现实生活中来，回答道，“嗯，如果否认这件案子非常复杂而又深奥，那是愚蠢的说法。不过我可以向你们保证，我会深入调查此案，并让你们知道我所了解的一切情况。”
“你看出什么线索了吗？”
“你已经向我提供了七条线索，当然我必须先对它们进行检验，然后才能断定它们的价值。”
“你怀疑哪一个人呢？”
“我怀疑我自己。”
“什么？！”
“怀疑我的结论作出得太快。”
“那就回伦敦再检验你的结论吧。”
“你的建议很好，哈里森小姐。”福尔摩斯站起身来说道，“我想，华生，我们没有更好的办法了。菲尔普斯先生，你自己也不要抱过高的奢望，这件案子非常复杂。”
“我盼望着能再次和你见面。”这位外交能手大声说道。
“好吧，明天我还是搭这班车来看你，尽管我未必能带给你什么好消息。”
“愿上帝保佑你成功，”我们的委托人大声说道，“我知道案子正在调查中，这就给了我新的生命力。顺便说一下，我接到了霍尔德赫斯特勋爵的一封信。”
“啊！他都说了些什么？”
“他态度很冷淡，但并不严厉。我敢说他知道我重病在身，才没有对我严加斥责。他反复强调这件事至关重要，又说除非我恢复了健康，有机会弥补我的过失，否则我的前途——当然他是指我被革职——是无法挽救的。”
“啊，这样说是合情合理而又考虑周到的。”福尔摩斯说道，“我们走吧，华生，城里还有一整天的工作要做呢。”
约瑟夫·哈里森先生用马车把我们送到火车站，我们很快就搭上了去普茨茅斯的火车。福尔摩斯沉浸于深思之中，一路上默不作声，直到我们过了克朋中心车站，才开口说话：“无论走哪条线路进伦敦，你都能低头看到这样一些房子，这真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
我以为他在玩笑，因为这景色实在不堪入目，但他很快解释道：“你看那一片孤立的大房子，它们坐落在青石之上，就像铅灰色海洋中的砖瓦之岛一般。”
“那是一些寄宿学校。”
“那是些灯塔，我的伙计！未来的灯塔！每一座灯塔里都装满了千百颗明亮的小种子，将来它们会为英国培育出更加明智富强的一代，我想，菲尔普斯这个人不会饮酒吧？”
“我想他不会。”
“我也这样想，但我们应该考虑到所有的可能性。这可怜的人已经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问题是我们有没有能力把他救上岸。你对哈里森小姐有什么看法？”
“她是一个性格坚强的姑娘。”
“对，但她是一个好人，要不就是我看错了。她和她的哥哥是诺森伯兰附近一个铁器制造商仅有的两个孩子。在去年冬天旅行时，菲尔普斯与她订了婚，她哥哥护送她前来和菲尔普斯的家人见面，正好发生了这件惨事，她便留下来照看她的未婚夫，而她的哥哥约瑟夫·哈里森觉得这里相当舒适，便也留了下来。你看，我已经做了一些独立的调查。不过今天一天，我必须进行调查工作。”
“我的医务……”我开始说道。
“啊，若是你觉得你自己的事情比我这案件更重要……”福尔摩斯有些刻薄地说道。
“我是想说我的医务一两天之内没什么问题，因为这是一年中最闲散的时候。”
“太好了，”福尔摩斯又恢复了好脾气，说道，“那我们就一起来研究这件案子吧。我想应该从拜访福布斯开始，他或许能给我们讲出所要的一切细节，然后我们就能知道，从哪个方面来处理此案。”
“你是说，你已经有线索了？”
“对，我们已经有了几个线索，不过只有经过进一步调查，才能检验它们的价值。没有犯罪动机的案件是最难查办的，但这个案件并非没有犯罪动机。那个想从中谋利的人是谁呢？可能是法国大使、俄国大使，可能是任何可以把该协定出卖给大使的人，也可能是霍尔德赫斯特勋爵。”
“霍尔德赫斯特勋爵！”
“对。可以想象，一个政治家出于形势需要，会毫不后悔地借机毁掉这样一份文件。”
“霍尔德赫斯特勋爵不是一个有着光荣履历的政治家吗？”
“有这种可能，我们也不能忽视这一点。我们今天就去拜访这位高贵的勋爵，看看他能告诉我们一些什么情况，同时，我已经着手进行调查了。”
“已经开始了？”
“对，我从沃晋车站给伦敦的各家晚报都发了一份电报，它们都会刊登这样一则广告。”
福尔摩斯交给我一张从日记本上撕下来的纸，上面用铅笔潦草地写着：
5月23日晚9时45分左右，在查尔斯街外交部门口或附近，有谁看见从一辆马车上下来一位乘客，请将马车的号码告知贝克街221号乙，赏金10镑。
“你敢肯定那个盗贼是乘马车来的吗？”
“即使不是也无妨。但如果菲尔普斯说得不错，无论办公室还是走廊都没有藏身之地，那么，这个人一定是从外面进来的。而如果他在下着大雨的夜晚从外面进来，离开后几分钟就进行检查，也找不到任何留在漆布上的湿脚印，那么，极有可能他是坐马车来的。对，我认为可以十分肯定地推断，他是乘马车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