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21年，嬴政統一中國，認為自己“德兼三皇、功蓋五帝”，創“皇帝”一詞作為華夏最高統治者的正式稱號，直到1912年清帝溥儀退位，“皇帝”才正式退出曆史，從此隻留在竹書、絲綢、石刻之上。
自商、周到秦的一千四百年裏，華夏民族自占有關中沃土開始，便轉變成為防禦內向型的帝國模式，也就意味著這個國度開始了重內輕外的格局，這是農耕文明發展的最終選擇。為了保證內部的安寧，有條不紊地生產發展，源源不斷地創造財富，使帝國維穩下去，一代代統治者煞費苦心籌劃出一套接一套的理國方案，以圖子子孫孫，萬世長存，恒享天下。
然則歸納起來，帝國體製的核心是皇權，皇權的掌控無非兩條：控製和維持。控製臣民和局勢，維持秩序和現狀。
中國的君主在秦建立的中央三公九卿、地方郡縣製的基本模型上，增刪修改，形成了不少新製度。這些製度的目的仍舊是維護和鞏固中央集權，也就是皇權。所以按照統治者的需要，常常改弦更張，廢止某條，又強加某條，這就導致製度失去權威性。而皇帝又喜歡按自己的性情執政，當製度出台之後，並不能有效地行使，為了讓國家機器繼續運轉，就得靠人上場進行手工操作。在此基礎上，帝王之術就轉變成了馭人之術，在“人治”模式下，皇權衍生出了權謀和權術，來最大程度地駕馭和限製臣民。
雖然君主強製要求天子之民、天下之臣都必須忠誠於“姓氏王朝”，不準拉幫結派，結黨營私，但這是不可能實現的。在此基礎上，朝廷中出現的權權相爭，就是君主為了維護皇權而處心積慮造成的。皇帝的危機感是天生的，他們不是憂國憂家憂社稷，而是憂皇權是否穩當。皇帝不允許一派獨大，所以他要想方設法磨平這凸起的尖銳。但是君主又要倡導儒家思想，仁義治國，所以自己不方便出手，便借托他人之手，賦予這些人權力，鼓動他們針鋒相對，好使其兩敗俱傷，自己坐收漁翁之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