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們抗戰的第二年，英國詩人奧登因為同情中國來到武漢，那正是前線不力、武漢岌岌堪危的時刻，他當時寫了一些詩，其中有一首十四行，卞之琳曾經把它譯成中文：
當所有用以報告消息的工具
一齊證實了我們的敵人的勝利；
我們的棱堡被突破，軍隊在退卻，
“暴行”風靡像一種新的疫癘，
“邪惡”是一個妖精，到處受歡迎；
當我們悔不該生於此世的時分：
且記起一切似被遺棄的孤靈。
今夜在中國，讓我想起一個人，
他經過十年的沉默，工作而等待，
直到在繆佐(7)他顯了全部的魄力，
一舉而叫什麽都有了個交代：
於是帶了完成者所懷的感激，
他在冬天的夜裏走出去撫摩
那座小古堡，當一個龐然大物。
奧登在武漢的任何一個旅館裏的燈光下會“想起一個人”，這個“想起”使我感到意外的親切。第一，因為我是中國人，中國的命運我們無時無刻不在分擔著；第二，因為他所想起的那個人正是我十年來隨時都要打開來讀的一個詩人——裏爾克。我從這人的作品中得到過不少的啟發，他並且指示給我不少生活上應取的態度。現在來了一個第三國的詩人，他居然把中國的命運和裏爾克融會在一首美好的十四行詩裏，這能說隻是詩人的奇異的聯想嗎？也許裏邊不是沒有一些夙緣。
中國對於這個奧地利的詩人是一個遼遠的世界，除卻李太白的名字和瓷茶杯外，在他的集子裏找不到什麽關於中國的事；他是一個純粹的歐洲人，他不像他同時代的一部分詩人、畫家，每每遠渡重洋用異鄉的色彩不著實際地渲染他們的幻想。裏爾克的詩，由於深邃的意念與獨特的風格就是在他的本國也不是人人所能理解的，在中國，對於裏爾克的接受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竟有人把中國和裏爾克這兩個生疏的名字聯係在一起，也許最生疏的事物在生命的深處會有時感到非常親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