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世紀（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中期，聞一多、徐誌摩、朱湘等詩人努力於新詩的建設，提倡格律詩，從各方麵進行實驗，也有人試作十四行詩，想把這個西方的詩體移植到中國來。我那時學寫新詩，對格律詩不感興趣，認為新詩剛從舊詩的束縛裏解放出來，無須這樣迫不及待地給自己套上新的枷鎖。我隻求詩的語調要保持自然，適當注意形式，至於以格律謹嚴著稱的十四行體，我實在望而生畏，不敢問津。不料十幾年後，在抗日戰爭時期於1941年一年內，我寫了二十七首十四行詩，詩集出版不久，竟得到朱自清先生的評語：“這集子可以說建立了中國十四行的基礎，使得向來懷疑這詩體的人也相信它可以在中國詩裏活下去。”（見《新詩雜話·詩的形式》）這是我當初萬萬也沒有想到的。
我首次跟十四行詩發生關係，是由於一個偶然的機會翻譯了一首法語的十四行詩，而法語又是我不懂得的一種語言。1928年秋季的一天晚上，友人範希衡到我住室來閑談。我們在北京大學讀書時，他學法語，我學德語；畢業後有一個時期我們共同在北京孔德學校教書，他教法語，我教國文。年輕的朋友遇在一起無話不談，也談到愛情一類的事，他給我背誦了一首法語的十四行詩，背誦後又逐字逐句地講給我聽。同時他說，詩的作者阿維爾斯不是很著名，寫的詩也不多，但這首十四行詩卻家喻戶曉，眾口傳誦。我根據他的講解，逐字逐句地記下來，略加整理，形成了以下的一首譯詩：
生命啊有它的隱微，靈魂中有它的神秘，
忽然間一個永久的愛情含孕在我的心裏。
這相思是沒有希望的，我隻得默默無語；
並且那使我相思的人兒也未曾知悉。
咳，她永不注意，我走過她的身邊，
我永在她的身邊卻永是這樣地孤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