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在那段时间我欣赏了许多女孩的身体，她们距离发育尚远，她们**的身体和我、和冯臭子，除了**的巨大差距之外，并无过多不同。
阳光从蓊郁的葡萄架中舒缓地筛过，洒在我舅舅油光满面的脸上，微风轻拂的时候，光线也被吹动，光斑和阴影交替着占领他硕大的头颅和躯干，整个人时而阴郁，时而明亮。
这是一个大而无当的院子，整个院子用足足一窑的青砖墁地。我小时候看到的猪圈已不见踪影，猪圈的遗址上是一座顶着琉璃瓦、翘着跋扈的飞檐的建筑物，外墙是恶俗的绿色水刷石。这个不伦不类的建筑物开了两个中式的拱门，拱门上方各有一个红字：男、女。在北方农村里，这个划分性别的厕所实在是一桩稀罕物。除了证明这个家庭有女眷居住之外，它还昭示了这家的主人正置身于追随文明过程中的一个必经阶段—不土不洋、不雅不俗、不三不四。此外这个被农村人称为茅房的公厕样的建筑物，还顺便证明给来客，这家主人拥有不可小视的财富—贫穷的农民家庭，是断然没有闲钱盖一座分性别的厕所的。
院子中央是一个被白色瓷砖粘附的圆形水池，蓄了一池死水，但水面上漂浮的几朵睡莲给这池死水带来了些许生气。
院子里占统治地位的是一幢二层小楼，它的外观和那个在猪圈的遗址上建立的厕所一样显示着主人的品位，我懒得去描述它，总而言之，那就像把中式的殿宇飞檐、雕龙廊柱、延安宝塔以及哥特式罗马式巴洛克式统统放在一个盆里捣碎，然后以此为材料建成的那么一个东西。一切不伦不类的时代出产的那种东西。
我没想到会在这里见到表姐，我从我哥的电话里得知表姐已经嫁人。当时我回答了一个“唔”，虽然我很想知道她嫁的是个什么样的男人，而且我知道我哥自己会告诉我，他是个憋不住一个屁的人。我哥果然说，表姐嫁给了一个复员军人，在县人民武装部上班。我还想听他告诉我更多关于表姐的消息，可是我哥已开始嘱咐我到城里上学时千万要吃好，什么你正长身体的时候，不能亏待了自己，没钱尽管找他开口等等。我对表姐的近况就了解这么多，我不习惯问别人这样的话：“后来呢？”
—我那时就知道，后来的事后必再有，你要信你后来能看到的东西，而不是相信别人对后来的描述。
表姐只比我大七个月。三天之后我将去一个陌生的城市上学，而表姐却已经结婚，这时的她抱着一个睡得正熟的婴儿，脸上挂着母亲的微笑站在我面前，用注视婴儿的眼神看着我。比起我记忆中的样子，她整个人胖了一圈，就像用粗毛笔在铅笔画成的人体轮廓上重新勾勒过，但仍然合乎比例，身材匀称。她送给我的笑容与她的目光不同，仍然是七年前的，并没有因为已为人母而长成大人的笑，我看着这孩子气的笑心里一**，隐藏在胸骨后的那个器官便偏离了正常的节奏。
表姐站在我的余光里，轻轻摇晃着身子，她的双臂是柔软的摇篮。
我羡慕那个熟睡的婴儿。
我对舅舅在一旁说的每一句话都置若罔闻，他多此一举地向我介绍着表姐的幸福生活和他外孙的名字。我却在那一瞬间坠入回忆，重温着表姐散发着纷纭味道的身体。
春夏两季，表姐施雅的体味是青草的味道，到了秋天，她身上就散发着干草的气息。当孤零零的麻雀出现在雪地上的时候，她是被体温焐热后蒸发出的硝制小羊皮味儿。现在，她是新鲜的乳汁和婴儿尿液混杂的味道，她就坐在我斜对面的石墩上，安静地奶着孩子。她把衣襟撩起，大半个**在阴影下皎洁如月。
它们已然长大，形态不再是两个若有若无的小鼓包。我无缘抚摸这个身体的日子，它们从未停止过努力地生长、生长。它们如今的膨胀让我不敢直视。她捧着它，把黑褐色的**塞进婴儿的小嘴，婴儿猛地挺了一下小小的身体，一道乳白色的**划出一道弧线降落在青砖地上，留下几个清白的斑点。
不得不承认，她的**喷射出的用于滋养后代的**加重了我的忧伤。
假如我还算是有过童年的话，那么我说，我童年里最喜欢的日子就是有人结婚或有人死掉。这两种日子带给我的好处是一致的，它们都能让我暂时把肚子撑得滚圆，运气好的话我还能吃到几块炖得稀烂的肉。每逢这种日子，姥爷总是带上我和我哥，村子里的哪一桩红白喜事都少不了这个走起路来咚咚响的老头儿。姥爷把我和我哥安置在一张被油污覆盖看不出本来颜色的桌子旁，自有人给我们端来热气腾腾的两大碗粉条豆腐汤，还有一盘平日少见的白馒头。我和我哥在各自的碗里搜寻猪肉时，姥爷已开始忙碌。我不知道他忙些什么，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他坐在桌前吃饭，也许是当我和我哥去欣赏大人们逗新娘子，或者钻进人群去看那些听不懂的戏时，姥爷才会吃一碗有猪头肉的豆腐汤，有滋有味地喝几杯烧酒。
婚礼和葬礼是两次庞大的饭局，那个年代，来道贺和致哀的人都为了一个共同目标走到一起来，解馋是所有客人的主题。酒足饭饱之后，大人们才有精神逗弄傻乎乎的新郎和新娘，才有精神为八竿子打不着的死者守灵，骰子和牌九以及一些微不足道的赌资陪着他们熬过漫漫长夜。没有守灵义务的大人，则提个草墩坐在简陋的戏台前，抽着劣质烟卷摇头晃脑地听着台上的戏子不知所云地唱。
比起来我更喜欢婚礼，它本身的喜庆属性注定了我将吃到更丰富的酒席。这个村子里略微殷实的人家或者大队干部家办喜事时，还会请来县里的放映队。逢此时，已不啻我和我哥以及村里所有孩子的节日了。放电影的那天，我们甚至不再在乎是否能在婚礼上吃到猪头肉，我们的第一任务就是尽快地跑到村西的打麦场，占据一个最靠前的位置。
很久之后我才意识到自己傻不堪言，我的脖子长久地后仰才能把宏大的银幕收入眼底，同样宏大的革命题材影片考验着我细弱的脖子，那时候我还不知道脖子里藏着颈椎，只觉得那些高高在上身材伟岸面容坚毅的英雄压得我脖子咔吧咔吧作响，在回家的路上我只好跟罪人似的拼命低头，以缓解因长时间遭受正面压迫造成的颈项强直和酸痛。
有时候来得晚了，银幕前已经坐满了黑压压的人群。我即使站着，视线也越不过大人们的头顶。我试图往里挤的时候经常被一些半大孩子一把拽回原地，如果我再钻进去就有挨揍的危险—有那么一些孩子对欺负寡妇的儿子一直抱有浓厚的兴趣。我哥曾经为我跟他们打架，但是他手里没有杀猪刀的时候也与常人无异。也就是说，我哥并不能给我提供足够的保护。很多时候，他只好扯着我到银幕的背面去看，这边人少，视野开阔，但是电影里的人怎么看都让你觉得别扭，好好的革命题材影片竟在我们眼中嬗变为反面的革命题材影片—不管英雄坏蛋，他们的动作全是反的，反着拿枪，反着拿筷子，高举左手，高喊口号。当然，口号不是反的。
后来我就不怎么跟我哥去看电影了，我交了一个更好的朋友冯臭子。我从这个比我年龄还小的男孩身上首次领略了权势的力量，他拽着我的袖子向银幕前密集的人群中走去时，我们身前就出现了一条小路，那些大人们都站起身来冲冯臭子打招呼，有人还亲昵地摸摸他的头顶，叫他一声“爱民”。我跟在冯臭子身后，沿着这条小路走到最佳观影位置，黑暗中，就有人把草墩或者马扎塞到我们屁股底下。
冯臭子是冯爱兰的弟弟。这个据说跟我爸有一腿的女人那时已然身居高位，她成功地消解了一次致命的政治风险，她和我爸的艳史随着我父亲的离世已少有人提，那个年月，我们的长辈都是一些勇于遗忘的人。
那天晚上演的电影我一辈子都忘不了，全村的人，甚至外村的人都挤到这个并不算很大的打谷场里，有人还爬到房顶上树上。月光下，他们是房檐上的吞脊兽和树上的猫头鹰。这部名叫《少林寺》的电影让所有的人都如醉如痴，有个忘记自己在树上的人打着少林拳掉下来摔断了腿，没有人听到他的哀号，所有人的眼睛都盯着银幕。而我，都忘了吃冯臭子塞到我手里的瓜子，不错眼珠地盯着十三棍僧和王仁则的人对打。冯臭子说他早就在县里看过了，上个月他姐姐带着他们全家坐着吉普车去了县里的影院。他还说：“电影院里看电影可好了，你不用带马扎，他们都给你放好了椅子，都是带靠背的，你可以靠着看，舒服极了。不过你不能搬走，电影院的椅子都钉在地上。”冯臭子说：“电影院的墙上有几个洞，好像几个特别特别大的电棒儿，里面藏着放电影的人，他们一摁电棒儿，就有好几道光照在前面的大白布上，你就看见电影里的人了。到演完的时候，他们就把电棒儿一关，电影里的人就都被收走了。跟银角大王的葫芦一样。”
冯臭子说：“他爹一会儿就让人杀了，我知道，不信你看。”
冯臭子说：“觉远他们一会儿要吃狗肉了，他师父也吃了。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
冯臭子说：“你猜得不对，白无暇成不了觉远的媳妇，觉远是和尚，和尚不娶媳妇不能吃肉。”
冯臭子说：“白无暇长得真好看……”
冯臭子说：“小冬，你知道娶了媳妇干啥不？”
冯臭子说：“你看，觉远没娶白无暇吧，走吧，跟我看娶媳妇去。”
冯臭子一路上嘴都不闲着：
“汝今能持否？能持。汝今能持否？能持。”
我和冯臭子的友谊在我家搬到县城居住后暂时终止，到他生命结束之前，我们中断的友情又重新接续。
有时我坐在医院后面的荷花塘边还会想起他，那天深夜他带我看到的情景历历在目。冯臭子带我偷窥了一对新婚夫妇在第一天晚上的分内事，作为报答，我把我爸留下的一本《妇科学》借给他看，那里面有女性**的彩绘图片，图片上有我和我哥肮脏的指痕。那些彩色图片第一次出现在冯臭子眼皮底下时，他像狗一样张大了嘴，嘴里呼出的气比水缸还粗。
夏天的尾骨是秋天的头颅。正午的日头依然毒辣，可深夜已纳入月亮的统治，有了夜凉如水的感觉。冯臭子和我借助高高堆砌的麦秸垛登上墙头，月光下的院子还残留着婚礼的遗迹，鸡骨、菜叶和空酒瓶狼藉地散落地上，桌椅靠墙堆放，我们正好踩着这些桌椅攀缘而下。
冯臭子领着我一前一后来到一扇窗下，我们刚刚从《少林寺》里学到的武功派上了用场，他和我不谋而合地猫下腰，提一口真气，蹑足潜踪，毫无声息地飘至窗下。我在冯臭子的身后看到他的右手在屁股后面摆成一个握剑的动作，前面那只我看不到的手兴许还捏着剑诀，险些笑了出来，他确实比我更像一个专业的夜行者。抵达窗下之后，我学着冯臭子把身体紧紧贴墙，隐藏在窗户透出的那一方亮光无法顾及的角落，我看着冯臭子等待指示，他的双眼在阴影中闪闪放光。
我们来得很是时候，冯臭子施展壁虎游墙功，一点一点直起腰来，先把两只手搭在窗台上，然后慢慢探出头去，这时听到有人说：“我睡不着！”冯臭子立刻缩回那颗小脑袋，两只小爪子也迅速收回。我也紧张得要命，蹲在原处一动不敢动。冯臭子和我面面相觑，他指着我胸口，这时候我才感觉到心脏剧烈的搏动，他听到了我的心跳声。
屋里又传出一个女人的声音：
“我也睡不着。”
“我想再来一回，反正咱俩都睡不着，是吧，凤儿？”
“你就想着自个儿痛快，你没见我都流这么多血啦。”
“再来一回就不流了，不信咱就试试。”
“嗯……我娘也是这么说的。”
“就是就是，你不信我的话，还不信你娘的话？”
…………
我和冯臭子趴在窗台上，他把食指伸到嘴里搅和两下，然后轻轻按在窗户纸上，一个小洞赫然出现。他捏着我袖子拽了拽，我走到小洞踮起脚尖，把一只眼睛凑过去。
这个小洞实在是一个最佳位置，就像村里放电影时，冯臭子永远占据的那个最佳观影位置一样理想。透过这个小洞，这间屋里的一切一览无余。北方农村的火炕都靠着窗，从这个角度，炕上人所有的动作就如在眼皮底下一样清晰。
先呈现在我眼前的，是一个不断运动着的屁股，屁股很白，与它上方的腰和下方的大腿由于肤色的原因分界明显。这个屁股不断绷紧放松、放松绷紧，屁股的两侧伸出两只圆滚滚白溜溜的大腿，浮在空中，这个屁股一动，两条大腿就跟着晃动，女人的脚趾也跟着蜷缩舒张，有时脚腕子还在空中画个圆圈，像我爸悬腕写毛笔字的动作。与之相伴随的，是男人的喘息和女人含混不清的声音。
冯臭子把我拨拉开，把眼凑上去。我摸了摸耳朵和脸，热乎乎的。
回家的路上我说：“我耳朵怎么烫啦？”
冯臭子说：“我耳朵也烫，我脸还烫呢。”
冯臭子停下脚步，把手伸进裤裆里掏了一把，说：“我小鸡鸡也烫了，还是硬的。”
我也学着他把手伸进裤裆里摸。
他说得对极了。
我和冯臭子开始热衷于玩大人的游戏。他把这个游戏命名为“入洞房”，实话说冯爱民对这个游戏的命名并不高明，也缺少创意，不过这个有着蹩脚名字的游戏对同我们差不多大的女孩子很有**力。冯臭子每一次邀请女孩子加入该游戏的过程也同样蹩脚，每次他都对某个女孩说：“咱们玩入洞房吧。”
女孩就会问：“入洞房怎么玩啊？”
冯臭子就说：“咱们玩着玩着你就会了。”
通常这种情况下，女孩都会欣然加入，我怀疑她们本身对“入洞房”这个神秘的游戏也充满好奇。
就是在那段时间我欣赏了许多女孩的身体，她们距离发育尚远，她们**的身体和我、和冯臭子，除了**的巨大差距之外，并无过多不同。毫不避讳地说，我也很热衷玩这个游戏，第一次结束游戏时，我发现了一个对我来说巨大的秘密—我的小鸡鸡生来第一次发生可怕的抽搐时，虽然不会像长大之后射出**，但仍然给我带来了难以形容的欣快感觉。因此，很长时间之内我都无法抗拒冯臭子的邀约，跟着他在村子里寻找跟我们玩游戏的女孩，仿佛两个执著的猎人在丛林中搜寻猎物。
场地不成问题，农忙时期，大人们都去地里干活，我们有大把的时间把女孩叫到冯臭子家的炕上，有时候甚至就在女孩的家里。我一直遵守一个游戏规则，就是我永远会让冯臭子先和女孩“入洞房”，这是对他带我观赏人生第一大秘密的报答。
而且我还可以观察冯臭子的举动，有一次他还学着大人把舌头伸进女孩张开的小嘴巴里，可是结局多少有些悲惨，慌乱的女孩差点把他的舌头咬下来。
很少有女孩肯跟我们玩第二次，冯臭子说：“咱们玩入洞房吧。”那些有过“洞房”经验的女孩就红着脸跑开了。这让冯臭子和我百思不得其解。那时我还不明白，女孩的成熟速度是惊人的，在接触异性身体之后，她们的思维顷刻之间就像一颗桃子那样成熟了，这时候她们已不容采摘。
有一天，大人们都在午睡的时候，我和冯臭子坐在他家的老槐树底下吃西瓜，我们比赛谁把瓜子吐得更远。玩了一会儿我们就烦了，我们的腮帮子因为频繁鼓起酸痛不堪。冯臭子揉着腮帮子说：“小冬，咱们找施雅去，问她玩不玩入洞房。”
我表姐施雅。她是我和冯臭子狩猎的盲点，我从来没有想过去找施雅玩这个游戏，那时我的头脑中还没有**这一概念的约束，然而我仍然隐隐觉得不妥，施雅是我舅舅的女儿，她管我妈叫姑姑，我拿不准该不该和我的表姐玩“入洞房”的游戏。
冯臭子一骨碌爬起来，把半块西瓜扔出老远，撞到一棵树上，像个破碎的头颅鲜血四溅。
冯臭子说：“你自己去叫，她是你表姐，你一叫她肯定出来。”
我磨磨蹭蹭地不愿意去，冯爱民又说：“你不去我就再也不跟你玩了！”
这个威胁太构成威胁，我只好去。冯爱民虽然比我小，可是我要听从他的指挥。当你的朋友少之又少的时候，你会理解我为什么听一个小屁孩的话。
“施雅，冯爱民让我叫你出去玩。”我到舅舅家的时候，施雅正站在凳子上，把刚刚洗过的衣服往铁丝上搭。
“又不叫姐。”施雅卷着袖子，露出两截鲜藕似的胳膊。她仰着头眯着眼睛装不高兴，她额上整齐的刘海光泽耀眼。
“姐，冯爱民想跟你玩。”
“冯爱民是谁？”
“就是冯臭子啊。”
“没见我忙着呢，再说我也不想跟他玩。你也别跟他玩。”
“姐，走吧，就玩一会儿。”
施雅从凳子上跳下来，端起地上的空盆，眉头皱了皱，随后就舒展开，眼睛和眉毛一起弯下来，笑着说：“不跟他玩就不跟他玩。”她把嘴唇凑到我耳朵边，她呼出的气热乎乎的，她说：“他生下来就臭烘烘的，洗都洗不干净，你不嫌他臭啊，小冬。”
村里都是些人前一套背后一套的人。有人偷偷地说：冯臭子身上有股屎尿味，用一马车的香胰子都洗不干净。可我从来没闻出他臭，我闻着他跟我身上的味儿差不多。我妈说我是瞎鼻子。莫非，看电影的时候见到冯爱民就闪开一条路的人们都是怕他臭？我妈说：“嗯，就是嫌他臭，更嫌他姐臭！”我妈说这话的时候恶狠狠地，不过她马上就又说：“你别到外边瞎说，瞎说小心我撕你嘴！”
我问过姥姥姥爷，姥姥没说话，塞给我一个金黄色的窝头。姥爷说：“那是他们瞎说，姥爷出粪的时候也弄一身屎一身尿的，到村东头的水坑里头一洗就没味儿了，这世上，哪有洗不干净的人？”
好几天冯臭子都没来找我，我妈也不让我去找他玩。大约过了四五天，他在我家门洞大声喊我的名字，我正躺在炕上翻一本名叫《小英雄雨来》的小人书，听见妈在院子里热情地说：“爱民来了，找小冬是吧，来，进来进来，姑姑给你拿江米条吃。”
他好像忘了我没完成他布置的任务。
快入冬了，医院后的水塘里只留下一些僵硬的残茎和来不及被人采摘的萎缩的莲蓬，它们的身畔漂浮着一些白色塑料袋和肮脏的啤酒瓶，上游那家蓄电池厂排出的铅色污水夜以继日地注入塘内，残荷无声无息地接受着工业文明产物的冲击，一如人类对苦难的接受。荷是最有忍耐力的植物，污水无碍它们生长，当所有的生物都死绝时，第二年的夏天这儿也仍然会荷花盛开，它们将借助莲藕来完成对人类的报复，采摘者吃下去的每一片藕都富含着铅和砷，这两种物质将攻占摄入者的肝脏和肾脏。
坐在塘边，我向苏卫东讲述了表姐施雅和我在某年夏天的一次相遇。这时我和他已经成为朋友，很好的朋友，苏卫东身上有些东西吸引了我。
我在一个岔路口碰见了施雅，向西的方向是一条弯曲的小路，路的尽头是一片坟地。除了清明和其他与死人有关的节日，这条路人迹罕至。路的两边种植着玉米和高粱，这两种植物生长茂盛的时候，小路就被浓荫遮蔽，虽是盛夏，走在这条路上也是凉气沁体。
父亲死后，凡我妈唠叨或动拳脚，我就会沿着这条路来到他的坟前，有时候我会哭上几声，但片刻即止，偌大一片坟地里我只能听见自己的哭声，当哭声折返至我耳朵里就变成了另一种我不熟悉的声音，仿佛是每座坟墓里发出的哭声汇总到一处，无数的鬼在模仿我的声音，于是我就被这声音魇住了，我趴在我爸的坟上手脚僵硬，当我发现自己能喊出声的时候，我听到自己在喊：“爸你快出来啊，有人学我！”
大多时候我都坐在我爸坟前，像在沙发上那样伸直两腿靠着坟头睡着。有时会在每个坟头前转一转，如果运气不错，我会在其他死者的坟前找到一块蛋糕或者桃酥之类的点心，我知道这是有人刚刚给死者上过坟，这种摆在墓碑前的点心叫供果。碰到这种好事我不会客气，我把找到的供果用衣襟兜了回到我爸坟前，我跟我爸背靠背，我吃一大口，他吃一小口—我不时抠下一小块摁进土里，也不管我爸吃不吃。
我怀疑他是吃了，有一天我从我爸的坟上刨了一些土撒在平地上，用手拨拉着找我上一次塞给他的蛋糕，可是除了土我什么也没发现。
我就对着坟说：“爸，你挺能吃啊。”
遇见施雅的那天，我第一次在我爸坟前发现了供果，那是一整包点心，用油纸包着，打着十字草绳。我很纳闷，谁来给我爸上坟啊？连我妈都没来过。我把草绳咬断把油纸包打开，是四块奶黄色的蛋糕。我还从来没吃过这种蛋糕，我只吃过红蛋糕，像这种黄蛋糕我连见都没见过几回。我一口气就吃了三块，差点没噎死。黄蛋糕太好吃了，又绵又软，到嘴里就化了，吃完后它们还在我嘴里留下了浓重的奶香味儿和鸡蛋的香味儿。最后一块我想带回去给姥姥姥爷，我妈和我哥也可以尝一点，不过我一想不能带回去，我可不能让他们知道我来这儿的事。我就把最后一块黄蛋糕埋在我爸的坟里，我相信他肯定会吃的，他又不是傻子，这么好的黄蛋糕我爸估计也没吃过。我说：“爸，你吃吧，黄蛋糕呢，也不知道谁给你的。”我爸不理我，我也就不理他，三块蛋糕把我的肚子撑得很饱很饱，我靠在坟上睡了。
醒来时已近黄昏，我拍拍屁股站起来：“爸，我回家了啊。”走了两步我又跑了回来，我挖开埋蛋糕的土，看见那块黄蛋糕还在那儿，只是沾满了土，好看的黄澄澄的样子不见了。“爸，”我说，“你怎么还不吃啊？我都吃了三块了，好吃死了。”我又把蛋糕埋上，走了。过两天我再来看他吃没吃。
晚霞已染了大半个天，太阳红得像我姥姥腌的鸭蛋黄，有那么几缕晚霞洒在鸭蛋黄的四周，像是腌出来的油，把太阳浸得油汪汪的。我穿过小路来到岔路口，向东的那条宽敞的土路通往村子。
我在这条路上看到了施雅的背影，她挎着一个篮子在我前面一蹦一蹦地走，像个瘸腿小鸡。我跑了几步追上她，在落日和晚霞的余晖中我与她并辔而行。
“你去哪了，小冬？”
“我去捉蚂蚱了。”我不想告诉她我去看我爸的事，人们都是这样，他们肯定会认为我是个傻子、呆子，那些在他生前总夸我爸是好人的村里人如今就这么说他，说我爸是个呆子。一个小呆子去看大呆子死呆子更得让他们笑话死，没准施雅也会这么说。
“你捉的蚂蚱呢？”她看我两手空空。
“蚂蚱蹦着跑了呗。”我说。
“你说瞎话，小冬。”施雅装生气的样子很好看，皱着眉撅着嘴，煞有介事。
“我知道你去你爸的坟上了。”
“你怎么知道的？”我大吃一惊，这可是我一个人的秘密。
“哈哈，我不知道，刚才你自己说的，要不你怎么问我‘你怎么知道的’？”
上当了。这是一次并不高明的诱供，可我更不高明。
“小冬你不害怕吗？我可不敢一个人到坟地里去。”
“姐，你别告诉我妈他们行吗？”我扯着她的袖子说的这话，这也是我少有地叫她姐的一次。
“嗯，我保证不说。”
“我跟我妈去赶集了，买了好吃的，你想吃吗？”
三块黄蛋糕这会儿都快变成屎了，她一提好吃的，我立刻觉得肚子很饿。我说：“什么好吃的？”
“你看！”施雅撩开盖在篮子上的灰布，说：“四个肉烧饼，还有黄蛋糕。”
“小冬，你给爷爷奶奶捎俩肉烧饼去吧，黄蛋糕我不能给你，拆开了我爸就看见了，这是我妈给他买的。烧饼少了没事，我就说我在路上吃了，我爸顶多骂我嘴馋。”
“我不要！”我撒开腿就跑，我妈说过，我舅舅家的东西，一个饭粒也别碰。
“你不要，我就告诉你妈你来坟上了。”
我接过了烧饼，那时，一切威胁都让我心惊胆战，哪怕是善意的威胁。
施雅或许也从她的父母处得到了某种“指示”—我舅舅下达的，有关对我妈和我姥姥姥爷的指示。然而我这个表姐不那么听话，经常背着她的父亲把一些在那个年代堪称美食的东西偷偷送到我家。可以这么说，我爸死后表姐施雅在某种程度上顶替了他的作用，这个女孩凭着老天赋予（我敢打赌不是遗传）的善良本性一直照顾着我的亲人，我和我哥经常躺在大门洞的草垛上向后院的小路张望，就像当年我们在前门张望着我爸的身影，过去盼着我爸带回来的鱼肝油丸，现在盼着施雅带给我们几块点心、两个刚出锅的白面馒头、半条鱼，或者别的什么。
“对了小冬，我上午去赶集的时候碰上了冯爱兰，就在岔路口，她低着头，走得特别快，手里拎着一个油纸包，跟我篮子里的一样。”
“她都没看见我和我妈，我妈刚想跟她打招呼，她就拐进小路，像是去上坟了。”
明白了，我肚子里已经快变成屎的黄蛋糕，是冯爱兰放到我爸坟前的。也许，她也跟我一样和我爸说话，我爸也像不理我一样不理她。我去坟地的时候是晌午，那时冯爱兰已经把蛋糕放在我爸坟前了，我不知道她为什么去，我也不知道她站在坟前跟我爸说了什么。
施雅告诉我这件事的时候，我鼻子里有成年女人身体的味道—她为什么去看我爸？
施雅迅速转移了话题：“那天冯臭子叫我干什么？”
“他说叫你玩。”
“玩什么，小冬。”
“入洞房。”
“入洞房？好玩吗？”
“好玩。”我说。
“我不跟冯臭子玩，明天咱俩玩吧，吃完晌午饭我去找你。”
我哥不在，上学去了。我姥姥不在，跟老太太们唠嗑去了，我姥爷不在，地里干活去了，我妈也不在，跟姥爷到地里干活去了。
家里一个人都没有。屋外暴晒，屋内阴凉。
我跟表姐施雅说：“姐，大人就是这么娶媳妇的。”我说话的时候牙齿在打战，我听见它们互殴，上牙撞击着下牙，下牙不甘示弱，以牙还牙。
施雅把粉色的小背心脱了，她的胸前跟我一样“表现平平”，唯一不同的是那两个小红**，我的颜色发黑，她的像是被衣服染了色，粉嫩粉嫩的。她问：“裤衩也脱呀？”
“脱啊，都得脱。”
“那你还脱吗？”
“我也得脱。”
于是她光溜溜的，我也光溜溜的。
她的视线停留在我的**，那是一条愤怒的虫子。她扑哧一声笑了，她说：“我看见你小鸡鸡了，它还动呢。”她伸出手去，把中指和拇指捏成一个环，中指轻快地弹出去，准确命中那条小虫，它不情愿地垂下头但旋即弹起，怒向挑逗它的人。
我像个负责任的老师，指挥着她、指引着她，传道授业解惑。我抱住她光滑的身体，翻到她上面，我使劲搂着她的肩膀，她太滑了，像泥鳅一样滑，我一松手就会从她身上掉下来。我学着冯臭子的动作，亲她的嘴巴，我把舌头伸了进去。蓦地，施雅甩开了头，她咯咯笑着，笑得几乎喘不过气来。我呆呆地看着她的脸，我不知道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我完全是按照那天晚上的偷窥在行事。施雅好不容易止住了笑，然后猛地抱住我，仰起头，把一尾小鱼似的舌头伸进我嘴里，游动。
表姐施雅最终没有让那条愤怒的虫子进入她的身体，在我即将触碰到那道湿润的缝隙时，她迅速把两腿合拢了。她使劲翻了个身把我压在下面，说：“你一碰那儿我就想尿尿！”
她果真跳下地去，把柜子底下的尿盆拉出来，跨上去，撒了一泡悠长的尿。然后她爬上炕，趴在我身上，抱住我，闭上眼睛，装着熟睡的样子，我看到她的睫毛在颤动。
当我平躺时，看到雄踞墙壁的四个伟人，他们的眼神全部都聚焦在我和施雅身上。我抱着施雅在炕上打个滚儿，我发现不管我和施雅滚到哪个角落，都在他们的目光覆盖之下。
她显然也发现了，一把把我推开，扯过衣服盖在身上，眼睛却仿佛被吸住了一样与那四双巨眼对视。那不是大无畏，那是惊恐。多年以后我确定，那就是惊恐。
施雅和我九岁那年，也就是我们一起上小学的那一年，她拒绝了我的游戏邀请。她再也不肯当着我脱光衣服，更不肯让我抱着她，也很少跟我说话，但是她仍然会把一些食物送到姥爷家。我开始频繁光顾村外那片坟地，我把我刚学会的生字用小树枝写在我爸的坟上，我把新学的课文念给他听：“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
我们搬到县城的那年是个春天，姥爷和施雅、我哥一直把我们送到大堤上。我哥留在了乡里，他不肯离开自己的肉铺和那个鼻涕虫，他要等着那个比他小九岁的鼻涕虫长大，然后娶她。他伸出油腻腻的手摸了摸我的头，说：“冬，好好念书，哥是没什么出息了，你得争口气，给妈争气，也给……咱爸争口气。”我使劲点头，抬起头的时候目光绕过我哥停留在施雅身上。
“还有，路上照顾好姥姥，别让她磕着碰着了。”我哥说。
妈要带姥姥到县城的医院治眼病，两块圆形的白翳已将她的瞳孔完全覆盖，姥姥失明了。分别的时候，已经十六岁的施雅突然冲上去抱着我大哭，我们把鼻涕和眼泪互相涂抹在脸上，我的鼻孔完全堵塞了，闻不出她身上是青草还是干草的气息。我的目光伸过去，她的胸脯柔软异常。
我频频回头看，我哥和施雅搀扶着姥爷站在大堤上，冲我们频频挥手。春风疾劲，姥爷头上的白发和施雅头上的黑发飘扬纷乱。
“兄弟，你这该算是**了吧，虽然不过是玩些假凤虚凰的事。”苏卫东说。
“不是。”
“你不知道，我舅舅根本不是我姥爷的亲生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