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地说，少女施雅的气味就是一把标尺，假如某个姑娘身上的气味与前者有百分之九十的相似，就可以作出她是处女的判断。这就是刘满月被我判“处”的原因。
苏卫东永远不相信我有那个特异功能，他不相信是有道理的。
因为我无法证实给他看我的判断是否正确，因为我总不能把刚刚和我擦肩而过的女人摁倒在地，扒下她的裤子，霸王硬上弓，完事再让他检查那可怜的女人的那片薄膜是否破损。这确实令我沮丧，不过我仍然固执地认为：我能用鼻子嗅出某个女人是不是处女，只要我当时没有伤风、只要供我做嗅觉试验的女人和我的距离足够近。
可是苏卫东确实是个天生就具有好奇心的家伙，每次我和他一起走时，有女人从我身侧经过，他都会问：“丁冬，这姑娘是处的吗？”我就深深吸一下鼻子，我膨胀的胸廓瘪下去的时候，就会告诉他答案，Yes or No。苏卫东听了就会转过头来盯着那姑娘的屁股看，撇着嘴摇摇头说：“我看不像，处女不是这么走路。”
“处女怎么走路？”我问他。
“要真是一处的，是夹着腿走路的，走的是一条线，笔直。”他说。
“那照你这么说，模特都是处女，她们都走一条直线。”
“那不一样，模特是后天训练出来的。据说练的时候裤裆里都夹个鸡蛋。夹太紧了碎了，松了就掉了，力道得恰到好处才能走出猫步来。一般人怎么着也得夹五十斤鸡蛋才能出师走台，笨的得百十来斤。”
“那处女要是夹个鸡蛋能碎吗？”
“估计没事儿，碎不了。这叫‘处蛋不惊’。”
他把自己先逗得大笑，假如我不在身边他极有可能伸出手去拍拍自己的脑袋表彰一番：“哥们儿你真聪明、真有才、真幽默！”
苏卫东搂着我肩膀说：“丁冬，你觉得刘满月是不是处女，你闻出来没有？”
“她？绝对处女。”我肯定地说，“而且，她还很可能是咱们科硕果仅存的处女。”
“你试过了？”
“没，我闻出来的。”
苏卫东又咧着嘴笑：“我看不对，处女不那么走路。”
我知道接下来他又要重复他认为的处女走路的姿势，所以我打断他：“你觉得她能夹鸡蛋吗？”
“她能夹一筐鸡蛋。你没注意啊，她罗圈腿。”
铁定处女。我毫不怀疑我的鼻子的灵敏度，我的鼻子是忠诚的，我的鼻子就是一只蹲在门口的忠犬，看守着某件最珍贵的东西。这件东西就是少女施雅的气息，她的体味至今还珍藏在我的两个鼻孔里。我随时可以驱使这种历久弥新的气味在鼻孔中走上几个来回，在我判断某个女人是不是处女的时候，我只须把她的气味吸进鼻腔，让敏感的鼻黏膜抽样比对就可以了。
简单地说，少女施雅的气味就是一把标尺，假如某个姑娘身上的气味与前者有百分之九十的相似，就可以作出她是处女的判断。这就是刘满月被我判“处”的原因。
尽管我很不愿意承认，但是这个胖姑娘的体味真的和少女施雅的味道有百分之九十相似，我鼻腔内部的嗅觉细胞从来就不徇私情，这一点我也无计可施，它们不会因为我这个主人的好恶判定一个姑娘是不是处女。刘满月第一次从我身边呼啸而过的时候，这一大团肉在我鼻子底下掀起浩大的飓风，我最先嗅到了百分之二十的汗液气息。胖子都是一些汗腺发达的人，这种潮湿、微咸的味道大都来自胖子的腋下。随后我就从这阵飓风中分离出处女的气息—然而和施雅少女时代的体味似是而非，因为，这飓风的味道并不能让我产生欣快的感觉。
雷春晓身上也曾淡淡地飘出类似少女施雅的气息，我的鼻子将两种味道鉴定比较之后，得出一个肯定的答案：那只是一种香水的味道，必须佩服这种香水的制造者对处女的体味做到的高保真模仿。某一年我偶然读到一本名叫《香水》的小说，作者描述了一个邪恶的嗅觉天才格雷诺耶，此人在处女的皮肤下摄取令人迷醉的气味，然后制成香水—这一情节虽属虚构，却并不单纯是出自作家的想象。我相信世界上所有的香水制造商都想生产出处女味道的香水。但，他们也理应明白—天然的，就是不可复制的，技术再先进也不能以假乱真，比如雷春晓喷在身上的香水。
雷春晓吸引我的，是她的笑容而非源自她身体的香气。
这间条件简陋的宿舍因为苏卫东不在变得空空****的时候，我躺在**幻想着有一天那个叫雷春晓的护士推开门，随后无比自然地发生我在梦境中做过的事。这是我最初来到医院时存在心底的秘密，我想和这个早已不是处女的女人上床的欲望异常强烈，这个念头只有在上班时才能得到暂时抑制。那段时间我都用自己无力控制的余光观察雷春晓，因此，这个女人的面容在我脑幕中的投影一度模糊不清。坐在医办室写病历时，我的耳朵捕捉着她的声音，假如我没有见过雷春晓本人，我将产生如下错觉—
她超不过十七岁；
她天真无邪；
她的气息百分之三十与施雅相同，百分之七十与我极力想忘掉的一个女人相同。
她当然不是。她是个已婚女人，我偶尔捉住她向我投来的目光，虽然只是一点点来不及躲闪的目光，但我从中看到了欲望—而少女施雅和另一个女人的目光是纯净的，有时会有一层云翳飘来，便多了些穿不透的、触不到底的深邃，可那不是欲望，是忧伤。
犹如时弱时强的磁场，我被雷春晓的目光吸引着，又出于本能抗拒着。我是一个寡妇的儿子，我必须要核算一下成本，衡量一下每一件物品给我带来的是收益还是损耗。
我喜欢头脑简单的女人，我喜欢有欲望的女人，我不再喜欢深邃的女人。深邃的女人会让男人自曝其短，不管是在**还是在其他什么地方。深邃的女人会轻而易举地让男人自卑，让男人感到自身的渺小和猥琐。
刘满月是个头脑简单的女人，她不深邃、不会让我捉摸不透，不需要我像解一道多元方程那样去分析她、去求一个未知的解。
但我有必要去分析一下葛红苗，我们的医务科长，刘满月的母亲，那个地位尊崇的胖子。就在她的女儿撕掉电影票的一周之后，葛红苗推开了我宿舍的门。当时我和苏卫东正在手忙脚乱地做饭，两个笨拙的穷鬼把狭小的房间搞得乌烟瘴气。苏卫东吹嘘要给我烧一道正宗的鱼香肉丝，我的幸运是最终没有品尝这盘凄厉的菜，我的不幸是我不知道没有吃到苏氏鱼香肉丝对我来说，到底是幸还是不幸—葛红苗来的目的是邀请我到她家吃饭，我未加思考就客气而婉转地拒绝了，我的言辞和表现完全符合尊重领导却保持恰当距离的标准。可是这个中年“刘满月”的执著与她的体重恰成正比，她一屁股坐在苏卫东的**，像一个温和的泼妇那样笑着说：“小丁，你不去也行，干脆我留下尝尝你俩的手艺，欢迎吗？”
最后三个字她是冲着正在里屋小厨房里的苏卫东说的，我冲他喊了一声：“苏卫东，葛科长问你话呢！”
“怎么能不欢迎呢？欢迎欢迎……”苏卫东从厨房里出来，手里还举着一把炒勺。眼镜上蒙了一层蒸汽，脸上还有几道黑糊糊的油泥。
“不过，嘿嘿，我们这俩笨蛋鼓捣出的东西您肯定不爱吃，”苏卫东为了证明自己厨艺的差劲，还用了一个愚蠢的比喻，“不是谦虚，确实难吃，除了我和丁冬，估计喂猪猪都不吃。”
“有那么难吃吗？我倒想尝尝。”葛红苗马上皱了皱眉，似乎苏卫东那句“喂猪猪都不吃”在空气中减缓了速度，此时才传到葛红苗肥厚的耳朵里，所以才慢了半拍，居然没来得及把那句试图挑战猪的口味的话收回去。
“你赶紧去吧，丁冬，葛科长好心来叫你，怎么能不去呢？”苏卫东用肩膀碰了碰我，“去吧去吧，有好吃的给我带点儿回来，行吗，葛科长？”
“当然，一会儿我让小丁给你拿回来，”葛红苗沉稳地把臀部撤离苏卫东的床，手绕臀后抚平皱褶，“那我就不喊你了苏医生，呵呵，你就先鼓捣你那‘猪食’吧！等下次去我家做客！”葛红苗对自己的幽默颇为满意，干笑了几声，引得苏卫东不得不随着干笑几声。
“我找小丁有点儿工作上的事，正好在家聊聊。”葛红苗这句话显然不光是让苏卫东听的。
“应该聊聊，应该聊聊。”苏卫东搓着手说。
什么叫“应该聊聊”，苏卫东话里有话。我走的时候瞪了他一眼，他还我一个鬼脸，配上一脸油泥，倒比本来面目灵动得多。
葛红苗家是一幢楼房，被围墙圈在一个不大的院子里，与我们的集体宿舍就一墙之隔，需要绕到一条小马路上再从正门进去。我和这个中年女人一前一后地走着，在这条短促的路上，我证明了自己的分析并无偏差：第一，葛红苗是奉女儿之命来叫我去她家；第二，葛红苗绝对不是为了什么工作上的事；第三，这顿饭对我来说绝非白食，我将为此付出某种代价。这三点是我从葛红苗在路上跟我说的话中析出的“结晶”，而它的原貌是这样的—
葛红苗说：“小丁，你家又不在这儿，吃不上喝不上的又没人照顾，回头有空就来我家吃饭，增加点儿营养。”
葛红苗说：“小丁，你们这些高才生都不简单，好好在医院干，工作上有什么问题尽管来找我，我帮你解决。”
葛红苗说：“小丁，我听外科的人反映你是个工作狂，都说你特别负责任，这样固然不错，但也得注意劳逸结合，年轻人嘛，该玩就得玩。”
葛红苗说：“小丁，我们家满月说你特别聪明，特别上进，天天在家夸你。”
葛红苗说：“小丁，满月也挺知道上进的，你没事多教教她，她正复习准备考高护呢，有空了你来家里辅导辅导她。阿姨亏待不了你，天天给你做好吃的。”
相比之下，我的话潦草得多，这也是我没有在此写出问答句式的原因，我的回答总共才有这么几个字，分别对应葛红苗的话：
嗯、谢谢、好、哦、行。
跨进葛红苗家的门，我就闻到刘满月身上的味儿。此时进入我鼻腔的，有别于我在医院闻到的，这里没有来苏水的味道，却多了年轻女人房间内的香气。但这气味并不比来苏水的味儿令人愉悦，但它令我新奇，离开大学后，我已经很久没有闻到这种类似女生宿舍的味道了。
刘满月那张胖脸蛋上分泌出的娇羞令人惊奇。我常常听到她洪亮的笑声响彻普外科的整条走廊，她像个鸭子似的在这个需要安静的地方呱呱叫，我永远也猜不出刘满月发出的声音是让垂死者绝望还是平添留在人世的勇气。
此时这个胖姑娘站在卧室门口，手足无措地看着我，我冲她笑了笑，我把对那两张电影票的歉疚放在笑的表层。刘满月的脸愈发红了，像两片被煮熟的肥蟹壳。
“傻站着干吗，还不帮小丁拿拖鞋！”
刘满月从鞋架上拿了一双毛茸茸的拖鞋放在我脚下，鞋上还盘踞着两个粉嘟嘟的猪头。我蹲下身子把球鞋脱下来，一股暖烘烘的臭味蔓延开来。我使劲把脚塞进柔软的拖鞋里，这样可以把臭气堵住，尽可能地少泄漏一些。
活了二十多岁，我从来没有穿过这种拖鞋，我的脚也从没有踏上过这种有着神秘弹性的木地板，以及我还从未跟两个这么胖的女人同桌吃饭。桌上那些菜肴都是我叫不上名来的，我把它们塞到嘴里的时候还想着要带一些回去给苏卫东吃，可当我撂下筷子偷偷安抚鼓胀的肚子时就把苏卫东忘了。
葛红苗把两张电影票塞到我手里，和桌子上的菜一样，同为这个母亲提前备好的道具。我是她手下的演员之一，我将和她的胖女儿共同演一场片名为“爱情”的滑稽剧。
对刘满月来说，爱情来得有点突然。她的导演母亲甚至没有通知自己的女儿接下来的戏该怎么演，台词该怎么说，不过每个姑娘在这种事上都无师自通。
现在，我和刘满月已经徜徉在乳黄色的街灯之下。好吧，徜徉。
我们向电影院的方向走去，她把一条饱满的右臂勉力钻进我的左侧臂弯里，我把两只手抄在裤兜里，我缩着脖子像个乌龟似的逆风前行。深秋的风凌厉无比，刺入我的衣领，然后沿着我的肢体行进，宛如一只死人冰凉的手在游走。只有挎住我胳膊的这个肉体给我提供了一丝暖意。
“我给你织条围巾吧，丁冬。”刘满月从我的左侧歪着头看着我。
“好。多买点毛线，我还缺件毛衣。”
“够贪的你。”她说，说完笑得稀里哗啦的。
我的转变连我自己都感觉不可思议。假如我讲得更清楚些你们就明白了，她是个城里姑娘，她的母亲在我工作的医院是身份显赫的医务科长，实权派，她能给我提供去大城市进修的机会，我将免去给贪婪的领导们送礼的花费，假如一切顺利，我还会缩短当住院医师的时间，我将比其他人更早成为这个医院里的骨干。因此，这是一次理想的联姻。也就是说，假如一切顺利，有一天我会娶她，刘满月将成为我的妻子。她的母亲、我未来的岳母将在我此后的人生中扮演梯子的角色，我将蹬着这个肥硕稳健的肉梯尽可能地向高处攀爬。
所以我要尽快进入角色，最初，肢体语言就是我尝试进入角色的过程—从那天晚上就开始实施了，比如在看电影时我在黑暗的影院里握住她满是脂肪和汗液的手，比如散场之后我尽可能地伸开手臂搂住她的腰，假如这位姑娘身上还有腰的话。比如我还在她家楼下的门洞里吻了她，把我的舌头跟她肥沃的舌头绞在一起，那时我感觉到这个庞大肉体奇异的战栗，她身上每一个脂肪细胞都惴惴不安又欢娱异常，随后她隐匿在脂肪层之下的肌肉陡然紧张起来。蓦地，刘满月推开我，一拧腰跑上楼。
我听着她打夯似的脚步声彻底消失才离开，虽然我看不到自己的脸，但在黑夜中，我的表情一定是那种复杂而怪异的，一如我节律紊乱的内心。
走在回宿舍的路上，我舅舅的话像形象光辉的英雄人物从我脑海中浮现出来，他曾经指出—“当爷们的，裤裆里的鸡巴也是吃饭的家伙，可不光是脖子上的脑袋。”
我一边走，一边在夜幕中笑，我的牙齿在浓重的黑色围剿之下从容地闪耀着光芒，皎洁的光芒。
宿舍的门反锁着，屋里黑着。我把掏出来的钥匙又悄悄地放回口袋里。我把耳朵贴在门上，十几年前冯爱民教给我的东西还存乎于心，细微的喘息声穿过两层菲薄的木板传至我的耳蜗，我分辨出苏卫东粗重潮湿的喘息和一个女人婉转的呻吟声。女人发出的声音有些沉闷，应该是努力穿透厚厚的一层柔软物体之后的余响—想必她的头藏在苏卫东臭气四溢的被子里。
听了一会儿我就走开了，我决定到荷塘边去散散步，半个小时后回来，我不相信苏卫东能坚持三十分钟以上。快到医院后门的时候，我腰间的BP机响了，屏幕上是一行汉字：丁冬，你真的喜欢我吗？满月。
“喜欢，我好像没理由不喜欢你。”我在心里回答了她的问题。关掉了BP机。
荷塘毗邻医院的太平间和锅炉房，我走到那扇小铁门时，看见刘老头穿着一件已经看不出本色的白大褂，坐在锅炉房门廊的灯下喝酒，一张油腻腻的小圆桌上摆着两个白塑料袋，里面应该是卤花生米、辣桔梗和猪头肉一类的东西。旁边戳着一瓶包装简陋的白酒。
刘老头捏着一个九钱的小酒杯有滋有味地喝着，地上放着一个包着残破人造革的砖头收音机，天线被他拔得老高，直愣愣地杵向夜空。收音机里正在说单口相声，隔着老远我就听出是刘宝瑞的声音。这个老头的声音非常特别，很平民，但声调略显尖锐，给听者的感觉像个好心肠的公公，也就是太监。与侯宝林、马三立的声音泾渭分明，侯的嗓音说相声太过华丽，因此适合给相声这门国粹代言，适合做官定的大师。马三立的声音更平民化，喑哑低沉，不像刘宝瑞的音调抑扬顿挫，有沉闷的共鸣音，我分析这老头很可能有漫长的鼻窦炎病史。
我走到刘老头身边，说：“喝酒呢刘师傅，你喝你的，我听会儿相声。”
刘老头是医院担任职务最多的人。锅炉工、清洁工以及遗体整容师。入冬前他就把锅炉烧起来，让热水沿着管道把温度输送到病房、医护办公室和单身宿舍以及刘满月他们居住的楼房。每天还负责清扫院子，把这里所有的垃圾和秽物搜集起来蹬着三轮车送到垃圾站。这是一项有额外收入的差使，刘老头每隔一周就把从垃圾中挑出来的一次性输液管和注射器，还有盛药品的废纸壳卖给废品站。医院领导无疑是仁慈和宽容的，他们默许了刘老头的“肥私”行为，领导们把最低的工资开给刘老头—月薪八十元人民币。这个老头个人财政记录的最大一笔收入来自他神圣的兼职—给死人做最后一次沐浴和整容，他擅长给不动的人刮脸、理发，让每一个死者体面地飞升天堂或者坠入地狱，免得他们蓬头垢面、面目狰狞地觐见上帝或者阎王爷。这份兼职的好处是“规矩”和“惯例”，前者是两瓶白酒和猪头肉、花生米之类的下酒菜，有时候还有两包烟，后者是五十块钱的美容费，由生者为死者掏腰包，然后装在刘老头肮脏的口袋里。
据说刘老头是一个麻风病人，从他那张树皮般凹凸不平的脸上不难证明传言的准确，他的脸与教科书上麻风病人的狮形面容完全符合。从这张脸上很难看出他的年龄，也许五十岁，也许八十岁，总之他的的确确是一个老人，一个面目可怖却筋骨强健、精力充沛的老人。这家医院的前身曾经是麻风病院，医院里的老医生说，很多年前，刘老头就在这儿看大门，他比现在医院里所有人的工龄都长，又比所有人的工龄都短，因为他是没有工龄的临时工。没有人知道他的家在哪儿，他只是说，全村的人都死了，他是唯一活着的。
我刚来医院的第一周，主任让我、苏卫东还有两个护士把一个死于车祸的中年男人抬到太平间，我亲眼目睹了刘老头惊人的强壮，那个沉重的死者在他手里不过是一个充气的假人，他把死尸翻过来翻过去，有时他把手抄到死者脖子下，只需一只手就让这个庞大的无生命的人体坐起来，好用白酒为死者擦洗血迹斑斑的脊梁。这就是刘老头为什么管死者亲属要两瓶白酒的原因，另一瓶等他忙完之后，踱到锅炉房就着油腻腻的猪头肉小酌。
那天，刘老头跟我们说：“虎死如鼠、人死如虎，都是屁话，我就没看出这些死鬼有什么可怕的。”他把死者的一条大腿抬起来放到自己的肩膀上，拿一条白毛巾擦洗，“你看，我让他抬腿就抬腿，连个屁也不敢放。”仿佛是为了证明自己说得不容置疑，他还顺手拍了拍死者的屁股，如拍婴儿。
苏卫东说：“他要真放个屁，你肯定跑得比兔子还快。”
刘老头眼皮都没抬：“小伙子，我有你现在一半大的时候，见过的死人比你见过的活人都多。”
苏卫东撇了撇嘴，没回话。
刘老头抬头瞥了我一眼：“你是新来的吧？”
“是。”我说。
“以后你见的死人越来越多，见多了你就不怕了。”
我说我没害怕，难道我在坟上睡过觉也要告诉你吗？
刘老头笑了笑，他笑的时候脸上那些刀刻似的纹路错综复杂，酷似干旱皴裂的土地。“不怕就好，你对死人好他也对你好，你看我给他们擦澡刮脸理发，把死鬼们伺候得舒舒服服的，他们的魂儿就不敢来找我，我连个噩梦都没做过。”
“你们干的是积德行善的事，能救活一个算一个，能少死一个就少死一个，你要是听我的，你就是在坟头上睡觉都踏实。”听到这我心里一动。
我和苏卫东离开太平间的时候，我听见刘老头在身后低沉混沌地说着什么。
“老头跟死人唠嗑呢！”苏卫东说。
“听吧，刘宝瑞的《官场斗》，有意思。”刘老头从里屋提了一个马扎出来，“来，坐下听。”
“今天不上班？”他问。
我告诉他今天休息。半导体里，刘宝瑞正在讲刘罗锅跟和珅斗嘴皮子。
刘老头喝了一口酒，?啧啧有声。“小丁医生，来一杯暖暖身子？”
我说不喝了，我说我喝不了白酒。在刘满月家我也没喝酒，虽然葛红苗准备了一瓶价值不菲的白酒和几瓶啤酒，可我还是滴酒未沾，我和刘满月倒把一大瓶可乐喝得见了底儿。
“是嫌我这是死人酒吧？呵呵。”刘老头咧着嘴笑。
“喝就喝，死人酒也是活人给的。”我端起他的杯子一饮而尽，咽喉到贲门，一条火线烧了起来。我抓起一块肉扔进嘴里，又抓起刘老头的大茶缸子，咕咚咕咚地灌下去，浇熄了那道火线。
刘老头像看怪物似的看着我。我擦了擦呛出来的眼泪，有点不好意思：“我不大会喝酒。”
“你还是头一个跟我喝酒的，”刘老头的手有点抖，他斟满了酒起身，“我给你找个干净杯子吧，别用我的了。”我问他是不是嫌我不干净。“不是不是，我是怕你觉着我不干净。”他说。
我没再阻拦。他找来了杯子，白瓷的，刷得一尘不染。“拿这个喝吧，”刘老头说，“我拿开水烫了。”
快十二点的时候，我和刘老头干掉了整整一瓶烧刀子，吃光了桌子上的菜，听完了他几乎一生的故事。补充一下，尽管我已经醉眼迷离，头昏脑涨，还是可以自豪地告诉你们，知道这老头身世的，在这个医院里，只有我一个。
就连这个老头也说：“小伙子，你是这医院里，第一个敢陪我老头喝酒的人。这儿所有的人都嫌我脏，你有种……”
可我已经看不清他在白天看上去吓人的脸，只蒙蒙眬眬地看到刘老头的眼睛在夜幕中闪着星光。
这就算有种了？你他妈的也太小瞧我了。我在心里说，今天干了两件连我自己都佩服我自己的事：一、跟医院里两个最胖的女人吃饭；二、跟医院里地位最低的人喝酒。
暂时先不给你们讲有关刘老头的故事，我喝醉了，我要回去睡个昏天黑地。
苏卫东你这会儿早该完事了，你又不是嫪毐。
晚安，这个城市中所有的于连、所有的拉斯蒂涅、所有的拉斯柯尔尼科夫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