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下午，我和我哥放学后打开电视，他突然从小板凳上蹦了起来：“我知道了，她说的是阿童木，铁臂阿童木！”
二十多年过去了，我还是很想他。他只留下了一张照片，我妈当宝贝似的藏在她抽屉里的一个小木匣里。逢年过节的，她还会把我爸从木匣里请出来，把这张照片插在墙上悬挂的镜框上，摆上两个苹果鸭梨桃酥什么的，然后再对着我爸煞有介事地念叨几句。
香倒是没烧过，倒不是我妈她不信佛，她怕人告状，那年月谁家要是烧香拜佛，被发现了后果很严重，据说要被送到学习班里去。我们村里有个跟我姥姥经常唠嗑的老太太就去过学习班，姥姥说，论辈分我要叫她舅姥姥的。这个舅姥姥从公社里的学习班回来后就不怎么爱说话了，有人问她在学习班里的事，她装聋作哑不言语，问急了嘴里就喷出一大堆语录，后浪推前浪的，汹涌澎湃，同时口舌生津，唾液如瀑，问她的人都湿漉漉地鼠窜而逃。但最终还是有人获悉了学习班里具体的“学习方法”，对那些冥顽不化的封建迷信分子，学习班的处理办法是：每日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命令他们背诵语录，谁先背会一百条就答应放他回家。我这个舅姥姥那时已是七十高龄，真不知道她是怎么过关的，更令人惊奇的是，她活到了将近九十岁，在她死去之前的几年，还经常大段地背诵语录给重孙子灰孙子们听。电视台的记者还曾到舅姥姥家采访录像。
某个晚上我打开电视，看到这位鸡皮鹤发的老人漏风的嘴巴对着记者的麦克风，正在流利地背诵语录，一位戴黑框眼镜的女记者拿着一本“红宝书”，晃动着脑袋见证了老人惊人的记忆力，这个表情夸张的女人把脸对准镜头激动地喊叫：“全对！记忆力真是惊人！我们可以从这位老人身上发现，这个时代还有人清晰地记得伟大领袖的语录！”
我这位舅姥姥在电视里还对她背的最后一句语录作了如下补充，许多观众那天都在各家的电视前看得兴味盎然，有些人在吃饭的时候甚至因为太过激动而把食物呛进了食管，另一些人则把饭粒像霰弹似的喷射出去。最后舅姥姥在屏幕上道出了她的心得：“主席跟咱们老百姓一样，是个勤快人，懒家伙哪说得出这么有道理的话。”
伟大领袖说的是：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舅姥姥一度成了全县的名人，她死的那天，县里还派人送去了花圈，对这位能背诵语录的奇妪及其家人，表达了深切而沉痛的哀悼以及惋惜之情。
妈说：“你这个舅姥姥比你爸还强，他活着的时候，就会背什么汤头歌，从来没见过他背过语录，有时候我半夜起来解手，就听见你爸说梦话，都是些药名。”
我差点儿忍不住告诉妈，我爸他不光会背汤头歌，他还会背《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他能整段地吟诵普希金的诗—只不过，他可能只背诵给冯爱兰听。
照片上的我爸可能还不到二十岁，梳着一个轮廓清晰的背头，穿着西装打着一条带斜纹的领带，西装有浅浅的灰点，像是毛料的。他这个永恒的形象与香港录像片里那些看上去很拉风的老大极为相似。黑白照片上，我爸那张白嫩的脸和黑亮的头发形成鲜明的对比，他皮肤应该很白很细腻，我继承了他的白，却没有继承细腻，我的脸在进入青春期之后，一夜之间就冒出了密密匝匝的粉刺，子子孙孙无穷匮也。
姥姥活着的时候说：“你爸长得像戏里的小生，”她摸着我的脸蛋，“你随你爸，生得秀气，你哥随你妈，粗眉大眼的。”
姥爷活着的时候说：“别学你爸那样，肩不能挑担，手不能提篮，”他捏着我露在被子外面的小肩膀说，“不过你得学你爸爱念书，你要是书念得好，就不用跟姥爷一样种地了。”
从医学院毕业那年，我舅舅说：“行，小子你有本事，接了你爸的班了。”我舅舅咕咚咕咚喝着茶，隐藏在粗壮脖子下的喉结上蹿下跳，“你爸是没赶上好时候，要不这人可了不得。”
我从来没有恨过我爸，我不知道有什么理由可以让我恨他。虽然在我很小的时候他就肮脏不堪地死掉，虽然我对他的记忆越来越模糊，但他的血液终其一生都奔流在我的循环系统里，我身体内至少一半的基因来自他的遗传。
冯爱兰与我爸那种见不得天日的关系，也并未使我妈对我爸的感情由思念转为仇恨，她把恨转移到了那个与她男人有染的女人身上。然而作为儿子我很清楚，在漫长的寡居生涯中，我妈对我那死鬼父亲的全部报复手段只体现为一点，即—她从来没有到我爸坟前去过，一次都没有。但是在家里，她仍然每逢我爸的忌日就把那张黑白照片从木匣里取出，门户紧闭，把死者专飨的供果摆在这个男人眼皮底下。我把母亲这种矛盾，甚至有些自欺欺人的行为归结为一个普通农村妇女的尊严驱使，这是她永远不会出现在他坟上的原因，是为了让外人清清楚楚地看到，作为一个被丈夫背叛的女人，一定要表现出对那个此时已安卧坟里的男人，永远拒绝宽恕的姿态。
相对于我对父亲影影绰绰但不无剽窃目的的思念，我妈对他的想念是单纯而孤立的。我在无数个夜晚偷偷睁开眼睛，屏住呼吸，窥视我妈的举动。她把我爸唯一的照片从木匣中请出，托在手上傻呆呆地与死者对视，眼泪就大颗大颗地掉落下来。有一天晚上我几乎要惊呼起来，当我妈的眼泪渐渐止歇的时候，突然作出了一个出乎我意料的动作—她把照片撕成了两半。我的声带将要颤动时，一只手悄无声息地游过来捂在我嘴上，我在黑沉沉的空间里发现两个凝滞不动的亮点，那是我哥的眼睛。
第二天中午，我哥把抽屉下的木板卸掉一条，把木匣取出打开，那张照片还在，只是一条白色的新鲜裂痕蜿蜒着贯穿我爸油光可鉴的头发和鼻梁，直到西装左侧插着白色三角手帕的衣兜。照片的背后是一条两指宽的胶布，把我爸裂成两半的脸固定在一起。我抬头望着我哥，他面沉如水，毫无表情地端详着托在手里的亡父遗像。过了一会儿，他把照片放回远处，像对待一件古董那样小心翼翼地盖上匣盖，然后把拆下来的木条安装回原位。直起身，我看见他酷似母亲的眉毛微微蹙着，像是老了一百岁。
那时我还不知道，我妈已经用肉体完成了对我爸的报复，而当时唯一的知情者是我哥丁秋，他独自承担了一个沉重的秘密。
那年冬天的一个凌晨，我在睡梦中被我哥叫醒，我迷迷糊糊地穿好衣服，我哥把我抱到一辆手扶拖拉机的车斗里，我半靠半躺在一群猪中间，抬头望着天上还没来得及藏起来的星斗。猪们对我这个异类的加入表达了有限度的反感，它们哼哼唧唧了一阵子，见我没反应也就不叫了，默许了我侵占它们的地盘。
新鲜的猪粪味刺激得我连续打了几个喷嚏，我靠在一头猪身上，像靠在当时我还没见过、更别说坐过的沙发上，绝对真皮，绝对柔软，绝对温暖。
头天晚上，我哥终于答应了我多日以来的请求：带我去看杀猪。这一年，他已经是一个手艺娴熟的屠夫了。
我哥只读了三年书就辍学了，在学习方面他是个笨蛋，在打架方面也很平庸。我爸死的那天跳上拖拉机奋勇杀猪的那个少年英雄此后我再未见过，他比我更像一个寡妇的孩子，胆小怕事谨小慎微沉默寡言，不招事不惹事，唯恐给寡居的母亲带来哪怕任何一点儿麻烦。我哥挥舞着剔骨刀时脸上凶狠的神情常常在我的梦境中重演，有时那张脸幻化成我的样子，于是我在梦里就变得像我哥那样英勇无匹了。但之后的很多年，我看到的我哥丁秋，人如其名，心事重重老气横秋，他自我妈那儿遗传的眉宇间的英气早已消失不见。
我哥的伙伴们曾眉飞色舞地向我叙述了几年前他们去抄家的过程，我哥带着几个刚刚步入青春期的男孩在一天傍晚闯入了那个男人的家，他们其中的一个拉着一辆平板车，车上放着七八根长短不一的棍子，这些削去树皮的木棍在夕阳的照射下闪烁着金属的杀气。我哥的脸色是一种爆发前的苍白，他把两只手抄在裤兜里，上半身向前方探出去，一小半嘴唇被牙齿咬住，眉头紧锁，眼神空洞地望着前方的路，其他人一声不响地跟在我哥身后。他们无一例外地把两只手抄在裤兜里，身体略微向前方倾斜，他们的眼只盯着通往邻村的路，对偶然擦肩而过并投来好奇目光的路人视而不见。
一辆轮胎上挂满凝固泥浆的手扶拖拉机停在这家人的院门口。我哥在拖拉机前停住了脚步，开始下达命令，一个男孩把平板车停放到院门口，蹬着轮胎坐上拖拉机的车帮，另一个男孩被安排在院墙外巡视，我哥给了他一个任务，堵截任何一个从院墙翻出的人。其他人人手一根木棍，跟随我哥走进院门。
这座普通的北方农村院落并不大，布局也再普通不过，一扇灰色的影壁墙，两间正房和一间配房以及一间土坯墙砌成的厕所已经使这个院子显得局促。紧靠院墙的猪圈异常庞大，占据了院子的大部分空间，使整个空间愈发逼仄。一头体型庞大的母猪正侧躺着睡觉，一群小猪簇拥着它们的母亲吮吸着乳汁。母猪打着满足的呼噜，对主人一家即将到来的凶险毫无预感。
男人就站在堂屋门口青砖垒成的台阶上。
男人上身披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抱着肩膀两腿叉开居高临下。**的土灰色秋衣袖口闪着油脂的光泽，头发因为附着了过剩的油脂和久未洗头而纠缠在一起，与之相反的是两个腮帮和下巴上的胡子刮得极干净，只在唇上保留了一笔短髭。男人的神色惰怠疲惫，只有一双深嵌进去的眼睛偶尔射出的精光泄露出隐匿的悍勇。就是这一点儿随着他眼球转动露出的精光，给了站在空地上的这群男孩足够的压迫感。我哥的伙伴，故事的讲述者之一跟我说：“那个劲儿，就像一个马上要爆炸的麻雷子，刺刺地冒着烟，”他咽了口唾沫，说，“那人就这么瞅着你哥，谁都没说话，我手心开始出汗，想把棍子换到左手，可我胳膊好像不能动了。”
我那可怜的哥哥在这漫长的两分钟里，竭力维持着脸上的悍勇，并把我爸死亡瞬间的情形努力攫住，让我爸残破的肚子驻留在脑海里助燃仇恨的火焰。我哥明白，在这种时候，先开口的人将陷于被动，因此仍然是紧咬嘴唇一语不发。他对面的男人连眼珠都没动，和我哥对视。随着时间流逝，我哥脸上的神情像冰一样渐渐融化。他还能保持的，只剩下直视那个男人的目光。
这时，一个大约四五岁，穿着绛红色外套的小女孩睡眼惺忪地从屋里走出。当她看到院子里站着的一群陌生人时，小女孩刺溜躲到男人背后，搂住男人的腿，探出乱蓬蓬的脑袋，两只和男人一样深陷的眼睛游移地扫过对面的人，细声细气地叫：“爸爸，爸爸。”男人的目光终于离开了我哥的脸，弯下腰把女孩抱起来，把脸贴在女孩的脸上轻柔地蹭着：“醒了？”
怀里多了个女儿的男人，眼神又与我哥对接，精光看不到了，有片柔软的雾覆盖了他的瞳孔。
我哥说话了。
“六头猪抵不了我爸一条命。”
“我知道。”
男人说话时语气平缓，声调低沉。此时他的半边脸还贴在女孩的脸上。
“我爸的命比六头猪值钱。”
我哥的话像转了一圈的拖拉机轮胎。
男人说：“我知道。”
“我爸是大夫，”咳嗽了一声，我哥说，“他要是活着，能给很多人看病。”
“我认识你爸，”他摸了摸女孩的脑袋，“你爸也给我闺女看过病。”
“我爸再也活不过来了，”我哥说，“你轧死的。”
起风了，风把院门口的树吹得沙沙作响。我哥的话被风吹得哆嗦起来。
男人没说话，把嘴贴到女孩耳朵上说着什么，随后他把女孩放到地上，像放下一个沉重易碎的瓷器。女孩转动着漆亮的眼睛抬头看了看父亲，又看了看院里站着的人，转身跑进屋子。屋里黑洞洞的，女孩的身体被黑暗迅速吞没。
“我和我弟弟，再也吃不上鱼肝油丸了……”
风把我哥的眼泪从眼眶里吹出来，他蹲下，拿棍子一下一下地砸着地，干燥的土块像冰一样四下飞溅。尘雾弥漫。
男人叹了口气：“拖拉机是公社的，没法给你，你们把那几头小猪抱走吧。”男人停顿了一下，挥挥手，“母猪也牵走。”
我哥的伙伴们已经站在猪圈旁，等着下达命令。
我哥蹲在地上摇了摇头，他的话湿漉漉的，让他的伙伴出乎意料：“我不要猪了，一百头猪也换不来我爸的命。”
“那……你想要什么？”男人问。
“我要进屋。”我哥站了起来，抬起拿棍子的手抹了一把脸，说，“我想拿什么拿什么。”
男人愣了一下，闪开身子坐在台阶上，从蓝布褂子的上衣兜里掏出根烟，摸了摸下边的衣兜，然后站起来，进屋。很快，男人从屋里出来，又坐在原处，吐出一口烟，说：“屋里有台电视，你搬走吧。”
我哥挥了挥手，他的伙伴们跟他进了屋。男人枯坐在那儿，大口大口地抽烟。这时他听见女孩的哭声，夹着烟的手蓦地抖了一下，一截烟灰掉在青砖地上。
坐在门外拖拉机上的男孩等得有些不耐烦，他拎着木棍走进院子，绕过影壁墙，恰好看见我哥和另一个男孩抬着电视走出屋子，电视上趴着一个团成一团的小女孩，两只小手紧紧攥住天线与电视的连接处，声嘶力竭地哭着，清亮的鼻涕在鼻子和电视顶部拉出一道透明的丝，女孩的太阳穴有一条青筋弯成之字形，仿佛要顶破皮肤蹦出来。
我哥和他的伙伴走下台阶时，女孩使劲转过头哭喊着—“爸爸，爸爸！”
我哥和他的伙伴抬着电视转了个圈，面对着坐在台阶上的男人。
“你让她下来。”我哥说。
男人把烟掐灭，抬起头说：“孩子，爸回头再给你买一台，彩色的。”
女孩仍然声嘶力竭地哭，紧紧攥着天线。
“走。”我哥说。
男人站了起来，嗓音有些嘶哑：“这么着吧，你们把大猪小猪都拉走，屋里的米面也捎着，把电视给我闺女留下行不？”
“不，我就要电视。”我哥说完就走出院子。
男人跟在他们身后，站在平板车前。电视已放在车上，女孩已经哭得没劲儿了，垂着头，软塌塌地趴在这件带给自己无限快乐的机器上，仿佛一块盖在电视上的布。
男人伸出双手掐住女孩的腋下，用力把女孩拽了下来，像撕掉一片刚刚结成的血痂。一根天线咔吧一声折断了，女孩尖利的哭声再次响起，她的左手张开，手心里一道白色的划痕渐渐变成一条血线。
男人把女孩搂在怀里，对我哥摆了摆手。
我哥和他的伙伴们头也没回地走了。我哥拉着车，几个男孩簇拥着平板车，他们对擦肩而过的路人视而不见，他们把目光紧紧盯在车里那个黑糊糊的东西上。
快到村口的时候，我哥停下脚步，歪过头问他的伙伴：“你们谁知道‘铜木’是什么？”
伙伴们都摇头。
“我听见那个小丫头片子说，‘我要看啊，铜木’……”
在这个村子里，我家是第二户拥有电视的，另一台电视摆放在冯爱兰家的朱红色电视柜里。她家是日立牌十四英寸彩色电视机，我家这台是十二英寸黑白的，我爸一条命就隐藏在这个黑壳子里。
夏天的时候，冯爱兰她爹就把电视搬到院子里，冯爱兰她妈就把凳子椅子和马扎草墩摆在屏幕对面的空地上。天上还铺满晚霞的时候，村里的大人就领着孩子来到冯家的院子里，有的人手里拿一把刚摘下来的翠绿的扁豆，有的让孩子捧着两个刚从鸡屁股里抠出来、还带着母鸡体温的鸡蛋，更多的是空着手，或在手里端一个粗瓷大碗，只送个憨憨的笑脸给电视的主人，然后就蹲在一边边看电视边吸溜吸溜地喝玉米馇粥。月亮升起的时候，电视前就坐满了人，俨然成了一个小型露天电影院。正对电视的位置摆一把藤椅，这是冯爱兰她爹的终生席位，他身前是冯爱民带靠背的小竹椅，他就靠在他爹的**安静地坐着，有时候看着看着就睡着了，他娘就把他抱到屋里去。后来这个竹椅上就换成了冯爱军，那时，冯爱民已经很少安安稳稳地坐在自己家的院子里看电视了，他更喜欢在夜幕四合之后在村子里四处游**。
冯爱兰她爹是个干瘦老头，瘦得没有重量，但他同时也是个屁股最沉稳的人，这个一年四季留着光头的老头背对着观众摇头晃脑的情形，深印在我记忆中。老头总是很热心地为身后的观众介绍今晚要演的节目，他推荐的也就是他自己要看的，老头不允许任何人换频道，包括他的老来子冯爱民。夏夜，当困意袭来，人们纷纷回家睡觉时，只有冯爱兰她爹依然摇晃着蒲扇和脑袋盯着屏幕，那张老脸上跳跃着蓝色的光芒，似有水波在他脸上流动。屏幕上只剩下一只地球的时候，老头才关上电视，向那些最后离开的人发出邀请：“明天还来看啊。”他老伴这时已经睡了，临睡前，她已经把扁豆、黄瓜、鸡蛋等充抵收视费的东西收拾到屋里。
冯爱兰很少出现在电视前，那时候她已经不在家住了，公社里有电视，也有属于她的单身宿舍。
我家的电视把冯家的观众分流了一部分。电视搬来的第一天晚上，我哥的伙伴们都挤到狭小的屋子里，兴致勃勃地看着屏幕中出现的每一个人物和动物。我哥像冯爱兰她爹一样，在电视机前摆好了椅子和凳子，但最好的位置留给了姥姥和姥爷。两个老人像孩子们一样对电视里的活动影像充满好奇。我那会儿已经张着两条胳膊飞往我舅舅家，我要喊施雅来看电视，那时候，即使我舅舅家也没有这么好的东西。
只有我妈不看，她盘腿坐在炕上，目光只是偶然扫过屏幕，蕴含着一种刚好能被人发现的忧伤。而我和我哥，暂时忘记了这台电视与一个亲人的死有着不可割裂的关系。
一天下午，我和我哥放学后打开电视，他突然从小板凳上蹦了起来：“我知道了，她说的是阿童木，铁臂阿童木！”他的话没有引起我的更多关注，我只是含混地嗯了一声，就被电视牢牢吸引了—铁臂阿童木和那个可爱的老头茶水博士。在那个年代，这部我一生中第一次看到的日本动画片有着难以形容的魔力，完全可以使所有的孩子忘记一切，哪怕是一只香气扑鼻的红焖肘子（那是我能想到的最美好的菜肴）也无法让我从电视前离开。
他嘴里的她，就是那个趴在电视上的小女孩。
我们这个村子叫探花营，因为明朝时出过一个姓孙的探花而得名。相隔二里地的邻村叫觉道庄，解放前这里有一个香火很盛的寺庙叫觉道寺。在我出生前几年，被一群下乡知青以“破四旧”的名义焚毁了。
觉道庄和探花营同属一个公社。
那个女孩的父亲，也就是轧死我爸的那个男人，是觉道庄人。一个杀猪的，在公社的屠宰场上班。他的工作就是到各村收活猪，然后拉着这些浑然不知死之将至的家伙来到屠宰场，然后用一把锐利无比的杀猪刀把它们变成死猪，其他人则把猪的内脏掏出来清洗干净，猪的肉体被分割成两半，和那些下水一起送往县里市里的副食商店，最后变成香喷喷的肉丝、肉片、肉块儿，或者咬一口满嘴流油的猪肉水饺，摆在那些能吃得起肉的人的饭桌上。
我哥突然从板凳上跳起来的那个下午，他冲我妈喊了一声，告诉她他要出去一下。电视里的阿童木正在和一个力大无比的坏机器人决斗，我的右手拿着一个蒸熟的红薯，左手攥成拳头，手心里捏着为阿童木出的一把汗，没听到我哥关门时发出的响声。
那时他已经一溜小跑来到村口，走上那条通往觉道庄的路。
如今我已经是一个五岁男孩的叔叔，仿佛童话一样，这个男孩和他的父亲母亲在距离我两百里地的县城幸福地生活着。这一家人的生活难说富足，但我相信我的哥哥嫂子能给这个孩子一个幸福的童年，至少要强过他的父辈。我在我哥家里，领略了这个男孩的生龙活虎，他黝黑的皮肤在阳光下闪着铜雕的光芒，他不知疲倦地奔跑，不知疲倦地蹦跳，不停地往嘴里塞各种吃食，不停地跟我这个心事重重的叔叔做着各式各样的鬼脸，把新学的唐诗背诵给我听，在我的手腕上画上一块手表，他告诉我说：“叔叔，这是瑞士表，世界上最贵的表。”他说这是幼儿园阿姨告诉小朋友们的，阿姨在黑板上画了一只巨大的手表，教小朋友们掌握时间概念。“我爸爸说他买不起，叔叔你买得起瑞士手表吗？”他仰着头问。
我把男孩高高抛起又接住，他落下来的时候发出清亮的笑声，他很重，扔了几下我就胳膊酸痛，心跳也快了起来，我把这个小东西搂在怀里，告诉他我也买不起。他伸出小胖手用力搂住我的脖子，说：“等我长大了跟我爸学杀猪，我就有钱了，我给你买最好的表，叔叔。”
男孩这句话打开了我身体内的某个闸门，有一种陈旧又新鲜的情感涌了上来，以**的形态流出眼眶—我童年的某个部分正在我这个小小的亲人身上重现，多年以前我也这么对我的姥姥姥爷说：“等我长大了，给你们买……”
我的嫂子，至今还保持着少女的身材和面容。像多年前的施雅那样，她正把湿漉漉的衣服悬挂在一根铁丝上，展开，阳光和煦，微风习习，摇摇****的衣服散发出洗衣粉的香气。
男孩这时已离开了我的怀抱，手脚并用蹬上了架在房檐上的梯子，他要爬到房顶去。我从莫名的情绪中摆脱出来，站在梯子下伸开双手想把这个顽皮的小东西抱下来。
一个绵软的声音传至我的耳际：“小冬你不用管他，他天天爬上爬下的，摔不着。”
男孩果然身手敏捷地爬上了房顶，他站在高处冲我嘻嘻地笑，我心惊肉跳地仰头观察着他的一举一动。可我的担心纯属多余，一会儿他又猴子似的从梯子上溜下来，把一个金黄色的玉米塞到我怀里，呼啸着跑远了。
十几年前，我哥走上那条通往觉道庄的路，那是他触摸幸福的开始。对于我母亲而言，我哥这次出门的方向，就是她从凄惨、悲愤、痛苦的记忆中走出的方向。但她那时对将要发生的一切一无所知，否则她不会对儿子突然夺门而出作出漫不经心的反应。她那时正在堂屋里和姥姥择一堆用来包饺子的马齿苋，她头也没抬地问了一句：“小秋你干吗去？别忘了回来吃饺子！”这时我哥的回答被风吹进屋子支离破碎地传入我妈和我姥姥的耳朵—“一……会儿……就……回来……”
她更想不到的是，我哥会把一个小女孩背回来，而这个小女孩居然是轧死我爸的那人的女儿。
我哥把那个浑身脏兮兮的、脸上挂满鼻涕眼泪的小女孩从背上放下来，我妈和我姥姥这两个女人同时惊呆了，这令她们感到匪夷所思—站在原地呆立不动的，是一个陌生的小女孩，那张被风吹得通红的小脸蛋上布满了手涂抹过的痕迹，两只红肿的大眼睛里的茫然和恐惧几乎溢出眼眶，她穿着蓝布棉裤，裤裆的部位湿了一大片。
我哥也没说话，汗津津的脸上流露着一些笑意，眼里全是他要说该说的话，却因急促地喘着气一时间什么也说不出来。
我对身后发生的一切毫不知情，阿童木让我心无旁骛，同时还有那么点儿神游八极的意思，我孱弱的身体被注入了十万马力八大神威，随着阿童木飞往悠远碧蓝的外太空，那时一种奇异的感觉升起来升起来—我突然变得无所不能了。因此，那个小女孩猛然出现在我身旁的时候，我因为过度惊愕把板凳坐翻了，我的屁股接触着冰凉的地面，我的头脑却因为一个异物突兀地闯入变得不清不楚。
我母亲，和我母亲的母亲从最初的惊讶中还过神来，她们刚准备开口询问我哥关于这个女孩的事，女孩却被电视的声音吸引，旁若无人地钻进屋子，站在我身旁。
她伸出一只手指，兴奋地说：“阿童木阿童木！”
我打量着这个比我还小的孩子，她根本无视我的惊愕，而是坚定地把目光锁定在电视上，与她没出现前的我毫无分别。这时屏幕上现出一行行迅速攀升的字幕，今天的阿童木走了，他的下次到来要等到明天。女孩这才扭过头盯着我，她凌乱的头发在我眼前晃动，“电视是我家的！”她说。
“我家的！我家的！”我反驳的同时就出手了，对这个比我矮小的对手，我没半分踟蹰，我伸手推在她的肩膀上，她像个关节僵硬笨拙的机器人那样坐在地上，哇的一声哭了起来。她流泪的速度令人吃惊。她的哭声势浩大气势磅礴，我那三位正在堂屋里的亲人迅速被她的声音召唤而至。我哥第一个进来，他迅速看了一眼坐在地下的女孩，然后当胸给了我一拳。我退后几步，想卸去这股强大的力量，但那个该死的板凳干扰了我的步法—我扑通跌倒，由于着地部位过于靠上，我几乎要翻过去，板凳制造的加速度令我的后脑重重地磕在地上，发出沉闷的声响。地底下有一只拳头隔着地皮击在我毫无防备的后脑上，我不得不失去了知觉。
两个女人抢上前来，姥姥把我从地上拉起来，替我拍屁股上的土，另一只手摩挲着我受到重击的后脑勺。骨质表面传导给我的疼痛让我清醒过来，我看见我妈把那个女孩抱在怀里，两只胳膊组成一个摇篮，身体轻柔地晃动着，一只手拍着女孩的后背。我哥尖利的眼神瞪着我，我避其锋芒，把同样尖利的目光刺向我妈怀里的女孩。这个鼻涕虫哭势减弱，她把脑袋靠在我妈胸前，嘤嘤地哭。
那时候我怎么会知道，这个被我推倒在地的女孩有朝一日将成为我的嫂子。我要是有后知五百年的本事，说什么也不会干出这种浑蛋事。我哥偶尔还拿我干的这件年代久远的蠢事揶揄我，我那五岁的侄子有一天手持一把玩具枪顶在我胸口，恶狠狠地质问：“叔叔，你为什么要打我妈？”这个小东西凶悍的神情酷似我哥当年杀猪时的翻版。
我告诉他：“叔叔那时候比你现在大不了几岁，还不认识你妈妈，所以……”
“你胡说，反正你打我妈就不行！”然后他就扣动了扳机，把一颗正义的子弹射入我的胸膛。
我的侄子把我处决了。
我闭着眼躺在冰凉的地上装死，男孩在一旁欢呼雀跃。
这次成功的复仇使我百感交集。
那么，我是不是也该向这个孩子的外公复仇呢？
从那天之后，我哥差不多每天下午都去觉道庄一趟，回来的时候背上就多了一个鼻涕虫。这个女孩第一次被她父亲抱起来硬放在我哥背后的情形，在我最初的想象中是这样的：她的眼泪和鼻涕把我哥的后背洇湿，她镶嵌着污泥的手指甲把我哥的脖子抓出鲜艳的纵横沟壑，她的脚交替着踢着我哥行走的腿，她在路上尿了裤子，温热的尿液沿着我哥的屁股流向腿和脚，但我哥不敢放下她，任她一路挣扎反抗着强行背回了家。我哥的觉道庄一行应该是一次胆大包天的绑架行为，虽然那时我还不知道绑架这个词汇，但我想我哥把这个女孩抢来我家，唯一的目的就是让那个轧死我爸的男人伤心，让他品尝失去亲人的痛苦，这些句子我当时也说不出来，总之就是报仇，六头猪和一台电视不足以熄灭我哥对那个男人的仇恨。
因此，我哥重重击向我胸口的一拳把我的心打疼了，我不敢相信我哥是个不分敌我的浑蛋，他比电影里的叛徒更加可鄙可恨可憎，此后的几天他处处显露出对这个敌人之女的脉脉温情。而我明显被冷落了，我妈我哥我姥姥姥爷，我的每个亲人都亲昵地和女孩说话，拿一些可口的东西哄着她，给她烧热水洗去头发上的油泥，给她编朝天的小辫子，还系上一根艳丽的红头绳。她坐在我的位置上，霸占着我爸用命换来的电视机。
那些日子，我沉默不语，尽可能离开他们的视线。
我会到我爸坟上坐一会儿，向他告我哥一状，可我爸在地下缄默不语，对他幼子的哭诉置若罔闻无动于衷。只有坟头上干枯的荒草听着我的哭诉，一声不吭地在秋风中瑟瑟发抖。
然而我哥很快就要为自己的行为后悔不迭了。某一天，我在我爸的坟前意外地发现了我哥的身影，他像我平日那样靠在我爸的坟上，脸和鼻子肿胀不堪，现出青紫色，眼里还残留着眼泪冲刷过的痕迹，鼻孔里有鲜血滴下来，掉在土里变成一个小黑点。当我想要躲起来时他发现了我，他叫我坐在他身边，从地上揪了几根干草团成小圆球塞到流血的鼻孔里，另一只手摸了摸我的脑袋，这是他两个多月以来第一次对我表现出亲昵。我哥那天的语气在我听来有种异乎寻常的沧桑：“看来，是我错了，我不该把那小丫头背到咱家来。”他低着头，捡起一块坚硬的土块，双手揉搓着，一绺土黄色的尘烟自他手中流下来，中途被风吹散。
“把电视搬咱家来那天，我脑袋里总想着那个小丫头趴在电视上的样子，一想，心里就不好受。”
那个下午，我哥来到觉道庄。这个稚气未脱的男孩用与他这个年纪极不相称的口吻对那个男人说：“电视我不会还给你，不过，”他看了看正在男人怀里熟睡的女孩说，“你要相信我，就让我带她走，让她去我家看电视，等阿童木演完了，我再把她送回来。”
“我说完话林四海看了我足足有两分钟，”我哥说，“然后他就笑了，笑得我有点儿发毛。我说‘你笑什么？反正我不还你电视，但我让她和我弟弟一块看。’”
“他怎么说的？”我问。
“他就说了一个字：‘行。我放心。’”我哥说。
“四个字。”我数了数说。
假如不是我哥亲口所说，直到现在我也难以置信，一个三十岁的男人会把女儿交给一个十来岁的男孩，更何况，这个男孩的父亲不久前刚被他开着拖拉机轧死。也就是说，男人和男孩的关系仅有一种—仇人。
只有一种解释，我哥那天的表现的确像个爷们，他们之间的交流打破了年龄界限，那是真正的男人之间的信任。
我哥在我爸的坟前给我讲那天发生的事，他的表情应该就是那天他站在林四海面前，一个成熟男人的表情，可随即就眉飞色舞了，露出一个男孩的马脚，他不无骄傲地顺便教训我：“你得学我，让大人都相信你。”
他的骄傲神情仅仅维持了一会儿，随即他就沉默了，重新回复了那种未老先衰心事重重的面容。
“你怎么错了，哥？”我还记着他说的第一句话。
我哥站起身，拍拍屁股上的土，说：“我不该把人家的电视拉回家。”
我反对：“你该，就该，你要说不该就对不起爸，是林四海把爸轧死的。”
我哥一把揪住我的头发，我不得不仰起头来直视着他，我发现那种凶悍的表情又一次浮现：“不管怎么着，你不许欺负林静，要不，我还揍你。”
林静就是后来成为我嫂子的那个女孩，她与我哥的第一次亲密接触就是趴在他的背上，她还在我哥的背上撒了尿，一泡尿尿湿了两条裤子，一条是她的，一条是我哥的。林四海是林静的父亲，那个轧死我爸的人。我在我爸坟前碰上我哥这天，能扛起一头三百斤死猪的林四海轻而易举地把我妈抱到了他家的炕上，用他那小钢炮一样的家伙入侵了我妈的身体。
我哥目睹了这个秘密。他看见—
我们的妈在这个过程中完成了对丈夫生前不忠的报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