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農場之外，丹尼斯·芬奇·哈頓在非洲沒有自己的家。在他遊獵的間隔期他住在我家，他的書和唱片也放在這裏。當他回來時，農場會盡情地向他訴說。比如咖啡種植園，它的訴說是雨季第一場雨來臨時的咖啡花，濕漉漉的像一片白堊雲。當我在期待著丹尼斯回家，聽到他的車開上車道時，我同時也聽到農場的一切在講述著真實的自己。他在農場總是很高興。他隻在想來的時候過來，而農場也知道他的一項全世界都沒察覺到的特質——謙遜。他從不做自己不甘願的事，也從來不會說什麽狡詐的話。
丹尼斯有一個我十分珍視的特點：他喜歡聽故事。我常常覺得自己如果生在佛羅倫薩黑死病時期，一定會因為講故事的能力大放異彩。潮流變了，聆聽故事的藝術也從歐洲消失了。不會閱讀的非洲土著仍具有聆聽的特質，如果你起個頭，“有個人在平原上走，遇到了另一個人”，他們馬上就被吸引住了，平原上那兩個人未知的足跡縈繞在他們的腦海。但白人不行，即使他們覺得有必要這麽做，也靜不下心來聽人朗讀，他們要麽變得煩躁，想起來有事情要馬上去做，要麽就會睡著。某個人會讓你朗讀些什麽，然後卻整晚坐在那裏，專注於手邊隨便一本印刷物，他們甚至會默讀一篇演講。他們已經習慣於用眼睛來接收印象。
丹尼斯更加依賴耳朵來生活。比起自己閱讀，他更喜歡聽到故事被講述出來。他來到農場時會問：“有故事聽嗎？”他不在的時候，我編了很多故事。晚上，他會讓自己盡量舒服自在，在壁爐前把墊子攤成沙發的感覺，和我一起坐在地上。我就像講述《一千零一夜》的謝赫拉莎德本人一樣盤著腿坐，他則眼神清澈地聽我講一個長故事，從頭聽到尾。他比我自己記得都清楚，當某個角色戲劇性地出場時，他會打斷我說：“那個人在故事開頭時就死了，不過沒關係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