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伯克利·科尔和丹尼斯·芬奇·哈顿而言，我家就是个共产主义机构。家里的每件东西都属于他们，并且他们以我家为傲，感觉缺些什么都往家里搬。他们为我带来上等的红酒和烟草，还从欧洲弄来书籍和唱片。伯克利开车载满火鸡、鸡蛋和橙子，从他自己在肯尼亚山的农场过来。他俩都有雄心壮志把我打造成像他们一样的品酒家，为了达成这项使命不遗余力。他们对我的丹麦餐杯和瓷器都极感兴趣，常用我家所有的玻璃杯在餐桌上搭出闪亮的大金字塔，一个摞着一个，两人喜欢欣赏这一景致。
伯克利住在农场时，每天上午十一点要去森林里喝一瓶香槟。有一次他在向我告别时，除感谢在农场度过的时光之外补充说道，这幅图画里有一块阴影，因为我们在树下喝酒时用的是粗糙俗气的玻璃杯。“我知道，伯克利，”我说，“但我没剩几个好的玻璃杯了，而且仆人们每次要拿着好杯子走这么长的路，总是会打碎。”他严肃地看着我，握着我的手。“但是，亲爱的，”他说，“这还是很可悲。”于是之后，他把我最好的玻璃杯都拿到森林里去了。
伯克利和丹尼斯在移民非洲时曾让英格兰的朋友们深深惋惜，他们在殖民地又受到极大的爱戴和景仰——但他们依然是流放者，这很奇怪。不是哪个社会把他们丢出来的，也不是世界的某一处在驱逐他们，而是时代造就，他们不属于这个世纪。除了英国，没有其他哪个国家能够创造出他们这样的人，他们是返祖现象的实例，他们所属的时代是更早期的英国——一个不复存在的世界。在当今的时代，他们无家可归，不得不四处流浪，最后他们来到农场。他们并不自知，反而对抛下英格兰的生活有种愧疚感，就好像朋友们都在任劳任怨地忍受义务，他们却仅仅因为厌倦就逃离了一切。丹尼斯谈到自己的年轻时代——尽管他现在仍很年轻、他的前景，以及英格兰的朋友给他的建议时，引用了莎士比亚戏剧《皆大欢喜》中的哲人杰奎斯的话：
难道真会有人
愿意转过身去
抛下他的财富和安逸
固执地一心只为欢喜？
他对自己的认识有误，伯克利也是，可能杰奎斯也是。他们都相信自己是逃兵，有时需要为任性付出代价，但实际上他们是流放者，是欣然接受流放的流放者。
如果给伯克利的小脑袋戴上一顶丝质长卷发的假发套，他活脱脱就是查理二世宫廷里的人物。他，一个英格兰的青年才俊，本可能坐在年长的达达尼昂(1)脚旁——大仲马的小说《二十年后》里的达达尼昂，听取他的智慧，并把他的语录铭记于心。我觉得万有引力定律对伯克利并不适用，因为我们晚上坐在壁炉旁时，感觉他随时都可能垂直冲上烟囱。他是个人性的鉴赏家，对人类既不存有幻想也不抱有怨恨。出于一种残忍，对于那些给他留下最坏印象的人，他反而更爱施展魅力。当他真的抹白鞋底来嬉笑怒骂时，他就是个无可比拟的小丑。要想在二十世纪重现复辟时期的喜剧作家康格里夫与威彻利式的智慧，就得比他们本人更加热情洋溢、更加场面宏大、更加敢想。然而，当笑话变得过于大胆傲慢时，有时就显得可怜了。伯克利有点兴奋，好像和杯中的酒一起变得透明，好像他真的骑上了高头大马，身后墙上的影子开始变大、移动，开始傲慢而空想地慢跑。他以为他的马的血统高贵，祖先是堂吉诃德的老瘦马“罗西安特”。但伯克利本人——一个所向披靡的小丑，在非洲的生活形单影只，是半个废人，因为他的心脏总是出毛病。他心爱的在肯尼亚山的农场终将落入银行手中，他会是最后一个认出黑影，乃至害怕它的人。
伯克利瘦小，红发，手长脚长，走到哪里都站得笔挺，脑袋以达达尼昂的方式左转右转，具有不可战胜的决斗者般的温和举止。他走路像猫一样没有声音。同样，无论坐在哪个房间，他都能把那里变成舒适的角落，好像他自己就是热量之源、乐趣之源。即使你家失火，被烧成一片冒烟的废墟，只要伯克利过来和你坐在一起，他会像猫一样，让你觉得自己正身处最精挑细选的舒适一隅。他放松下来时，你都能听到他像大猫一样发出咕噜咕噜的喉音。但他要是病了，那就不只是难过和痛苦了，就像猫生病一样病来如山倒。同样和猫一样的是，他没有原则，却有一堆惊人的偏见。
如果伯克利是斯图亚特王朝的一名骑士，丹尼斯就应该被放进更早的英国版图，放在伊丽莎白女王的时代。他会和诗人菲利普爵士或探险家法兰西斯·德瑞克挽手同行。伊丽莎白时代的人也会珍视他，因为丹尼斯可能让他们想起雅典的古人——他们梦想与书写的对象。丹尼斯确实可以与任何文明时代和谐地融合，舒适自在，直到十九世纪初才变得绝望。他可以在任何年代出尽风头，因为他是运动员、音乐家、艺术爱好者和优秀的冒险家。他确实在自己的年代也崭露头角，但放在哪里都不合时宜。他在英格兰的朋友常让他回去，他们为他规划了职业发展和方案，但非洲挽留了他。
非洲土著对伯克利和丹尼斯特殊的、本能的依恋，以及和他们同类的其他几个人的情感，让我反省出，可能往昔的白人，无论是多久以前的往昔，都曾比我们这些工业时代的人更好地理解和赞赏过有色人种。当第一部蒸汽机造出来后，世界上的两类人种分道扬镳，再没有交集。
我和伯克利的友谊蒙着一层阴影，起因是他家年轻的索马里仆人贾玛的部落和法拉的部落在交战。对熟悉索马里部落情结的人来说，当这两人在服侍伯克利和我时，那些饭桌上彼此交换的暗黑色的沙漠眼神就是最可怕的凶兆。深夜里我俩开始讨论，要是早上出门时发现法拉和贾玛都尸体冰凉，胸膛上都插着匕首的话，我们该怎么办。在这种事上，敌对双方都既无畏又无脑，他们踌躇着不大开杀戒毁灭一切，仅仅是出于对伯克利和我的依恋。
“今晚我都不敢告诉贾玛，我这次改变主意不去埃尔多雷特了，”伯克利说，“那里住着他爱慕的年轻女人。要是告诉他的话，他一定就会对我铁石心肠，什么衣服刷没刷的都无所谓了，他会直接去把法拉杀掉。”
然而，贾玛从未对伯克利铁石心肠过。他跟着伯克利很久了，而且伯克利常常提到他。他告诉我，贾玛有一次坚持认为某件事自己是对的，他大发脾气，然后打了这个索马里人。“但是然后啊，亲爱的，你知道吗？”伯克利说，“就在同时，他一拳打到了我的脸上。”
“后来怎么样了？”我问他。
“哦，没怎么。”伯克利谨慎地说。过了一小会儿他补充道，“还凑合吧。他比我年轻二十岁。”
这次小插曲并未影响他们的主仆关系，和大多数索马里仆人对待雇主的态度一样，贾玛对待伯克利态度温顺，甚至有点屈尊俯就。伯克利死后，贾玛也不想再留在这个国家了，他回到了索马里兰。
伯克利对大海有一种极深的、永不满足的爱。他最大的梦想就是等我们赚到钱以后，一起买艘单桅木船去拉穆、蒙巴萨和桑给巴尔做生意。我们制订出了计划，也找好了船员，只是我们从来没赚到钱。
每当伯克利劳累或是不舒服的时候，他就会坠入对大海的念想里。然后他连连哀叹自己的愚蠢，把一辈子的时间都浪费在了大海以外的所有地方，而且会撂狠话。一次我要回欧洲时，他正处于这种情绪中，为了让他高兴，我想出个计划：我要带回左舷灯和右舷灯两盏船灯，挂在我家大门口。然后我把这计划告诉了他。
“好啊，真棒！”他说，“这房子就会像一艘船了。但灯得是航行用过的。”
于是，在哥本哈根靠近一条老运河的海员店铺里，我买了一对又大又重的老船灯，它们在波罗的海跟随航行了好多年。我们把船灯挂在大门的两边，大门朝东，我们高兴地想到，灯的位置摆得很对，这样地球在太空中自西向东运转时，就不会发生碰撞了。这两盏灯让伯克利很是心满意足。他以前常常很晚才来家里，而且通常开车的速度极快，但当船灯点亮之后，他就在车道上开得很慢很慢，让夜空中红色、绿色的小星星都沉坠进他的灵魂，唤起一些旧时的画面，以及他关于经营轮船的回忆，借此来体会真正靠近暗潮里的一艘船只的感觉。我们还发展出了一套船灯的信号系统，比如移动灯的位置或是取下其中一只，这样他还在树林中的时候就会知道，今天女主人是什么心情，以及有什么样的晚餐在等着他。
伯克利和他的兄弟加尔布雷斯·科尔及姐夫德拉米尔爵士一样，是早期的移民、殖民地的拓荒者，与当时这片土地上飞扬跋扈的马赛人来往甚密。早在欧洲文明还未斩断马赛人的根系，逼迫他们从美丽的北部荒野迁徙出去前，伯克利就对他们了然于胸——马赛人从心底里厌恶欧洲文明，超过厌恶世上的一切。他可以用马赛语言和他们聊起旧日时光。只要伯克利住在农场，马赛人都会过河来看望他。老头人们坐下和他讨论目下的烦恼，他的笑话会让他们开怀大笑，就好像是坚硬的石头咧开了嘴。
出于伯克利对马赛人的了解及友谊，一项最为壮观的仪式被安排在农场举行。
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爆发时，马赛人收到风声，古老的战斗部落的热血开始沸腾。他们憧憬辉煌的恶斗和屠杀，重现部族曾经的荣耀。在战争的头几个月，由于形势所迫，我不得不独自与土著和索马里人一道出征，赶着三辆牛车穿越马赛保留地，为英国政府跑运输。每走到一个新的地区，当地人听说我的到来，就会围住我的帐篷，目光炯炯地问我上百个关于战争和德国人的问题——他们真的从天而降吗？他们觉得德国人正上气不接下气地赶来送死。夜里，年轻的武士团团围住我的帐篷，他们全身涂满战斗彩绘，带着长矛和剑，有时为了向我展示他们的本性，会发出模仿狮吼的一声短啸。他们毫不怀疑自己会被征召入伍。
英国政府认为，组织马赛人向白人开战并不明智，即使对象是德国人也不行，于是禁止马赛人参战，这断送了他们所有的希望。基库尤人必须作为运输工参与战争，马赛人却不得触碰兵器。1918年，引入了针对殖民地所有其他土著的征兵制度后，政府觉得有必要也动用马赛人。英皇非洲步枪团的一个官员带着他的军团，被派到纳罗克去收编三百名莫兰武士入伍。但此时的马赛人已经对战争无感，他们拒绝报到。这一区的莫兰通通消失在树林和灌木里。为了追捕他们，英皇非洲步兵团的军队误朝一处村寨开了枪，两名老妇人被打死。两天后，马赛保留地公开叛乱，大群莫兰席卷而来，杀死许多印度商人，烧毁超过五十个店铺。形势严峻，政府不想再施压。德拉米尔爵士被派去和马赛人谈判，最后达成协议，允许马赛人自行处置那三百名莫兰，只对他们处以集体赔款，作为破坏保留地的惩罚。没有莫兰露面，但停战协议结束了整个事件。
在这些大事发生的间隙，一些老马赛头人助了英国军队一臂之力，他们派出年轻人侦察保留地和边界的德国人的行踪。战争结束后，政府想对他们的效力表示认可。英国本土颁发大量奖章给马赛人，因为伯克利很了解马赛人，也会说马赛语，所以他手上要分配的奖章多达十二枚。
我的农场与马赛保留地接壤，伯克利问我，他能不能在我家发放奖章。他告诉我，他自己对这项任务有点紧张，因为他不清楚自己被寄予了什么样的期望。一个星期天，我们一同开了好一段路的车前往保留地，去和村寨里的人讨论颁发奖章的事情，以及召集那些要领奖章的头人，通知他们来农场的日期。伯克利很年轻的时候曾做过第九枪骑兵团的军官，我听说他那时是他们团里最干练的年轻军官。傍晚我们朝着落日的方向开车回家，他跟我说起军人的使命感和军人精神，并以一个平民的心态来引申他的想法。
尽管分发奖章本身不太重要，但仍是一件有分量、讲规模的事情。两方都展示了无比的智慧、卓识和老练，使它成为世界史上见证性的一幕或是一次象征：
黑暗的一方与光明的一方
极尽礼貌地互致问候。
老马赛人到场，身后跟着随从或是儿子。他们在草坪上坐着等待，不时讨论着我那些吃着草的牛，可能他们抱有渺茫的希望——以为自己会得到一头牛作为效力的奖励。伯克利让他们等了很久，我相信这对他们来说顺理成章。在此期间，他自己搬了把椅子放在屋前的草坪上，留着分发奖章时坐。最后他从屋里走出来。在这些黑皮肤的同伴中，他看起来异常白皙、红发碧眼。现在他轻松开朗的举止和表情完全是一位年轻军官的能干样子，于是我认识到，可以做各种面部表情的伯克利必要时也能让表情完全放空。贾玛跟着他，抱着奖章盒子，身穿一件非常精美的阿拉伯金银丝线重绣马甲，是伯克利特意让他为了这个场合买的。
伯克利站在他的椅子前方演讲，他瘦小的身形正气凛然，以至于老人们一个个都站了起来，面向他，庄重地注视着他的眼睛。因为说的是马赛语，我听不懂演讲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听起来像是他在简略地告知马赛人，要授予他们一项不可思议的恩典，而这一事件的缘由是他们自身无与伦比的可嘉行为。但单凭伯克利说话的样子以及马赛人的脸，你根本看不出任何东西，也可能完全是在讲另一回事，一些我永远想不到的东西。他讲完后一刻也没停歇，就让贾玛把盒子端上来，拿出奖章，庄严地依次念出马赛头人的名字，然后慷慨地伸长手臂，把奖章递给他们。马赛人也默默地伸长手臂，从他手里接过奖章。只有双方都拥有贵族血统和伟大的家风，才可能这般顺利地进行这项仪式。这么说并无意冒犯民主体制。
对于**的男人来说，奖章实在很不方便，因为他根本没有地方可以别。马赛老头人一直把它握在手里站着。过了片刻，一位很老的老人朝我走来，他伸出拿着奖章的手，让我告诉他上面到底印了什么。我尽己所能地对他做了解释。银章的一面印了头戴钢盔、手持盾牌和三叉戟的大不列颠女性形象，另一面印着几个字：文明的伟大战争。
我后来告诉了几个英国朋友颁发奖章的事，他们问：“为什么不在奖章上印英皇的头像呢？真是大错特错。”我自己倒不这么觉得。在我看来，奖章不应该做得那么诱人，整个安排也非常妥当。如果我们会在天堂获得丰厚嘉奖的话，那么到时收到的大概也是类似这样的东西。
伯克利生病时，我正要回欧洲度假。他那时是殖民地立法会的一员，我发电报给他：“你不是要来恩贡农场住，等立法会开庭吗？把酒带来。”他回电报：“你的电报从天而降。正带着酒过来。”他装了一车的酒来农场，自己却不再想喝了。他脸色很苍白，有时甚至非常沉默。他的心脏很不好，贾玛不在身边都不行——贾玛学过怎么给他注射，而且他心里有太多沉甸甸的顾虑，他活在失去自家农场的巨大恐惧中。但他的出现还是把我家变成了一处精挑细选的、舒适的世界一隅。
“塔尼娅，”他严肃地对我说，“我来到这个舞台，就是为了开最好的车，抽最上等的雪茄，喝最醇美的酒。”他和我同住期间，有一晚告诉我，医生命令他卧床休息一个月。我对他说，为了他能遵从医嘱在恩贡农场卧床休息，我愿意放弃行程留下来照顾他，来年再去欧洲。他稍微考虑了一下我的提议。“亲爱的，我做不到。”他说，“如果只是为了让你高兴而这么做了，以后我要怎么自处？”
我心情沉重地与他告别。坐船回家途中，经过拉穆和塔卡翁佳时，我想起了他，这里就是我们要实现单桅木船梦想的地方。我在巴黎收到了他的死讯。他在自家门口下车时，一头栽倒在地。他如愿以偿，被葬在自己的农场。
伯克利死后，整个国家都变了。这一点，他的朋友当时就非常悲伤地感觉到了，而更多人后知后觉。殖民地的一段历史随着他的离去画上句号。这些年来，许多事情都从这一时点开始转折，人们会说“伯克利·科尔活着时”，或是“自从伯克利死后”。他死之前，这个国家一直是一处快乐的猎场，现在它正慢慢地变成一个商业议题。他走后，一些准则降低了：一种智慧的准则，这很快就被察觉到了，在殖民地这是种悲哀；一种勇敢的准则，他死后人们马上开始谈论自己的烦恼；还有，一种人性的准则。
伯克利走后，一个冷酷的身影从侧翼溜上了舞台——生命主线以外苛刻而紧迫的困境。困境是人神共有的“情妇”，她本不配登堂入室，被人们挂在嘴边议论。真是奇怪，这么瘦小的一个男人竟可以把她挡在门外如此之久，直至自己咽气。就像面包失去了酵母，这片土地失去了活力。一种优雅、愉悦与自由的存在消失了，发动电力的因子消失了。猫站起来，离开了房间。
(1) 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火枪队队长，死于法荷战争的马斯特里赫特之围。在大仲马的火枪手三部曲（《三个火枪手》《二十年后》《布拉热洛纳子爵》）中担任主角，并以此而闻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