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伯克利·科爾和丹尼斯·芬奇·哈頓而言，我家就是個共產主義機構。家裏的每件東西都屬於他們，並且他們以我家為傲，感覺缺些什麽都往家裏搬。他們為我帶來上等的紅酒和煙草，還從歐洲弄來書籍和唱片。伯克利開車載滿火雞、雞蛋和橙子，從他自己在肯尼亞山的農場過來。他倆都有雄心壯誌把我打造成像他們一樣的品酒家，為了達成這項使命不遺餘力。他們對我的丹麥餐杯和瓷器都極感興趣，常用我家所有的玻璃杯在餐桌上搭出閃亮的大金字塔，一個摞著一個，兩人喜歡欣賞這一景致。
伯克利住在農場時，每天上午十一點要去森林裏喝一瓶香檳。有一次他在向我告別時，除感謝在農場度過的時光之外補充說道，這幅圖畫裏有一塊陰影，因為我們在樹下喝酒時用的是粗糙俗氣的玻璃杯。“我知道，伯克利，”我說，“但我沒剩幾個好的玻璃杯了，而且仆人們每次要拿著好杯子走這麽長的路，總是會打碎。”他嚴肅地看著我，握著我的手。“但是，親愛的，”他說，“這還是很可悲。”於是之後，他把我最好的玻璃杯都拿到森林裏去了。
伯克利和丹尼斯在移民非洲時曾讓英格蘭的朋友們深深惋惜，他們在殖民地又受到極大的愛戴和景仰——但他們依然是流放者，這很奇怪。不是哪個社會把他們丟出來的，也不是世界的某一處在驅逐他們，而是時代造就，他們不屬於這個世紀。除了英國，沒有其他哪個國家能夠創造出他們這樣的人，他們是返祖現象的實例，他們所屬的時代是更早期的英國——一個不複存在的世界。在當今的時代，他們無家可歸，不得不四處流浪，最後他們來到農場。他們並不自知，反而對拋下英格蘭的生活有種愧疚感，就好像朋友們都在任勞任怨地忍受義務，他們卻僅僅因為厭倦就逃離了一切。丹尼斯談到自己的年輕時代——盡管他現在仍很年輕、他的前景，以及英格蘭的朋友給他的建議時，引用了莎士比亞戲劇《皆大歡喜》中的哲人傑奎斯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