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托什的故事上過報紙。故事引出一起案件，為了尋找啟示，也安排了陪審團把這個案子從頭到尾審理一遍，一些啟示仍然可以從舊檔案裏讀到。
基托什是個年輕土著，他給莫洛的一個年輕白人移民做仆人。六月的一個星期三，這個移民把自己的一匹棕色母馬借給了一個朋友騎去車站。他派基托什去把母馬牽回來，告訴他不許騎馬，隻能牽著走，但基托什跳上了母馬，騎馬回來。星期六，這個移民——基托什的主人，聽到一個目擊證人打的小報告。作為懲罰，主人在星期天的下午鞭打了基托什，之後又把他綁在自己的倉庫裏。星期天的晚上，基托什死了。
為了這件事，八月一日，納庫魯的鐵路研究所裏設立了高等法院。
土著們紮堆坐在鐵路研究所附近，他們一定在好奇是怎麽回事。在他們的頭腦裏，這起案件再清楚不過了，因為基托什死了，這個毫無爭議，而且根據土著的理念，對他的家人要有死亡賠償。
但歐洲的公正概念與非洲的不同，在白人陪審團看來，有罪還是無罪的問題馬上浮現出來。案件的判決可能是謀殺、過失殺人或是重傷。法官提醒陪審團，罪行的嚴重程度取決於涉案人的動機，而非取決於結果。那麽，基托什案件裏涉案人的動機以及思想態度又是什麽呢？
為了判定殖民者的動機和思想態度，法院讓他一天裏被盤問了幾個小時。他們在嚐試構建案件的畫麵，扯進了能找到的大量細節。筆錄是這麽寫的：主人叫來基托什，他來了，站在三碼以外。報告裏這一看似無關緊要的細節實則意義重大。此時，他們處在戲劇的開端——白人和黑人，相隔三碼的距離。
但從這裏開始，故事推進，畫麵的平衡感被打破，主人的形象變得模糊而渺小。他不得已地變成了大場麵中的一個輔助角色，一張蒼白孱弱的臉，失去了全部分量，看起來就像是人物剪紙，像被一股氣流，或是被隨心所欲的自由吹得到處亂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