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非洲的船上，吃飯時，我的一邊坐著一個要去剛果的比利時人，另一邊是一個去過墨西哥十一次、專打一種特別的山地野綿羊的英國人，這個人此行要去打小羚羊。由於和兩邊同時對話，我的語言都混亂了，我打算問比利時人他這一生的遊曆多不多時，問成了：你這一生工作努力嗎？他倒沒覺得被冒犯，但抽出牙簽後，他嚴肅地回答道：夫人，非常努力。從此之後，他和我談話的主題就變成了曆數他這一生的辛勞。他討論的每件事都回到同一個表述：我們的使命，我們在剛果的偉大使命。
一晚，我們準備玩牌的時候，英國旅行者跟我們講墨西哥的逸事。一個住在深山偏僻農場上的西班牙老太太在聽說有陌生人到來後，派人來叫他過去，命令他告訴她外麵世界的新聞。“好吧，夫人，人類現在能飛了。”他對她說。
“是啊，我聽說了，”她說，“因為這件事我和神父起了很多爭執。現在，這位先生，你終於可以讓真相大白了。人類飛的時候，到底是把腳收到身下，像麻雀那樣，還是把腳伸直到身後，像鸛鳥那樣？”
在我們的談話中，他也對墨西哥土著的無知和那裏的學校發表了見解。比利時人在發牌，發到手上隻剩最後一張牌的時候停下了，他尖銳地看著英國人，說：“我們必須教會黑人做人要誠實，工作要本分，沒有其他。”他砰的一聲把牌甩在桌上，果斷地重複一遍，“沒有其他。沒有。沒有。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