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确定一点：《地下交通站》是一本纯虚构的抗战题材的小说，不是纪实文学。
故事的起因是听转业军人辛卿大姐讲她父亲的故事，她父亲曾经是九死一生的地下党员，一度活跃在保定、北平和冀中，北平的前门楼子上贴过这样的布告：“谁抓住共产党地下党员辛二牛，赏大洋十万。”
抗战时期的十万块大洋无疑是一笔巨款，也许只是敌人的虚张声势，但却由此可见老英雄辛二牛的巨大能量。我和辛姐说过很想写一本《老英雄辛二牛》的书，但老英雄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就已经作古，而辛姐对父亲的事迹又所知不多，只知道父亲开着一间杂货铺，批零兼营，迎来送往，每天与各种人员打交道，实际做着党的地下工作。辛姐还说，父亲个子不高，身材瘦削，而腿脚利落，走起路来如无影的风。父亲住在保定，去世以后葬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当时很多人前来送葬，既有高层领导，又有普通百姓。但更多的情况辛姐也不知道了。于是，叙写老英雄的书就没法动笔。
我把目光转向天津。天津党史研究室的副主任于建同志曾经是我的老同学和发小，他给过我很多他们整理出版的党史资料。于是，我开始研读这些资料。接着，就慢慢产生出《地下交通站》这本书。
这本书的故事是虚构的，但这本书始终没离开抗战时期天津卫以至华北地区广大人民群众可歌可泣的波澜壮阔、五彩缤纷的各种真实的英雄事迹。尤其是将老英雄辛二牛的精神和风采寄予了其中。因为依据了这个真实的大背景，所以，在小说结束的时候，感觉还有很多话要说，还有很多故事没有写进小说。一本书只能重点表达一件事，不可能包罗万象。于是，我想起了中共一大代表、70岁的董必武，于1956年在上海为党的“一大”展馆的题辞：“做始也简，将毕也巨”。天津和华北人民矢志不渝、流血牺牲的抗日壮歌，绝不是一两本书就能表达清楚的。
为了写好这本书，我郑重其事地走访了于建副主任。迄今为止，他也是我们班里最出名最有成绩的好同学。他长期从事党史研究工作，曾经作为全国党史研究界十二位先进个人之一，接受过中央领导胡锦涛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接见。他给我一把如何看清扑朔迷离的抗战时期林林总总的金钥匙，即恩格斯于1890年致约·布洛赫的信里面的一段话：“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由于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于建的业务很精，这段话是他一字不漏地背诵下来的。然后他给我讲解了天津抗战时期党史的基本脉络和天津人民可歌可泣的抗日壮歌与突出事迹，又给我好几本图文并茂的宝贵资料。
诚然，我写的是小说，而不是党史。但真实的党史却是我写作这本书的看得见摸得着的大背景。依据这个大背景，我参考全国总的抗战形势，突出天津当时的特点，构思和产生了《地下交通站》这本书。所以说，这本书有天津的大背景，但又并不囿于天津的一时一地。
是时天津卫至少有日、汪、蒋、共四股政治力量。从力量对比上看，日汪是一时占据上峰的。国民党起初积极对抗，不久便抵挡不住而撤退。但国民党留下了地下抗日力量。这一点与共产党异曲同工。中国共产党代表着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肩负着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伟大使命，为实现这一崇高而神圣的使命，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奋斗。其光辉的奋斗历程犹如一幅气势磅礴而又绚丽多彩的宏伟画卷，抗日战争则是其中最为雄浑悲壮最为慷慨激昂的画章。但是，其间国民党不论从正面战场还是从地下斗争，都给予了日伪军极大的抵抗和打击。其事迹同样彪炳日月，烨烨生辉。而且，投靠日军的汪伪政府也不是铁板一块。其中的一些人的选择固然有着信仰、投机或对于大局势的错误把握等因素，而更多人是为了饭碗和谋生，还有人进入汪伪政府只是掩蔽自己的权宜之计。于是，一些人在关键时刻就站在了抗日这边。为了叙写天津人民的抗日斗争，离开国民党的斗争史实，和汪伪政府中的抗日因素，就是不完整的，不准确的。而抗战胜利以后国民党发生了种种变化，则另当别论，不是这本书所要表现的。而且，更多普通老百姓虽然不在任何党派，但也义无反顾地参加到残酷的抗日斗争当中的事例，也是应该表现的。这本书所重点表现的，恰恰就是一位矢志不渝坚持抗战，出生入死配合我党工作的党的外围组织人员。如果没有美国人在日本投下两颗原子弹，如果没有苏军参战歼灭日本关东军，可能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还会延长若干年。但从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加入到抗战行列这个大趋势看，战胜日本侵略者只是时间问题，最终胜利必然属于英勇顽强不屈不挠的中国人民！
“做始也简，将毕也巨。”不光是反映抗战的一本书，我们的各项事业也莫不如此。早在1945年，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大预备会议的报告中，就引用了这句话。他说：“我们中国《庄子》上有句话说，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现在我们还没有‘毕’，已经很大。”与其一脉相承的是，在建国前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再次告诫全党：“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党在新时期所开创的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伟大事业，面临更多新的问题，要求我们经常回顾和重温历史，不忘领袖的谆谆教导。这也是我和编辑朋友动议写作此书的初衷。
在此成书之际，我要感谢于建的指点，还要感谢天津党史研究室的副主任李大勇和工作人员马宏，他们在百忙之中都为我写作这本书提供了宝贵的文件资料和有关帮助。只是因为我本人能力所限，不能圆满达到他们对我的殷切期望。在此，我在向当年的抗日英雄和老百姓深鞠一躬的同时，也对帮助我成书的党史研究室的朋友们深表感谢！尤其要感谢给我写作这本书带来灵感的辛姐和老英雄辛二牛！
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光荣牺牲的英雄们永垂不朽！
祝仍然健在的英雄们颐养天年健康长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