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21年，李世民率唐军和王世充军在洛阳北邙山会战。李世民为了试探敌阵虚实，并想亲自试一下敌军的强弱，正当双方对峙之时，便率精骑数十，出其不意猛冲敌阵，杀开一条通道直出敌后。因为来势猛，冲击力太大，敌人顿时晕头转向，一片慌乱，几乎无人敢挡其锋。然而李世民只顾猛冲，和其余战将失去了联系。这时，王世充的将士清醒过来，分头围追堵截。李世民抖擞精神，左突右击，展开激战，不料战马飒露紫在这时被敌箭射中，情况万分危急。忽然，一声大喝，远远地杀来一彪人马，为首的大将军丘行恭率众赶来营救李世民，丘行恭手起刀落，与李世民大战的敌将未反应过来已身首异处。王世充的军卒见将军被杀，纷纷向后撤退。丘行恭把自己的坐骑让给李世民，自己一只手牵着受伤的飒露紫，一只手持刀和李世民一起大声喊杀，连斩敌数人，终于突破了王世充军队的截围，归入唐军大营。
唐太宗李世民为了纪念这次战功，在贞观年间，“有诏刻石为人马以像行恭拔箭之状，立于昭陵阙前”。
钦定《全唐文》记载：“紫燕骝，平东都时所乘，前中一箭。”
《昭陵六骏碑》还记载：飒露紫陈列在祭坛“西第一”。碑刻丘行恭正在拔箭，飒露紫眼神低沉，头依偎着人，臀部稍稍后坐，四肢无力，好像强忍万般炙痛，全身抖动着做临死前的最后挣扎。
太宗李世民在赞语中说其“紫燕超跃”，以“紫燕”形容骏马飞奔，如春燕一样轻捷。而“威凌八阵”，则表述其力踏敌阵之功。
丘行恭拔下射进马体的毒箭，马立即仆地而死。
飒露紫马体高大，有学者认为其是一匹“汗血马”，而传说中的汗血马，出自西域大宛。大宛，汉代国名。
青骓，是一匹苍白色杂毛马，为李世民与窦建德在虎牢关作战时所乘。虎牢关的虎字与李世民的曾祖李虎犯讳，因而唐史称作武牢关，在今河南汜水境内，为三国时著名的刘、关、张三英战吕布的地方。
618年，隋炀帝死于江都（扬州），隋亡。接着李渊在长安称帝，国号唐，年号武德。而与此同时，窦建德在河北乐寿称帝，国号夏，年号五凤。王世充在洛阳称帝，国号郑，年号开明。这几个大的势力，各自弄了一个小朝廷。
620年，唐军发动统一战争，大军朝东，兵锋所指，洛阳被围困。王世充虽有精兵强将，但因粮草缺乏，一座孤城，危机四状。他于是向河北的窦建德求援。而此前王与窦经常互相攻掠，从未有过结盟，只是今次唐大军压境，迫使王世充不得不伸手向窦建德求援。这个时候，窦建德刚刚在山东打败并吞并了孟海公的部队，军威正盛。他认为唐军一旦攻取洛阳，势力大涨，下一个矛头必然是指东对付他窦建德了，这样他就很危险了。所以他做出了救洛阳王世充的决定，谋求形成三足鼎立之势，也算长久之计。
窦建德率10万大军西行，解救洛阳之围。唐军听说窦建德来救王世充，一些人便主张撤退，免得被窦军打个侧翼攻击，腹背受敌。李世民则认为，撤退洛阳之围，王世充得到河北粮草供应，如虎添翼，两军合力击唐，不但河东之地难保，而且统一大业也将付之东流。所以，他果断采纳了郭孝恪、薛收二人的建议：围洛阳而打援军。
李世民先派3500名骁勇将士，抢先占取虎牢关，据险坚守，以逸待劳，然后选择战机，与窦建德军作战。这样一来王世充只好龟缩在洛阳城内，无法与窦军联系。窦建德孤军深入，只有速战，却因险关难攻，10万大军一直屯留月余。唐军一面扼关坚守，一面用轻骑去骚扰窦军后方。窦军攻关失败，粮道也时常被切断。
621年5月，窦建德心中急躁，企图全力攻关，布阵长20多里，全线推进，做出了孤注一掷的举动。李世民骑青骓马，攀到山上观望，指挥狙击来犯之敌。窦军的一切弱点，被李世民看了个清清楚楚。当窦军列阵大半天以后，士卒腹空，身体疲倦，纪律松弛，李世民看得真切，认为战机已到，遂下令全力反攻。他亲率劲旅，冲锋上前。青骓马一声嘶鸣，昂首飞一样冲入窦军之中。李世民驱马深入敌营，四处冲突，竟在窦军的背后，竖起了唐军大旗。窦军终于大乱，士卒心中惶恐，自相践踏，全线溃退30里。唐军猛冲猛打，穷追不舍，活擒窦建德，10万大军顷刻间土崩瓦解，死的死，散的散。河北大片土地被唐军收入囊中。王世充得知窦建德被捉，窦军已垮，自知洛阳死守已不可能，便举旗投降了唐军。
这一战，李世民生擒两支大的割据势力首领，标志着中原已归李唐政权。
石刻青骓，做疾驰狂奔冲锋陷阵状，马身中五箭，前胸一箭，身后四箭，都是在奔突冲锋时被迎面射中的。令人叹服的是，虽然是迎面射中的箭，却多射在马身后部，由此可见这匹战马飞奔的速度之快。李世民在赞语中对这匹战马给予极高评价，而最后一句“定我戎衣”一语，对虎牢关之战决定全局的胜利，给予了深刻概括。
第五匹神骏什伐赤，是一匹纯赤色的马。什伐也译作“叱拨”，都是波斯语“阿湿婆”的缩译，意即汉语的“马”。既然用波斯语做马名，那当然是一匹波斯马了。波斯，即今伊朗，在隋唐之时，“丝绸之路”的货物多汇集于此，然后转到中东和非洲等地。波斯商人聚集在唐都长安的很多，波斯马从“丝绸之路”来到东土是情理中的事。
什伐赤是李世民在洛阳和虎牢关作战时的另一匹战马，石刻画上，此骏马做凌空飞奔之状，与青骓一样中了五箭。只是，这箭射的方向有别。五箭均在臀部，其中一箭是从背后射来的，可以看出当时战斗的激烈程度。李世民在这次战役中，再次经受了生死考验，好几次陷入危险，有三匹战马伤亡，终于取得战争全胜，基本完成了他们父子统一中原的大业。在赞语的第四句“青旌凯归”中，李世民流露出他内心的兴奋，也流露出他对战马的爱怜之情。
六骏中的最后一匹战马，叫拳毛（左马右瓜）。
这是李世民与刘黑闼作战时所骑的马。
刘黑闼，窦建德兵败被擒后重新崛起的河北军首领。
621年7月，刘黑闼与突厥相勾结，在漳南（山东恩县）起兵，半年时间，从唐军手中夺得了窦建德原有的大片土地，消灭了许多唐军。
622年年初，李世民决定歼灭刘黑闼。他亲率大军东征，与刘黑闼军相持于洺水。
在洺水县（今河北曲周县境），双方曾做过激烈的搏杀。唐军勇将罗士信，就是在守洺水城时死于刘黑闼手下。双方相持两个多月，刘军粮草不济，但仍与李世民打个平手，胜负各有彼此。但就在这个节骨眼上，罗成的父亲罗艺等率幽州的军士，前来助李世民夹击刘黑闼，刘黑闼腹背受敌。
勇将如云的唐军，又施展诡谋，先阻塞洺水上游，诱使刘黑闼渡河决斗。刘黑闼军队力图死里求生，勇猛异常，拼死追赶亲做“诱饵”的李世民，李世民的座下战马拳毛（左马右瓜）身中九箭。眼看就要追上刚上河岸的李世民的时候，处于洺水河谷谷底的刘军，没料到唐军从上游决堤放水，排山倒海的大水顶头劈下，刘军措手不及，大部分被水冲淹。唐军乘机大举掩杀，刘军死伤惨重，乱作一团。刘黑闼见局势无法收拾，只好引领200余骑，突围逃往突厥。唐军巩固了河北、山东两地。
且说这拳毛（左马右瓜）马，原名叫洛仁（左马右瓜），是都督许洛仁送给李世民的一份礼物，所以马名以人名相称。许洛仁，原名许洛儿，是许世绪的弟弟。后来，高宗李治继位时，许洛儿又进献良马，李治曾夸奖道：“此人家中恒出良马……”可见，许洛儿是一位驯马的能手。许洛儿死后，享受了与其他显贵同等的陪葬待遇，也陪葬昭陵，在他的墓志上，清楚地记述了这些往事。志文说，在围攻洛阳的战役中，“公（许洛儿）于武牢关下进（左马右瓜）马一匹……号曰洛仁（左马右瓜）。及天下太平，思其骖服，又感洛仁诚节，命刻石图像，置于昭陵北门”。
“（左马右瓜）”本作“?”，都读“瓜”或“娲”。南北朝时，宋明帝因“?”与“祸”二字音形相近，不大吉利，所以用“马”旁作“瓜”代之，遂成（左马右瓜）。拳毛（左马右瓜）的毛色特点，据记载，是黄马黑嘴头，全身为拳毛，即旋毛。据《清波杂志》记载，有马名“碧云（左马右瓜）”，即为旋毛。马有旋毛，本来是被认为贱丑的，但若是矫健善走的良马，则贵不嫌丑，丑也就不是缺点了。拳毛做马名，当是取贵而不掩旋毛之丑的意思。李世民在赞诗中说拳毛（左马右瓜）（左马右瓜）天马行空，可见其独特之处。
六骏碑刻拳毛（左马右瓜）健步徐行，展现了李世民驾驭战场、胸有成竹的大家气度。
昭陵，在唐代被视为“神灵”之地，昭陵六骏也因李世民的推崇而被其后人视为“神物”。在后来，就有传说六骏为“神物”的。唐天宝十四年（755），安禄山发动叛乱，出动15万大军向长安扑来。唐军在潼关一线奋力阻截，六骏便参加了战斗。据《安禄山事迹》记载：“潼关之战，我军既败，贼将崔乾祐领白旗军驰突，又见黄旗军数百对，与乾祐斗。后昭陵奏：是日，灵宫前石人马汗流。”两个月后，著名诗人杜甫便在《次行昭陵》诗中写道：“玉衣晨自举，石马汗常趋”；李商隐在《复京》诗中也写道：“天教李令心如日，可要昭陵石马来”，大诗人们，都把这个六骏参战的故事，写进了自己的诗作之中加以歌颂。
但是，六骏浮雕，毕竟出于劳动人民之手。它作为我国雕刻艺术的辉煌篇章，已经和正在影响着世界艺术史。鲁迅先生在20世纪之初曾于西安讲学见过历代帝王陵石雕，见到神骏面貌，他深情赞道：“汉人墓前石兽多半是羊、虎、天禄、辟邪，而长安的昭陵上，却刻着带箭的骏马，其手法简直是前无古人。”
其实，并不是鲁迅一人对昭陵六骏做过赞评。自唐以始，多少文人墨客盛赞过六骏，已无法统计——
唐代诗人杜甫在诗中赞曰：“昔日太宗拳毛（左马右瓜），近时郭家狮子花”；宋代张耒写了《昭陵六骏》诗“天将铲隋乱，帝遣六龙来”，米芾写了“此书虽向昭陵朽，刻石犹能易万金”；明代，倪敬写了《唐马图》诗：“房精坠地云气黑，龙媒贡自那耆国。英风飒爽生天闲，白玉鸣珂紫金勒……”，刘永的《谒昭陵》，付振商的《重过昭陵》，龙膺的《发咸阳次醴泉怀古》，还有王云凤的《题六骏》：“秦王铁骑取天下，六骏功高画亦优”；清时杨筠的《昭陵》：“草新龙碣老，苔古骏图肥”，张鹏翮的《九嵕山》：“烟笼六骏鸾歌歇，云锁九嵕树影重”，宋伯鲁的《与祭昭陵》：“簇簇旌旄曙色中。神骏祗今余断石”……无一不是名篇佳章。
在咏赞和感叹昭陵六骏的同时，保护昭陵六骏的人，更让人敬仰。
北宋的游师雄，就是一位因保护昭陵六骏而留下大名的人。
游师雄，字景叔，北宋京兆武功人。曾学书艺于张载，进士及第，官至德顺（今宁夏隆德）军判官、军器监丞。宋哲宗元祐年间，因战功升迁陕西转运判官。他不但有武功，而且通晓文史，很重视对文物古迹的保护。在任陕西转运判官期间，曾对关中一带的一些文物进行了维修保护，为延续人类文明史做了巨大贡献。
元祐四年（1089），游师雄主持重修唐太宗庙时，重刻《昭陵六骏碑》，1094年，又立了《昭陵图碑》。
《昭陵六骏碑》全文如下：
师雄旧见唐太宗六马画像，世传以为阎立本之笔，十八学士为之赞。晚始得唐陵园记，云太宗葬文德皇后于昭陵，御制刻石文并六马像赞，皆立于陵后，敕欧阳询书。高宗总章二年（669）诏殷仲容别题马赞于石座，即知赞文乃太宗自制，非天策学士所为明矣。欧阳询书今不复见，惟仲容之字仍存，如写白蹄乌赞，云平薛仁果时乘，由此益知唐史误以果为杲耳。距陵北五里，自山下往返四十里，岩径峭险，欲登者难之，因谕邑官仿其石像带箭之状，并丘行恭真塑于邑西门外，太宗庙廷高卑丰约洪纤寸尺毫毛不差，以便往来观览者，又别为绘图刻石于庑下，以广其传焉。元祐四年端午日，武功游师雄景叔题，京兆府醴泉县尉刁玠书，主簿蔡安时篆额，知县事吕由圣立石。
游师雄修李世民庙、修葺昭陵六骏，立石纪念，显现出一代名士的文化良知，也照耀着后来者艰难的文物保护之路。
明崇祯五年（1632），醴泉知县范文光也整修了昭陵祭址，重修了唐太宗庙。清陕西巡抚毕沅，在自己任期，题写了昭陵碑石30多通，并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建立《防护昭陵碑》。这些有识之士，都为保护昭陵六骏做出了可贵的贡献。他们的行为，应当受到后人的敬仰，也应当使后来的那些盗掘祖宗陵寝的窃贼汗颜。
1914年，窃国大盗袁世凯的儿子袁克文和外任陕西的督军陆建章，与古玩商、美国文物走私商勾结盗取六骏的时候，他们没有汗颜，他们有的只是对珍贵文物的贪婪占有之心。飒露紫和拳毛（左马右瓜）被偷运到了大洋彼岸的美国，今天形容凄惨地立于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4)，而另四骏虽未被盗走但已遭毁割留下斑驳伤痕的神骏石雕，也可怜地残存于陕西西安碑林博物馆。
现在，已饱历厄运的六骏，身上原刻射中的箭，已模糊不清了，原刻中唐太宗李世民所题的马赞以及马的名称也都看不到了，唯值得庆幸的是，北宋游师雄立的《昭陵六骏碑》，缩小了马的形状，记录了六骏雕刻细部，而且记录着六骏的名称、毛色特点、参战名称和李世民六马赞的全文。这块图碑无疑是一件极为珍贵的艺术资料，也是极为珍贵的文物见证。
笔者于1997年夏秋之际徘徊于昭陵博物馆、徘徊于那形似九匹骏马的九嵕山前的时候，感到了我们民族历史的厚重和文化的源远，也感到了当代尤其20世纪80年代以后，盗墓蜂起，再掀**而久治不力的严峻。还有，在其他残存四骏所“居”的西安碑林博物馆，那玻璃保护罩内柔美灯光下的瑰宝良驹的形象，那虽然残缺但依然闪烁着艺术光芒的绝伦之作，将笔者带进不仅仅是隋唐史的残酷战场，还有当代著名诗人张晓梅的那首解民族之气的诗作《昭陵六骏》之中——
那中箭的飒露紫，
断蹄的拳毛（左马右瓜），
痛苦的呻吟，
伤口淌着酸楚，
染红了费城的《圣经》。
长安的骏马
要追回失落的二骏。
这不是君子一言，
乃是暮鼓后的晨钟。
我们此刻所有的，只能是对美国文物走私商和民族败类的深深的仇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