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以下是后来发生的事。我发现了斯卡吉特县首席刑事副检察官林肯·斯蒂文斯写给位于西雅图的收养机构总部的一封信，父亲在信上贴了一张便笺纸。信的部分内容是：“关于提供有关阿比盖尔·哈维死亡情况的要求，请知悉并请转告埃塞俄比亚有关当局，目前正在进行调查，与本国任何其他执法机构和检察官办公室一样，在调查结束之前，我们不会透露相关事实、情况、推测等任何信息，也不会以任何方式对此进行讨论。”
我把那一页翻了过去。后面是一封信的复印件，是父亲在去世前三周亲笔写给埃塞俄比亚妇女和儿童事务部部长的。他写道：“由于我在本案中担任一名被告的代理律师，我与您联系可能让您感到诧异，但是我知道您有兴趣获得与阿贝巴·特梅思根之死有关的信息，我觉得我应该通知您，有大量信息已经进入公共档案，因而任何人都可以查到，此外，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将获得更多的信息，其中有很多也会进入公共档案，尽管出于保护未成年人隐私的考虑，这些信息不可避免会被编辑。
“据我所知，有两个途径可以获得这些信息。第一种是申请出现在案宗目录中的文件，您可以联系华盛顿州斯卡吉特县的书记处来申请。第二种是根据《信息自由法》提出申请。虽然此类申请通常由记者提出，但是对于《信息自由法》权限范围内的信息，这里的法律并未限定只有记者才有资格获取。任何人都可以申请获得——对于这种方式，同样是向斯卡吉特县提出申请。我所说的这些可能您已经知道，但是谨慎起见，为了以防万一，我还是给您写了这封信。
“我写这封信也是因为我想说，而且觉得有必要说，我对阿贝巴·特梅思根的遭遇感到难过、愤怒和震惊。我觉得我所在的国家允许德尔文和贝琪·哈维收养她是错误的。鉴于所发生的情况，如果您对我们有什么看法，我不会责怪您。在国际收养领域，我们还需要更多的监管，有些工作可以在州一级进行。我们可以让本州境内有许可权的收养机构做得更好。等这个案子结束，我打算研究一下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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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提交了一份基于《信息自由法》的申请，并通过这种方式获得了会谈记录、宣誓书、调查记录、事件报告、实验室结果、证人证词、嫌疑人证词、医疗记录、意向声明——简而言之，所有相关的文件都有，但是除此之外竟然还有一份阿贝巴·特梅思根的家庭教育作业复印件。标题是《我记忆中的埃塞俄比亚》，里面写道：
我在埃塞俄比亚的时候，有一次，我看见几只鬣狗吃了一头奶牛。我感觉撒旦就在那里。在埃塞俄比亚，有些小孩跟我一样，相信有些人会在晚上变成鬣狗，到处偷鸡吃。我很害怕。我以为他们还会吃小孩。人们是这么说的。他们说有的鬣狗像人那样用两只脚跑步，它们就吃小孩。他们说，晚上，如果鬣狗人找不到小孩吃，就会去墓地，把坟掘开。他们说，鬣狗人向撒旦祈祷。他们说，它们会推倒栅栏，打开谷仓，吃掉山羊。在晚上，我经常会听到鬣狗人的笑声。他们的叫声有时像狗，但他们也会笑。我记得这个。我记得他们笑的方式。听起来像人。确切地说，就像我家房子墙外的人，就像此时此刻这个国家的人。不过，在这里，我是隔着一个壁橱的门听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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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州重新开始了对哈维夫妇的审讯：由于父亲的去世，审讯没有完成。很长时间以来，我对贝琪和德尔文·哈维的命运越发感到好奇，一直关注着事态的发展，比如我经常上网查阅他们的案件档案，直到春天，重审日期确定下来，我等到毫无悬念的有罪判决宣布之后，就去了弗农山参加宣判。斯卡吉特县的风很大，新闻里说，一年一度的郁金香狂欢节恐怕要提前结束，因为气温比维持它们寿命的最适宜温度要高。果然，在广阔的三角洲上，这些著名的花看着有点打蔫，已经开始枯萎了。光秃秃的大地一马平川，一棵树也没有，和灰蒙蒙的天空融为一体。这样的画面让人感到痛苦，但同时又让人感到宁静。
在斯卡吉特县法院，我在安检设备前等着，我想起了父亲在那儿的一些搞笑时刻，他每天都觉得自己一定会被叫出来搜身，因为他确实经常因为莫名其妙的原因触发警报、铃声、哨声、蜂鸣器声，好像金属探测门对他尤其感兴趣。值班的警员总会告诉父亲，他不必脱鞋也不必卸下腰带，但是确实需要把口袋里的东西都拿出来，放在她推给他的碗里。做完这个动作，他就会收拾好自己，试图飞快地冲过去，好像速度会影响安检结果似的。然后第二个警员会把他拉到一旁，用手持金属探测器例行公事地沿着他的四肢扫一遍，而父亲则伸平胳膊站在那里，提醒他说：“这一切都是从‘9·11’之后开始的。”
乔吉特没在旁听席里，但我注意到有不少熟面孔，包括穿着白色薄纱衣服的埃塞俄比亚妇女，也包括我旁边的一个男人，这个人我去年夏天经常见到，但是从来没跟他说过话。他经常跟他的妻子一同出席，看着年近七旬，面色红润。在我们等待上午的诉讼开始时，他做了自我介绍，说他退休前是一位建筑师，在职业生涯中他一直热衷于对称，一直在想办法把对称融入他的设计中，并为此同工程师和客户进行了无数斗争，而在去年夏天的审讯中，他很高兴地注意到这间法庭的诸多对称性，他说，法庭的对称和秩序都给这个地方带来了一种必要的庄严，如果没有这种庄严感，为实现正义所做的努力就会大打折扣，因为他强烈相信对称所产生的心理作用。但是有一件事困扰着他。陪审员席只位于法庭的一侧，即最靠近检察官桌子的那一侧。为什么不把一半的陪审员放在一边，一半放在另一边呢？这时，坐在他右边的妻子凑了过来，突然改变了话题。她说，在去年夏天的事件之后，她对埃塞俄比亚这个国家产生了好奇心，一直在读有关埃塞俄比亚的文章，并在阅读过程中遇到了被她称为“两个日历之谜”的问题。她说，埃塞俄比亚有十三个月，除了这一事实之外，那里的元旦是在我们的9月，而埃塞俄比亚现在的年份比我们要晚七年，她解释说，除此之外，埃塞俄比亚的一天是从黎明开始的，而不是从午夜。他们的一天从我们这边的早上6点开始，她对我们说，这是有道理的，因为在埃塞俄比亚，由于靠近赤道，太阳每天都在几乎同一时间升起。埃塞俄比亚人在这方面是有规律可循的，但我们没有。（这是她的理论。）因此，她接着说，埃塞俄比亚和西方惯用的计时方法之间的转换是一个问题，首先，使用二十四小时制——意味着“0100”代表凌晨一点，“1300”代表下午一点——然后还要再加上六个小时。因此，她解释说，如果你在埃塞俄比亚，有人对你说，“现在是8点”，你要做个加法，并在心里想一下，“对我来说，这就是0800再加上六个小时，或者说1400”，然后你就可以转换成十二小时制，也就是下午2点，她说，那是她丈夫午睡的时间。
林肯·斯蒂文斯进来了，然后是帕姆·伯里斯和她的当事人德尔文·哈维，然后是贝琪·哈维，陪同她的是她的新律师，一个叫安吉拉·穆林斯的女人，我觉得她差不多40岁吧，我感觉她有点冷。话虽这么说，但我也知道自己对她的感受是不客观的。对我来说，她主要并且显然是在这个场合中取代我父亲的人，因此她呈现给我的是一种惊异和悲伤的感受，而不是一个人。至于德尔文和贝琪·哈维，在我看来他们俩没什么变化，虽然两人都瘦了一点，而且都有一种很少见到阳光的人脸上那种黄疸似的苍白。
上午9点开庭时，旁听席上已经坐满了人——每张长凳都坐满了，还有更多的人站在后面，我们所有人都准备听玛丽·安·拉斯穆森法官对这一可怕、悲惨、令人愤怒的案件的看法。她从眼镜上方望着我们，说：“我认为，在这场审讯的某个时刻，我们每个人、所有人都感到震惊，感到说不出话，感到不可理喻。我完全不知道该如何理解。这不属于经常与虐待杀人案件有关的精神疾病或药物滥用问题，也不属于酒精或其他任何因素导致的问题。是别的东西。在我看来，这是一种恶——一种佯装成更高的道德、更优越甚至是最高道德的恶。德尔文和贝琪·哈维，你们不是受害者，在这里，你们是行凶者。然而，我没有看到你们有丝毫的悔意，一丁点儿也没有，只有更多的执迷不悟。在你们的头脑里，你们仍然是对的，你们仍然是并且将一直是对的。发生了什么并不重要，你们永远是对的。我要告诉你们一些事。我要告诉你们，这个判决不是为了什么。第一，不是为了威慑，完全不是。没有人会因为我即将对你们的恶行做出的判决而受到威慑，不会的。还是会有人认为自己做得对，就像你们两个人认为自己是对的一样，他们也会因此而继续做坏事。第二，不是为了改过，因为我不相信你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会改过。你们太相信自己了，不可能改过自新。你们有百分之一百的信心，坚信自己没有犯罪，坚信法律系统、治安官办公室、儿童保护服务中心和其他所有人一起设计了一个很大的阴谋，目的是把你们拉下马。你们就是这么想的，并且会一直这么想。你们将始终看到一个被误导的、错误的世界，因为这个世界与你们的观点不一致，这就没有了改过的基础。所以，那么，判决是为了什么呢？对贝琪和德尔文·哈维的判决，是一种谴责，是一种共同道德观的表达，而你们用行动藐视和否认了这种道德观。你们在这里受到谴责。你们生活的社会正在向你们传递一个信息，也在向这个社会自身传递一个信息，提醒它遵守行为准则，并确认自己的愿景。所以你们在这里受到谴责，同时，同样重要的是，我要通过对你们的判决，承认受害者的生命非常重要，在价值上等同于任何一个生命，不可以被随意剥夺，社会会介入进来，说：‘绝对不行，如果你们这样做，你们必须付出代价。’因此，你们将要付出代价。我判处你，德尔文·哈维，在华盛顿州的监狱中服刑三十七年，然后才能被释放；我判处你，贝琪·哈维，也是在华盛顿州的监狱中服刑三十七年，然后才能被释放。这是我权限内能够判处的最高刑期，我决定充分利用这个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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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写小说的一个原因是，在小说里，痛苦的情绪不需要亲身经历，也可以被感知到。我在编造，所有的一切都没有发生，如果有人受苦，但实际上他们并没有真正受苦，如果有人死亡，那他们也并没有真正死亡。所有发生的事，只发生在我的脑海里。最终发生了什么并不重要。如果有一个人坐在那里画肖像时突然从悬崖上摔下来，如果有人暗恋了二十年，有人在法院的三楼得了中风，或者有人在挨饿和挨打后被冻死，如果这些事发生在我所编造的故事里，痛苦的情绪只会被读者感受到。我并不是说我自己在编造这些事，并且把它们写在纸上的过程中从来没有感受到情绪。我是说，我所感受到的东西缺乏那些并非由我编造的事物的力量。“如果作家没有眼泪，读者就没有眼泪。”据说是某位名人说的，但是，无论这种眼泪对于生活来说是多么不可或缺，也仍然是外来的——可以这么说，是另一种形式的眼泪，这种泪水主要是宣泄性的，给我们一个出口（或者有人是这么认为的），并给予心灵虚假的净化。至于我自己的眼泪，多年来，我写小说的时候会流下泪水，但是应该指出，这些泪水是在虚构的过程中流的，当然这是显而易见的。难道还能有其他原因吗？我的眼泪是在设计世界的过程中流的。我在各种想法之间徘徊。我在那里，从旁观者的角度进行仲裁和统治。我接受到来的一切，又抛弃一切。我修补、刮削、上釉、填充。不，并不总是纯凭我的意志。来自内心的压力也会在我的书页里找到去处。不过，在很大程度上，我其实是个工程师。我计算压力，分析距离。并没有阿贝巴·特梅思根这个人。或者即使有，也只是一个叫阿贝巴·特梅思根的角色，最后，我让这个人活在了书稿里。
在写完所有这些文字之后，如今，有时当我想起父亲时，我会想起李尔王，想起这个人物和这部戏。在他临终之时，他的女儿问他：“尊敬的陛下，您还好吗？”他回答说：“你不应把我从坟墓中拖出来；／你的灵魂被赋予恩泽；但我却被缚在／火轮之上，连我的眼泪／都像熔铅一样灼烧着我的脸。”然后告诉她，“你不爱我。”
在他的回忆录《遗产》（副标题是“一个真实的故事”）的最后一页，菲利普·罗斯写道，他梦见了自己刚刚去世的父亲赫尔曼，父亲从墓中回来了，斥责儿子给他“穿错了衣服，让他永世都是错的”。罗斯第二天早晨醒来时，对此做出的解读是：衣服等于“遗产”。因为“遗产”充满了痛苦，**裸地侵入赫尔曼的思想、身体以及——如果你愿意的话——灵魂，所以他一想起“遗产”，就会再一次听见老父亲的训斥，再一次感受到良心的刺痛。儿子把父亲的衰老和死亡拿来笑话，是不是就对不起父亲，这是值得商榷的，但是罗斯向他的读者阐述了他对此的愧疚，这一点也是无可争议的。然而，他暗示说，他的内疚感得以减轻，是赫尔曼继续存在于《遗产》中。赫尔曼的生命之光依然存在，并没有完全熄灭。即便作为一个影子，父亲也依然困扰着儿子——不仅仅是在儿子的梦里，还在他的文字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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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晚上，我们一起上床之后不久——风不断地拍打着我们的房子，把挂在钩子上的结婚照都刮动了——艾莉森给我看她看到的一本名为《日本死亡诗》的书（副标题为“禅僧和俳句诗人在死亡边缘所作”），她的鼻子上架着猫眼老花镜，大声读了几句，最后一句是：“我渴望人们——然后我又厌恶他们：秋天结束了。”
她摘下老花镜。“我渴望人们，然后我又厌恶他们，”她说，“我觉得还是有点道理的。但是作为一首死亡诗，还是让我有点惊讶。”
在我们床头台灯的金色光芒里，她突然又戴上老花镜，翻了几页。“听听这个，”她说，“我一生都在磨我的剑，现在，面对死亡，我拔出剑鞘，呵——剑刃断了——唉！”
她把台灯关了。“这首诗不错，”她表示，“太多的死亡诗都是关于樱花或者李子树的。然后这个人出现了，他最后决定只说，唉，我花了一辈子的时间来准备，可是现在我的剑断了。”
我们大笑起来。然后艾莉森说了一些话，有时，临睡觉的时候她会说这样的话。“你爸爸一直到最后都让他的剑保持了锋利。”她说。艾莉森的声音很美。“但是他现在走了，我的父母也走了，你妈妈，我不知道，现在外面的风呼呼的，她也许正一个人躺在**睡不着。”
我转身面朝着她。在黑暗中，我们靠在一起。“我们可以爱人，”艾莉森低声说，“还需要什么呢？”
(1)20英尺。
(2)六英尺四英寸。
(3)推测可能是雪状闪辉症，过去称为类星体玻璃体炎。
(4)原文是9英寸乘12英寸。
(5)八十五华氏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