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问了他的当事人几个有关从小成长环境的问题。卡莱卡马卡说，他在瓦胡岛长大，他的父亲在那里的甘蔗种植园工作；他有两个姐妹，四个兄弟；他是在一个公理会教堂受洗的；他当过童子军；他的爱好包括游泳和钓鱼。在高中时，他是一名优等生；夏天，他在甘蔗地里从早上5点工作到下午2点，把工资攒下来以备上大学时的不时之需。18岁那年，他第一次离开毛伊岛（他甚至从来没去过檀香山），他坐飞机到西雅图，进入华盛顿大学学习，并找了一份晚间的工作，在69街和罗斯福街交叉口处一家叫“小酒馆”的餐厅里打杂工。
我父亲很快就安排了一次精神疾病评估。“在我看来，杀人的动机仍然存在，仅仅是我的猜测，”一位精神病医生反馈给他，“也有可能这种动机会始终隐藏在那里。英格·比林斯曾经对卡莱卡马卡先生的打招呼不理不睬，所以犯罪动机可能来自性幻想，他对这个似乎具有敌意的母性形象和性探究对象产生了性幻想。犯罪的动机可能源自某种无意识甚至是有意识的性冲动，但是正如我所说，这些都属于猜测。目前，卡莱卡马卡先生是理性的，合作的，逻辑清楚，目标明确的，随和的，没有任何妄想症。他对当前事件的情绪是和谐的。他目前没有精神疾病，也没有精神病学上的障碍影响他接受审讯。”
父亲开始准备以精神失常来为他辩护，但是卡莱卡马卡出于内疚，阻止了父亲，卡莱卡马卡认了罪，并被判处终身监禁。而现在，四十多岁的他又来给父亲写信想要上诉。我不知道还能做什么，便试图把这件事转给父亲的律所，我在那里得知，在被告认罪的情况下是不可能上诉的。我只好写信告诉了卡莱卡马卡，我还告诉他我父亲已经去世了，建议他重新找一位律师，因为其他律师可能会与我在父亲的律所询问的那位律师有不同的观点。我写后面这段话大概率是出于自我安慰，因为我不想让他的希望破灭。
“我之前告诉他我想接受惩罚，”卡莱卡马卡回信说，“他”指的是我父亲，“他说，将来有一天，我可能会改变主意，所以要留有余地，但我当时很确定。还有一次他说：‘你想要接受的这个惩罚，将是终身监禁。你才19岁。你只是暂时疯了。’我被判了刑，他一句话也没说。他只是低下头，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直到他们把我带走。”
* * *
我在这本书前面提到的那位左翼年轻茶艺师名叫艾普瑞·奥尔森，就是不认同靠剥削用人来获得幸福的那位，她在我看来就像连载漫画里的“小孤儿安妮”。话虽这么说，但她的头发既不是明显的橙色，也没有那么蓬，而像是翻涌的波浪，翻涌在不畏艰险的流浪儿头顶。相比于红色或橙色，她的发色更接近于赤褐色，而且发量极多，像棉花糖一样堆在头顶，直接给艾普瑞的身高增加了十分之一。头发下面，她的脸倒成了次要的，甚至是附带的，缩在上面的波浪和下面的衣服中间。她穿的是有很多口袋的工装裤，还有一件苏联军队风格的夹克衫。如果让我猜，我会猜她选择衣服时主要考虑的是自我防卫，并且希望没人来烦她。有一次，她从我附近的桌子上收茶具时告诉我，她正在考虑皈依佛门，去尼姑庵里生活。我问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她回答说：“因为我不想要这个国家提供的任何东西。”
在关于俄罗斯男仆的那场论战中跟艾普瑞唱反调的那位名字叫卡米尔·波特，她也是茶馆里的茶艺师。我记得有一次，我从茶馆的窗户里隔着马路看见她骑了一辆橄榄绿色的摩托车来上班，还戴了配套的头盔，看上去有点像意大利人。她在指定的停车位里用力蹬出摩托车中间的脚撑，解下头盔，摘下头戴式的有色骑行眼镜。在卡米尔身后，喧闹的人行道上人来人往。当她踏上人行道时，有两个脖子上都系着彩色丝巾的年轻男子分别从她左右两侧绕过，然后重新并排走在一起，两人一步没停，一直在热烈地交谈。他们身后是一家卖美术用品的商店。一辆公交车驶过，然后我又看到了卡米尔，她肩上背着一个防水的邮差包，头盔夹在胳膊肘和胸脯之间。（我所说的“防水的邮差包”是指那种黄黑相间、用加强加厚的乙烯基材料制成的包，顶上有密封盖，即使掉进大峡谷东端的科罗拉多河里然后一直漂到鲍威尔湖，包里的文件也能保持干燥。）在卡米尔旁边的人行道上坐着三个挺年轻的人，他们冻得缩着身子，在我看来当时并没有在明着要钱，其中一个穿着一件连帽运动衫，外面套一件满是铆钉的黑色皮衣，另外两个人我不太看得清，细节就不记得了，尽管当时是因为有另一辆公交车挡住了我的视线，让我把注意力转移到了窗外一个坐着电动轮椅、腿上抱着一只小狗的大胡子男人身上，那个男人身子往后仰得厉害，像是在晒太阳。他脸上的表情像是永久性的惊讶。他的手虽然又粗又肿，像只爪子，但是操作起轮椅的控制杆来却是非常利索，在街上有如行云流水，不禁让人惊叹。我望着他和他的轮椅还有他的狗从行人旁边经过，逐渐远去，直到消失在视野里，然后，卡米尔又远远地出现在街对面，和其他人一起等红灯，或者，也可以说，她在看手机。
有一天，在茶馆客流冷清的时段——其实已经没有人进来了，所以只有我一个人在喝茶——卡米尔坐在离我不远的地方，她掀开防水邮差包的掀盖，掏出来一支自动铅笔、一个装满铅的塑料小瓶、一副装在硬盒子里的老花镜，还有一本封面印有佩斯利花纹的日记本。她和艾普瑞·奥尔森因为男仆问题的争执已经过去很久了，但是两人之间暗流涌动，仿佛随时可能再吵一回——我在喝乌龙茶或是抹茶的时候不可避免地注意到了这一点。这天，丹妮尔不在，尽管我竭力想让自己埋头看书，可还是忍不住亲眼看见了这两位茶艺师之间爆发的第二次争吵。这次争吵始于艾普瑞在卡米尔的茶桌前坐下了——是她自己不请自来——她说：“今天是我辞职的日子，所以在我走出这扇门之前，我准备自断退路。”
“很好。”卡米尔说。
我没有抬头。相反，我继续假装自己完全沉浸在阅读中——这是很荒谬的，因为她们显然知道我坐的位置能听见她们的声音，不过她们俩显然都不关心这一点，正如我在她们眼里也是无足轻重。我让书成为我的眼罩，但是却竖起耳朵仔细地听，仿佛对我来说，听意味着有了活路，我就这样坐在那里，假装被爱丽丝·莫尔斯·厄尔所著的《殖民时期的家庭生活》深深吸引。这本书是我那天早上在居民区的某条街上的小型免费图书馆闲逛时看到的，于是我就把它带来了茶馆，我倒没打算读它，只是一时好奇。然而，《殖民时期的家庭生活》开头写道：“当第一批移民在美国海岸登陆时，寻找或是制造住所的困难一定显得很讽刺，同时又几乎无法忍受。”这句话一下子吸引了我，我想知道在那这种情况下是什么显得很讽刺，“讽刺”二字究竟从何而来，于是便带着这样的兴致往下读。我甚至还掏出手机用谷歌搜索了“爱丽丝·莫尔斯·厄尔”，结果发现她在一次“失败的埃及之行”中差点淹死在南塔克特岛附近。
“不，”艾普瑞·奥尔森说，“我是说——等等——不。你不能这么想。这是殖民主义。这是帝国主义。这是——我以为你是要，比如，粉碎父权制。你在想什么呢，卡米尔？”
“我在想，如果你今天辞职，那太好了。”
“天哪，我受不了了，”艾普瑞说，“你可真是顽固不化。你想想，”——她的语气是讽刺的——“像你这样的人，就像说：‘生活是如此艰难，我们得干这么多的活儿，真是太糟糕了，让我们攻击其他人吧，抓点奴隶来帮我们干苦力。’可是那样意味着要把精力和资源用于发起攻击，意味着四面树敌，需要耗尽资源来进行防御，意味着其他人也可以抓你去当奴隶，所以这个系统很有问题。”
“你能离开我的地盘吗？”卡米尔问道。
“这不是‘你的地盘’，加引号的，”艾普瑞回答道，“实际上你此时此刻占据的是人民的地盘。”
“那就请你离开人民的地盘吧。”
“你闭嘴，”艾普瑞说，“你听我说。伙计，我这是为你好，因为你完全没有头脑。当时的情况是，像你这样的人最终会发现，与其浪费精力从其他群体那儿抢夺奴隶，不如把他们自己群体里的人变成奴隶。这就是所谓的封建主义。在你们的群体中，有一万人在贫困线上拼命地工作，才有一个人能买上一辆摩托车，举手投足像个意大利人，你懂的。”
“讲得真好。”卡米尔说。
“但是后来你发现必须得投入大量的资源来压迫农奴，因为农奴累了，会毁掉所有的摩托车，于是你尝试了一个新办法。你说：‘我们这群人里没有人再当农奴了。我们将是自由的，有投票权，而真正的农奴将生活在离我们很远的地方。”
“艾普瑞，”卡米尔的声音里带着嘲讽，“我感觉有人在威胁我。”
“这叫殖民主义，”艾普瑞说，“像你这样的人就靠从其他国家偷东西来发家致富。”
她们的对话暂停了一下。我抬头望了一眼。艾普瑞站起身，迅速走到柜台后面装散装茶的区域，那些茶都装在玻璃罐子里。她抓起其中一个玻璃罐，把它拿回来，在卡米尔那本封面有佩斯利花纹的日记本前面倒出了半罐的茶叶。一堆黑黑的干叶片。“你看见这个了吗？”艾普瑞问，“茶，就跟咖啡、巧克力和糖一样。英国那些有钱的浑蛋吃腻了肉和土豆，于是就好上了这一口。就像他们迷上海狸皮和水獭皮一样。茶。”她愤怒地把茶叶撒开，有些掉到了地上，“那些坏透了的浑蛋把人变成农奴，这样他们就可以坐在伦敦的茶馆里聊八卦。就像你骑浑蛋的摩托车，戴浑蛋的太阳镜。这种事还没有停止。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因为有你这样的笨蛋，根本不懂是怎么回事。”
艾普瑞站了起来，爆了一句粗口，然后扭头就往门外走。
卡米尔看了看我。然后她开始把艾普瑞撒在桌子上的散茶捡起来放回罐子里。“对不起，”她说，“我真的没想到。”
“不怪你。”我回答说。
* * *
一天上午，我和一个叫威廉·摩尔的年轻作家在茶馆碰头，他正在创作一部小说，暂时起名为《温暖的时光》（小说的第一句话是：“丹恩在回家的路上。他刚刚在采摘沙丘边上生长的野生洋葱根。路上，他看见她在河谷里静静地走着。”）。威廉找到了我的电邮地址，跟我通了几封邮件之后给我发来了他的小说，我读了（是关于一对俊男靓女的浪漫故事，充满了**和情欲。故事发生的背景是全球气温上升了八摄氏度，地球陷入危难之中），现在我们要当面聊聊。由于我们是第一次见面，威廉·摩尔身上的邋遢劲儿让我感到非常惊讶，就好像他刚刚掉进了垃圾车，或是刚刚从垃圾堆里潜水回来。他的头发可以用“毛毛糙糙”来形容，手又粗又大，下巴棱角分明，紫色的眼睛布满了血丝，尤其是左眼，瞳孔位于外眼角上方，被眼皮遮了一半。作为一个饱受挫折、敏感的尼安德特人，他对丹妮尔的茶点菜单斟酌了很长时间。“古树黑普洱。”他终于选好了，告诉了她。
茶馆里熙熙攘攘。丹妮尔把茶炊高高举起，从人群中走过。我们邻桌的茶客是三个人——穿的衣服足够抵御北极的严寒——用普通话轻声交谈着。有人点了一种刺鼻的烟熏茶，大门一开一关，茶的树脂味便飘到了我们的卡座。柜台前，一对情侣亲密得简直像是雌雄同体，两人正打开茶叶罐的盖子一边闻，一边聊，一边旁若无人地接吻。在他们身后，有两个穿着连帽运动衫的女孩在排队等候，她们冷冷恨恨地瞪着那对情侣，那目光仿佛在说：“行了，你们俩，要是想做那事，就去开房好了。”在她们后面，另一对情侣也在等着，他们俩面向彼此，私密地交谈。与此同时，在茶馆前面大大的窗户外面，一个左撇子正试图点一支烟，风太大，他换了好几个姿势想挡住风，可是都失败了。
“所以，”威廉说，“正如你可以从我的手稿中看出来的，我遇到困难了。”
我模棱两可地点点头。
“问题是这样的，”威廉继续说，“问题是我没有人物。不过我有木偶，所以我可以写全球变暖。但是这样就很没劲。因为，如果我关心的是全球变暖，那我干吗不直接写全球变暖呢？我想表达的是，非虚构作品缺乏吸引力，所以如果你想让人们参与进来，你就得讲一个故事。现在我开始意识到，美国有三亿多人，可是最畅销的小说销量是多少，一百万册？一百万，两百万，三百万，一千万？即便我写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小说，卖得比谁都多，可是这个国家那百分之九十五永远不会读到它的人呢？更不用说欧洲的大多数人了，即使它被翻译成其他文字，更不用说中国的十几亿人、印度的十几亿人、非洲的十几亿人——那可是三十几亿人。事实就是事实，事实就是，不论我的小说有多棒，从比例上来讲，几乎没几个人读我的小说，所以你认为它会对解决全球变暖有帮助吗？对不起——不是——是气候危机。”
威廉的那壶普洱茶上来了。他倒了一杯，抿了一大口，被苦得龇牙咧嘴。然后他从旁边座位上一个破纸袋里拿出皱巴巴、破破烂烂、用橡皮筋捆着的《温暖的时光》，朝桌子上一扔，叹了一口气。“这就是我的杰作。空洞，乏味。”他说，“我的破书。我这本书的主角是丹恩，讲的是他激动人心的冒险故事，他就像法比奥一样成功，只是因为气候变化，汗出得更多。”
“威廉，”我说，“要对自己有信心。”
“要对自己有信心，”威廉回答，“我应该说，从出生的那一天起，我就对自己有极大的信心。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遇到任何情况，不管是什么情况——体育、学业、社交，任何事情——我？我都对自己有信心。对自己有绝对信心的先生：威廉·摩尔。但是现在，威廉·摩尔写了这本狗屎一样的烂书——”说到这里，他举起破烂的书稿，“威廉·摩尔清楚地看到，作为一个作家，他很菜，威廉·摩尔现在已经完全没了自信，不仅仅是因为他写东西很菜。还有一件事是绝对相关的。我长大的地方有百分之九十九点九都是白人。周围也有拉美人——呜呼，拉美人——但是他们整天低着头不吭声，给我们修剪草坪。然后我来到了大学校园，我一点一点地认识到，不仅白人很菜，而且白人男性尤其菜，最菜的白人男性就是像我这样的，因为父母收入高，高到足够定期去一个相当像样的场地打高尔夫球。上层社会的白人男性——在电影里就是反派。我这样整天无所事事在那儿坐着是很无耻的。我上课的时候，教室里的每一个人都告诉我，说我就是标准的种族主义者，我怎么想并不重要——我要做的就是朝那儿一坐，只要我的皮肤是白的，我就是种族主义者，就这么简单——如果我不回应，只是静静地在那儿坐着，也是种族主义者，同时呢，如果我说话，不管我说的是什么，也都是种族主义者。现在我该承认这一点了，因为承认是第一步，之后，如果我不在脖子上挂个牌子说我是种族主义者，如果我不成为一个反对种族主义的活动家，不做点事让那些跟我一样的白人下台，我还是种族主义者。妈的。”威廉说，“更重要的是，我是个菜鸟作家，我当然想跑回家去，重新成为白人的国王——你难道不会吗？我应该怎么做，欢欣鼓舞吗？每次我坐下来写作，脑子里就有一个声音在叫：‘嘿，白人，没人想听你的声音！因为你是个菜鸟作家，还因为你是白人！’”
威廉把他的手稿翻到背面。“就在我刚才来的时候，”他抱怨道，“就很像：哦，不，不会又是个白人吧。哦，不，等等，一个写关于全球变暖的小说的白人，很好，正好是我们需要的，又一个认为自己有话要说的白人，又一个傲慢愚蠢的白人，他应该闭嘴，而不是说话。那是什么，白人？我听到你在抱怨了吗？来吧，想怎么骂就怎么骂——反正你就是很菜。就是你这个人。不要跟我说你家亲戚只是一百年前从什么地方来的，所以你就和奴隶制没有关系。仍然是你这个人，你，威廉·摩尔，在你的白皮肤下面骨子里就是个种族主义者；你，威廉·摩尔，你就是错的；你，威廉·摩尔，很菜，就是菜。嘿，威廉，我们读了你的小说，你猜怎么着？你的小说就是狗屎。即使我们用白人发明的死气沉沉的，蹩脚的，乖戾的，用来帮他们赚钱、赚取地位的批评标准和美学理论来评价它，它也是狗屎；如果我们根据公平、智慧以及在文化上具有包容性的正确的评价标准来评价它，那它就是更臭的狗屎。我们现在知道，只有白人在坚持自己无效的、过时的、种族主义的想法，因为他们害怕失去自己手中的权力和特权，更不用提失去工作和财富了。我应该怎么写小说，你能告诉我吗？我，威廉·摩尔，这个白人？”
威廉把他那本破烂不堪的手稿推给我，身子往前倾过来，趴在桌子上。“还有一个问题，”他说，“就是我的主角不讨人喜欢。我一直在修改，想让他变得讨人喜欢。我必须处理好他是个男人的事实。现在所有的书，主角都不是”——威廉在这里打手势加了引号——“‘男人’。关于是白人，我刚才说什么了？如果是男人，也一样。没有人想听另一个关于一个男人的故事。如果你希望你的小说里有一个男人，那你就得把他的男性荷尔蒙隐藏在创伤后应激障碍或者其他东西背后。他一定得有点问题。如果他拯救了世界，那必须是在违背他自身意愿的前提下。人们会给你一个不追女人的独行侠式的男人，但也就这一种了，这是剩下的唯一模式，而且即使这样也很危险，导致你最好让他当个配角，就是为了安全起见。因为否则就会有人翻白眼：‘那个白痴太拘泥于过去了。’”威廉把他的茶杯拿起来给我看。“这种更好，”他说，“喝茶的男人。男人可以坐在茶馆里喝茶。而不是像我的角色那样，拿着肯塔基长步枪到处跑，给那些过于活跃的兔子挖陷阱。差劲。也许我应该放弃，当个网球教练。或者去当牙医。”他补充说。
威廉快速地喝了几口茶。“真的很差劲，”他说，“我的小说太差劲了。但是现在我有了一个不一样的想法。这部小说可以叫《西雅图的巴特勒夫妇》。《西雅图的巴特勒夫妇》将讲述一对中上层阶级白人巴特勒夫妇的故事，他们只是想正常地过日子——比如，上班，抚养孩子，度假，去好的餐馆吃饭——但是随后发生了西雅图之战。还记得这个吗？世贸组织开会期间的示威活动？”
“记得。”
“我当时好像8岁还是几岁。很奇怪的时间。哇。多么好的场景设定。因为这些示威者都跑到街上，试图改变世界的运作方式，而与此同时巴特勒和巴特勒夫人，乔和雪莉，或者叫比尔和凯西，他们只是想让生活按原来的方式继续下去。比如，巴特勒先生是金融分析师，他在做完一天的工作后被困在了市中心，因为警察封锁了街道。或者，再好一点，巴特勒先生和夫人按照每年的惯例住在市中心的奥林匹克四季酒店，他们去逛街买圣诞礼物，吃一顿丰盛的晚餐，然后在酒店房间里**，然后突然间——这些无政府主义者出现了。”
威廉又抿了一口普洱茶。“我不确定这个《西雅图的巴特勒夫妇》怎么样，”他说，“因为它好像跟《温暖的时光》差不多，只是要表达的观点不同。”
我拿着威廉的手稿走在回家的路上，耳边反复响起这句无声的咒语：“于是我们继续奋力前进，逆流而上，直至回到往昔岁月。”这是《了不起的盖茨比》结尾的一句话，这句叠句乍一听不太适合我当时的情况，但同时呢，我又怀疑关于心理活动的表达不一定是主动为之，也不一定符合因果原则，有可能只是脑子里恰好想到了，事后才建立起联系（如果真的能建立联系的话），所以，哪怕再牵强，哪怕冒着提出错误的个体心理学理论的风险，我也要大胆地说，《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最后一句话可能在我和威廉·摩尔见面结束、在他走后、在我收拾东西准备回家的时候就已经涌进我的思绪——当时，我正在整理茶具——有一个男人凑过来问：“洗手间在这里吗？”这个人的打扮让你不可能不注意到他，因为他戴着超大号的猫头鹰眼镜，镜片是詹姆斯·乔伊斯那种时髦的无框镜片，可能是让我一下子下意识地想到了《了不起的盖茨比》里那个戴猫头鹰眼镜的男人，那个人证实盖茨比的书是真的，“有书页，该有的都有”。可能是出于这个原因，因为我对世界上戴猫头鹰眼镜的人是无感的，我想起菲茨杰拉德的次数也比他应得的要多，因为他在《了不起的盖茨比》里几乎就没怎么出现。总之，从这个人物，这个戴猫头鹰眼镜的男人，想到“于是我们继续奋力前进，逆流而上，直至回到往昔岁月”，这样的思维跳跃是可以理解的，这句话的意思我就不说了，但是——暂且不说它是什么意思——它像音乐一样凄美，也因此拥有了历久弥新的力量。
回到家，我去书架上找《了不起的盖茨比》，但是没找多长时间，因为我被别的小说分了心，最后带着闲来无事的好奇心读了它们的结尾——例如，亨利·菲尔丁的《莎美拉》：“附言：自我写作以来，我有一个确切的记录，博比先生把他的妻子和威廉斯捉奸在床。他赶走了妻子，并在宗教法庭上起诉威廉斯。”我打开的最后一本小说是乔治·艾略特的《米德尔马契》：“……你我的遭遇之所以不致如此悲惨，一半也得力于那些不求闻达、忠诚地度过一生，然后安息在无人凭吊的坟墓中的人。”
* * *
父亲的坟墓并不是无人拜谒。它就在我写东西的阁楼里，很方便，我一开始去的时候像个看门人，然后像一个窥视者，最后，我变成了研究员，被那里的档案所吸引。我坐在我的旧温莎椅上，把可弯曲的台灯拉到跟前，起初只是随意翻翻——我从手边最近的箱子里拿出来几本——但是后来，我扩大了阅读范围，并且按时间顺序来读，像玩手持式拼图游戏那样挪动箱子，直到形成一幅完整的画面。春天来了，我还在读，然后就到了夏天，一天夜里，大约两点，我听到了家附近的一个池塘里青蛙在齐声鸣叫，我合上了最后一个文件。
第二天，我开始把箱子拖到转运站。我把车停到放纸的垃圾箱旁边，一箱一箱地打开盖子，把文件上的夹子钉子拆下来，然后一把一把将文件扔出去。尽管我完全可以把箱子翻过来，把里面的东西直接倒掉，这样效率更高，但我没有这样做，因为在我一把一把将文件扔出去的时候，我的心里涌动着一些情愫。我这样搞了好几回——把一堆又高又厚的文件扔进可回收物垃圾箱，看着它们一个转身进入它们的安息之处，它们在那里砰然落地，依偎着挤在一起。我把文件投进繁忙的垃圾箱，那里弥漫着热垃圾和柴油燃烧的气味，我忙碌着，心中有一种对于人生基本事实的苦涩，感觉自己在把自己的处境浪漫化，仿佛有一种冲动，想要向旁边的人解释自己的行为，不论那人是谁，可是，每次我想解释时，都临时打消了主意，只有一次除外，当时一个女人说：“某个人的文件，我也得处理，太糟糕了。”我接着她的话说：“是我父亲的。”说完又拿起更多的文件。这一次，由于有了另一个人的认可，我感到胸中更加苦涩，仿佛得到了允许，甚至是受到了诱导。就这样，直到所有的文件都处理完毕，每一根钉子和回形针都被扔进了可回收金属垃圾箱，每一个纸箱也被拆开、压平，丢进了纸板垃圾箱。但我感觉我的处理仪式还没完成，因此，夏天的一个下午，在最后一次搬运结束之后，我去了最近的酒馆，公开展现自己的消沉。我坐在吧台前，面前放了一罐啤酒，当时外面的天很蓝，气温有29摄氏度(5)，我在相对黑暗的环境里一动不动地坐了好久。在那期间，我脑子里想的是这种间歇里容易出现的想法——丧钟为你而鸣；凡事皆有尽头；今天是个死亡的好日子；振作起来；为什么要浪费生命中的任何一刻让自己不快乐；总有一天太阳会温暖整个地球；一切都很疯狂，很荒谬；离开这儿，做点有用的事。旁边有一台自动点唱机，我在上面站了一会儿，投了几枚硬币，点了一首《风中的尘埃》。我把对着点唱机说话作为帮助我从消沉情绪中走出来的一个办法，从某种程度上说，还算不错，带点喜剧的力量（我不认为讽刺是我的强项，但是在境况糟糕的时候也会用这种办法）。然后，走回到吧台凳子的途中，我拿起飞镖向一个目标投掷，还玩了几把沙狐球。我正往沙狐球桌的尽头走，这时，吧台前的一个人——酒馆里另一位、也是唯一的一位顾客——飞快地朝我的方向转过身来，急吼吼地喊：“《风中的尘埃》？”
“对不起。”我回答。
他没再说什么，之后我们也没再说话。我在那儿待了两个小时，就我和他两个客人。我，他，还有酒保。
* * *
所有的箱子都搬走之后，我用吸尘器把阁楼的地板吸了一遍——地板是松木的，经年累月过去，已经收缩变形，每块之间的缝隙已经成了很长的坑，最好得用美缝材料来解决这个问题。这就意味着如果我想满足自己对家庭清洁的热忱，就需要有条不紊、一排一排地做，蹲下来，每次处理一条缝。我就是这么做的。做美缝的时候，我还注意到地板的细节——结点、瑕疵、间距、纹路——箱子拿走之后，这些都能看见。现在箱子不再堆到天花板，窗外的光线可以把整个房间照亮。在做这些工作时，我突然发现了父亲的公文包，他去世之后，我把它拿回了家，塞在书桌下面的小洞里，心里想着放在那里应该不会绊倒人，而且它在脚凳旁边那个藏身洞里看着鬼鬼祟祟的，恰好和房间里坟冢般的寂静融为一体。的确是这种感觉。父亲的公文包带着一种孤独、落寞、破旧、老派的氛围，很适合阁楼的沉寂。亲人死后，人们很容易产生一种被背叛的难过，我就是带着这样一种难过把父亲的公文包翻了个底朝天，因为我手中的这些东西还带着曾经主人的气息。不过，在包前面的翻盖里，我发现了三个揉成团的塑料袋——毫无疑问，是之前用来装麦片的——有一袋柠檬汁，还有一个塑料笔袋，已经老化、发黄，出现了裂痕，显然父亲已经不用它了，但是还没有扔掉。除此之外，除了相当多的法律文件外，父亲的公文包里只有一份折起来的《西雅图时报》，因为广告页面被拿掉了，所以很薄。
我把包里的东西拿出来放在书桌上，我的书桌是瘦长形的，我把文件从左到右放好，像展陈一样排列整齐，然后我把所有的纸质文件堆在椅子前面，坐下，把台灯拉到跟前，好仔仔细细地看看父亲工作生涯最后的痕迹，有哈维案的摘要、证词、命令、授权书等，在他去世那天，我就对着这些文件哭了一场。在这些文件中，我发现了阿贝巴·特梅思根的收养文档，几个月前我就为父亲打印出来了——有47页，很难不让人好奇德尔文和贝琪·哈维怎么会被获准收养。关于这个问题，我想我可以回答，是因为美国人的宪法权利优先于来自其他国家的儿童的权利。让我换一种说法。根据《第一修正案》，哈维夫妇可以借宗教的名义殴打他们的孩子，而批准他们成为养父母的机构由于受到《第十四修正案》的约束，无法在审核过程中问及此事。宗教自由权和隐私权在涉及国际收养事宜的领域还存在盲区，因而，最后的结果就是阿贝巴·特梅思根的遭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