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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我和艾莉森跟两个朋友在一个叫比尔餐厅的地方约了一顿午餐。这两个朋友是一对情侣——诗人贝琳达，还有凯尔，凯尔特别喜欢旅行，她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世界各地游历，当英语老师。例如，她讲的奇闻逸事里出现过新加坡，还有日本的冲绳岛。我们四个坐在卡座里吃了三明治和薯条，凯尔解释说，她现在患上了“祖母病”，意思是她迷上了自己六个月大的孙子，他那天真无邪的小脸散发出的纯洁气息，他的咿咿呀呀，还有当她摇动拨浪鼓时他那舞动的小手和小脚，他喝奶时的样子，他在她怀里小憩时的样子……这些都让她爱得无法自拔。她还有另外一种症状，那就是给孙子拍好多好多的照片，分享给别人看，并且作为给朋友们的“福利”（凯尔打手势表示“福利”二字加了引号），详细地介绍他最新的进步——比如说，会从仰到趴翻身了，但是从趴到仰还不会，或者，第一次吃了红薯泥。
还有什么其他消息要分享的吗？艾莉森问我们的朋友。凯尔说，她在黑山有几个亲戚——一个是乌尔齐尼的造船工人，一个是波德戈里察的修女——还有她现在在亚得里亚海有一套小公寓，她和贝琳达前阵子在那里、在大大的遮阳篷下面的青砖水磨石上度过了一个奢华的8月（贝琳达插了一句，“奢华得不可思议”），她们身后的墙上爬着紫藤，脚趾间沾着白色的细沙，泡上一罐酸橙加薄荷水，手边再放上一瓶冰镇的波兰伏特加，冰箱里还有腌鲱鱼和山羊奶酪，橱柜里有黑麦饼干、杏仁和核桃，树荫下的柳条桌上摆着葡萄和砂糖橘，海盐沾在她们的手臂上，贝琳达阅读诗歌杂志，凯尔则铆足了劲儿，攻读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全部著作。
还有什么？凯尔93岁的父亲第三次结婚了，他住在亚利桑那州的卡立佛里。贝琳达和凯尔去参加了婚礼；事实上，她们是婚礼的策划者，正如贝琳达所说，她们按照这对夫妇的要求，准备了用来庆祝的水晶肉冻和鹅肝酱。还有什么？贝琳达“臀部特别难受”，正在看理疗师；与此同时，凯尔“患上了一种综合征”。“我晚上睡觉的时候，”她说，“总是听见像炸弹爆炸一样的声音。我是真的听见，可是除了我，别人都听不见。”
“爆炸性头部综合征。”贝琳达解释说。
“爆炸性头部综合征，”凯尔说，“大约每周两次。”
“有时他们也称之为‘听觉睡眠启动’。”贝琳达说。
“我们的医生一点头绪也没有，”凯尔说，“所以我只好去了一个睡眠障碍诊所。”
“就是我之前因为呼吸暂停去过的那家，”贝琳达说，“结果发现其实我没有呼吸暂停。”
“她只是打鼾，”凯尔解释说，“不是呼吸暂停。”
“但是你的……”贝琳达说。
“我的，”凯尔说，“得这种病的概率是十亿分之一，而我就是那十亿分之一。”
“他们排除了一些可能，”贝琳达说，“她没有得肿瘤。”
“也没有得癫痫，”凯尔补充道，“也没有其他任何真正算得上问题的毛病。就是爆炸性头部综合征，我跟你说，这属于急症。”
“亲爱的……”贝琳达说。
“宝贝儿……”凯尔回答，“不管怎么说，我想你可能也想了解了解这种病，万一哪天能写进你的小说呢。一个患了爆炸性头部综合征的角色。”
“为什么不呢？”贝琳达说，“一个患了爆炸性头部综合征的角色。”
我们继续吃饭。凯尔说她和贝琳达不久之后要去卡立佛里看望再婚的父亲。“我们起初很担心，”贝琳达说，“因为我们不了解那个女人。”
“我现在仍然很担心。”凯尔说。
“我们觉得她可能就是那种在养老院里钓男人的女人。”
“就是。”凯尔说。
“但是后来我们渐渐对她有了了解，”贝琳达说，“她已经86岁了，坐着轮椅。”
“这有什么关系呢？我还是不相信她。”
“我觉得她是有修养的，”贝琳达强调，“她接受过经典的教育，从这个角度来讲。”
“这并不意味着她在经济上能自食其力。”
“每个星期三，她都会去做头发。每个星期四，去做水疗。她还很风趣，这一点你父亲很欣赏。”
“他已经被冲昏头脑了。”
“他都93岁了。”
“好了，”凯尔说，“你们俩呢？”
我和艾利森耸了耸肩。然后贝琳达问我有没有在写什么。我说没有。凯尔说，贝琳达最近有作品发表，然后遭到了一位诗人同行在报纸上的攻击。凯尔对此付之一笑。她说，曾经有人在夜里闯进一家书店，不但用猎枪打烂了比利·柯林斯的《九马》，还污损了柯林斯的作者画像。然后她绘声绘色地给我们讲了两个诗人在一次会议上当着几百名学者的面吵架的事，还描述了1968年在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发生的混战，其间艾伦·金斯伯格为了让两方的诗人解除暴力，不惜跪在了地上。凯尔说，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问题，重大诗歌奖项的评委是一个小圈子，这些人报复心强，手段卑劣，当评委时轮流坐庄，还有几个人永远在受排挤。赠款、奖金、荣誉席位、讲师职位，都被暗戳戳的忌妒瞎搅和。聘任受到影响，发表作品也会受到曲解。贝琳达说，诗人是马基雅维利式的权贵，他们的作品给城邦带来了不安定因素。她说：“你应该庆幸自己是个小说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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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上，我去一家咖啡店见一个认识的小说家，他叫劳登·詹姆斯，他发邮件给我，说有一阵没联系了，想见个面。我提前到了，便买了咖啡，坐在凳子上读一本小说，直到他在我的肩上拍了两下。其实我跟劳登不是很熟。我们见过面，在某个活动上聊过天，或许当时手里端着饮料，也或许在某个角落里站着，我想我们的聊天也是惺惺相惜，或是互相攀亲带故，或是假装自己比实际情况更忙、更重要，而不是区区两个小说家。不过，我挺喜欢他的。他有点古怪，我觉得那是他表达友好的一种方式。他好像从来没梳过头。他的头发已经花白，发量不多，可是看着就像龙卷风过后在两面墙交接处残存的一个鸟窝，乱成一团。这样的发型再加上深褐色的卡其裤和格子图案的运动外套，让他看上去很像库尔特·冯内古特——长脸，垂眼，透着一种古怪、忧郁、中庸、形而上的倾向。他和我一样，也是人到中年，但是并没有受到岁月的摧残。不过他的协调性好像的确受了点影响，一副邋里邋遢的模样，让人担心他坐下去或者站起来的时候会把什么易碎的东西碰掉——比如咖啡杯。
劳登挺能聊的。他说起话来滔滔不绝，东一句西一句，而且极其亢奋。一上来，他先告诉我说他正在教一个写作工作坊，但是由于最近身体不好，阅读手稿时会有一种特殊的困难，所以工作坊面临解散的风险。他解释说，印刷的文字在他的眼里会变成一团乱草，而且至少目前还没有能够帮他矫正视力的镜片。似乎是为了证明给我看，他在咖啡馆里摘下眼镜，折起镜腿，为了不弄脏镜片，他用手指捏着鼻托的位置，毫不避讳地向我展示了他弯曲的瞳孔、抽搐似的动作，还有纹路怪异的血丝，那些血丝就像阿米巴虫，在水汪汪的眼睛里游**。他说，眼睛的问题让他头痛欲裂，用他的话说，眼疾造成的症状简直就像上“酷刑”。他解释说，“两侧太阳穴之间还有眉毛和后脑勺中间好像被一股蛮力拧着”，他没办法，只能采取趴卧的姿势，把眼罩绑在脑袋上——那眼罩还是今年春天在飞往法兰克福的航班上免费发给商务舱旅客的旅行用品袋里的——与此同时，他的眼皮底下还有“爆炸样类星体”的症状(3)。在本该与学生当面讨论小说习作的时间，他经常把学校办公室的门锁上，把灯也关掉，然后就像这样趴在地板上，满心内疚地听学生们徒劳地敲门。不过，他说，他也意识到“这一切荒谬得简直好笑”。尽管如此，他也不是就没治了。他决定去找达拉斯的一位专家。他才63岁，劳登向我强调说，他的人生还没有结束。接着，他好像突然意识到一直是他在自说自话，便问了我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倒是在我的意料之中：“在写什么吗？”我回答：“没有。”
我们又聊了十五分钟，或者说，是他又说了十五分钟，然后他便离开了，而我则步行去了最近的一家书店。明亮的灯光下，书店前面的几个架子和桌子上陈列着新书，后面，收银台和服务台那儿坐着一个戴着金边眼镜的年轻人，正聚精会神地盯着屏幕，同时腾出手来忙着刷卡、敲键盘，再往后面去，有一大片卖二手书的区域，一直延伸到光线较暗的楼梯间，楼梯的扶手虽然旧了，但是擦得很亮，从楼梯往下走有一个地下室，往上则可以到达一层和二层之间的夹层。楼梯上也摆满了书，或者说，是堆满了书，杂七杂八的书堆成摞，中间隔着固定的间距水平摆放，像防御工事那样在楼梯上排成一列，很是壮观，但若是碰上不负责任的读者，“楼梯书架”就会遭到严重的破坏。总之呢，在那家书店里，不管你要找什么，都得搜寻好几个区域，还得弯着腰，看看书脊冲上的书堆里有没有，我就是这样找到了劳登的三本书。其中一本已经快要散架，破得几乎不能再卖了；第二本被粉色的荧光笔疯狂地涂满了标记；第三本也破损得很严重，书脊都快断了。说实话，即便是轻拿轻放，也有可能让它变成一个立体的平行四边形。
我拿着劳登的书坐下了。根据封套上的宣传文案，他的处女作讲的是一个会计师的艰辛，这位会计师驾驶一艘单体帆船从克赖斯特彻奇出发去往斐济，途中发现自己不幸患上了顺行性遗忘症。劳登的第二本书是卡夫卡式的虚构小说，在故事中，一个患有睡眠脚动症的法庭速记员设计了一场虚幻的足球联赛。第三本书的主人公是五个生态恐怖分子，他们一心想要袭击1984年在莫斯克尼会议中心举行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服务台那儿戴金边眼镜的年轻男子被一个无理要求（是我提出的）分散了注意力，从一项重要的任务中腾出手来，在键盘上不紧不慢地敲了几下，然后把屏幕转过来给我看，于是我看见劳登名下虽然登记了四本小说，但他已经有二十年没发表过作品了。确切地说，是二十三年。从2000年到现在什么也没发表。我凑近屏幕。我在店里没找到的那本小说是在讲速记员那本和恐怖分子那本中间发表的。第二天，我在另一家书店找到了它——这是一部粗俗不堪的悲喜剧，讲了一个法国采矿工程师想建造一条从加莱到多佛的隧道，大到能让马车穿行，并在里面装上油灯和通风烟囱。白天，他寻求巴黎人对这一计划的支持；晚上，他又打着“及时行乐”的旗号造访皮加勒的红灯区。隧道计划没有成功。他很受伤，便去了塔兰托的英国侨区，那块殖民地已经很有艺术范儿了，有着各种纠缠不清的瓜葛。很快，这位工程师就陷入了一段热烈的婚外情，并被拉进了一个要在普利亚海岸建造人工岛的项目，人们想把那里建成一个布鲁姆斯伯里式的乌托邦，但与此同时他又惹怒了一位具有军人气质的肖像画家，后者发现自己的妻子对这个法国人有好感，便在亚得里亚海的一次航海探险时对工程师对人不对事地臭骂了他一顿，然后把他淹死了。那个艺术的乌托邦从未建成。
但是在你们上网搜索这些小说之前，我最好先解释一下。首先，“劳登·詹姆斯”暗笑着威胁说，如果我不“妥善考虑”他在这些页面中的形象，也就是说让他看到书稿，他就会起诉我。“你把这事儿搞砸了，闹大了，”我们在同一家小咖啡店最后一次见面时，他对我说，“因为迄今为止，在你的书稿中，‘劳登·詹姆斯’是那些书的作者，而你所描述的那些书的情节都跟我的书里一样，这就意味着，你的读者，如果最后有人买你的书的话，他们只要想，很容易就能弄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如果你仅仅在把读者引向笔名背后的真人，那么笔名的意义何在？我的底线是，”劳登说，“如果你想让我出现在你的书中，你就必须”——说到这里，他把我的手稿递给我——“在这一部分，给那些不存在的书把故事情节也编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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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书店里接连泡了两天之后，我重新过起了宅家的生活，我已经在家里待了很多很多天。信箱里来了一封信，提醒说我的车该年检了，尽管我之前在年检提醒方式那里选了“仅通过电子邮件提醒”。我注意到我家的大门有点鼓出来了，刮擦到了门框。激光打印机的墨盒该换了，冰箱冷凝器叶片上的灰尘也该用吸尘器吸一吸了。那天的天气异常暖和，放在从前，这似乎算得上是一种恩赐，可是现在却让人对地球人的未来感到忧虑。晚上，我和艾莉森一起坐在后院，我们养的猫溜到我的腿上打呼噜，脚下的石板仍然散发着白天的余热。艾莉森说：“今晚有流星雨。”十点左右，我们躺在毯子上，仔细观察天空中流星的迹象，可是很久都没有看到一颗，这时有一道微光一闪而过，拖着长长的尾巴，然后又是两道亮一点的光，之后就一颗也没有了，我们就躺在那里聊天，一直聊到艾莉森说：“宇宙是如此之大，岁月是如此漫长，以至于没人能用语言来形容。不过宇宙依旧运转，岁月也依然流逝。”
第二天，我们游了一个小时的泳——自从父亲去世后，我们去游泳馆比之前更规律了。或许死亡激起了我们心中的期待，希望能够通过积极的运动，让死神来得晚一点。总之呢，穿着泳衣的艾莉森看起来很健硕。她戴上圆形的泳镜，夹上橡胶鼻夹，看上去又很复古。在游泳的间歇，我经常在她隔壁的泳道里，舒舒服服地趴在浮线上跟她说话。这时候，她就会把泳镜架在乳胶泳帽上，仰面朝上，毫不费力地浮着。她说话时，我看见她的脸颊被含氯的水泡得发白，泳镜在脸上勒出粉色的印子。坦白地说，她在水中的一切都让我着迷。
水上运动结束后，我们去一家非常出名的小餐馆吃午餐，这家店很安静，菜式是我们没吃过的黎巴嫩风味，餐馆里除了我们，没有其他客人。很快，服务员站在我们面前，握着铅笔准备记录。我跟艾莉森点了同样的菜，他给我们的两份沙威玛下了单，然后又回去继续看静了音的电视转播足球比赛。他打扮得干净利落，上菜也没有把身上弄脏，还有着迪厅之王的修长身材。
“我去了你姐姐那儿，”艾莉森告诉我，“她给了我这本书。”她从包里掏了出来，“《茶之书》，作者冈仓天心。”
“怎么样？”
“我准备翻翻看。”
她打开《茶之书》，读道：“东方与西方，就像被弃置在翻腾的大海中的两条龙，努力想要重获生命的宝石，但却徒劳无功。我们需要女娲再次降临，修复这巨大的破坏。我们等待着伟大神灵的到来。”
“说的是什么意思？”
“与此同时，咱们先抿一口茶。”艾莉森继续读道，“午后的阳光照亮竹林，山泉欢快地冒着气泡，水壶里发出松树一样的飒飒声。让我们梦想着消逝，并在事物的美丽和愚昧中流连。”
服务员用胳膊托着沙威玛，给我们上了菜。又进来一对年轻的夫妇，在角落里的一张桌子旁边坐下了。餐馆外面，一个穿T恤的男人在喂鸽子。我们吃完饭，由于游泳后有点困倦，于是又点了果仁千层酥和咖啡。我们的服务员很讨人喜欢，她用手持式的小扫帚帮我们清理了桌子上的食物残渣，并把放糖的罐子重新摆好。很快，千层酥和咖啡就上来了。我感觉那咖啡的蒸汽舞得格外热闹，可能是因为很烫很烫。我试探性地端了一下杯子，这时，艾莉森对我说：“每一块千层酥都不一样。”她用叉子的边缘戳了戳她那块。“很多时候，”她一边观察，一边继续说，“如果出了问题，多半是因为蜂蜜。蜂蜜太多会让千层酥很腻。还想知道更多的生活小知识吗？如果轻轻一戳，千层酥的饼皮就立即碎成红辣椒碎大小的碎片，就说明面团处理得不当。馅料要溢出来了。”她一边补充，一边朝嘴里送了一小口千层酥，“这是个好迹象。”
她把千层酥送入口中，像美食大赛的评委一样细细咀嚼。“非常好，”她说，“做得很好。那么，现在，咱们吃千层酥吧。”
“来。”
“让我们也梦想着消逝，在事物的美丽和愚昧中流连。”
“好。”
“重点是‘流连’，”艾莉森说，“我们会流连忘返，就像《茶之书》中建议的那样，但是在我看来，事物的美丽和愚昧已经足够了。让我们流连一阵，然后继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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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茶馆里——他们给我上茶时，总是会带上一个迷你的沙漏，让我能更好地把握什么时候泡风味更佳——我现在经常在那儿待着，看看书，一直坐到傍晚。在那个避风港里，在安静的情侣和茶客中间，我感觉自己就像在本地酒吧里总是坐在最边上那个位置的老主顾，大家都认得我了，老主顾就像是那铁打的营盘，其他客人来来去去，但他始终舒舒服服地安坐在那里。那又怎么样呢？别人看到什么就是什么吧。这不重要。在内心深处，茶于我而言仿佛一个暂停键，让我怀着一个行者受到庇护和救赎的感激之心，在小小的永恒之中小憩；让我躲开了风雨和它所预示的一切，和那芸芸众生一起，任时光荏苒。我知道，这自然让我成了可笑的人，在那挂毯精心装饰的角落里自封为有名无实的茶馆之王。是的，我就是《纽约客》里的一幅漫画，一个自带荒谬，或者至少也是蹉跎着岁月的、刚刚开始步履蹒跚步入暮年的人。
有一天，丹妮尔看我没什么事，便催我帮忙看看她的一位茶艺师写的硕士论文。论文用三个镀铜的双脚钉装订在一起，露在外面最开头的摘要那里恰到好处地沾了些茶渍。我拿着论文，在茶馆被虫蛀过的挂毯下面慵懒地坐了一会儿，10月明亮的阳光从波浪形的铅窗中斜斜地洒下来，我一会儿挠头，一会儿用一个茶壶给杯子续水，那个茶壶用一小碗烛蜡温着，让茶水保持在适宜的温度，燃烧的烛芯不时地歪向某一边，然后落入残余的蜡油里。这篇论文用大量的篇幅论证了某些俄罗斯文学巨匠在将所谓的现实主义叙事串联起来的同时，也在臆想中宣称无处不在的饮茶及茶文化比历史记录所证实的要早，而且，尽管在俄罗斯小说和故事的很多场景中，茶和茶炊是19世纪甚至18世纪俄国社会和家庭生活的标配，但是直到1901年，俄罗斯的年茶叶消费量才达到人均一磅，或者换句话说，每天一杯，“普通俄罗斯人”一年中大约有四分之一的时间能在早晨喝上一杯茶。为什么会有如此大面积的捏造（论文作者说，是从亚历山大·普希金开始的）？对这些文豪来说，有什么好处呢？然而，如果我们想要理解这一点，首先要了解在过去的俄国，作家是创造过去、现在以及未来的预言家，作家将自己的想象叙述出来，让其成为现实，让乍一看是水中月、镜中花的事物成为现实——也就是说，他们反向推动，从想象到现实，所以说他们的小说和故事里发生的事其实是有创造力的，也就是说，俄国的社会生活其实是潜心虚构出来的产物，不是为了政治宣传，但也差不太多，或者至少在沙俄时期是这样的。那时，被推崇的作家全都来自差不多同一阶层，而在他们周围，有不识字的农奴帮他们种田，农奴是喝不上茶的（尽管在小说中农奴的确也喝茶，他们收割完麦子之后回到有屋顶的住处，茶炊让小屋变得温馨起来，在那里，他们过着舒适惬意的家庭生活，而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喝很多的茶）。不论是托尔斯泰的内疚，还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烦恼，对他们来说，最终都是一样的，饮茶的美德以及茶作为人类情感的一种源泉、作为一种怀旧或慰藉的方式、作为一种衡量或比较生活的标准、作为一种休憩或亢奋的方式——“已经融入了这个国家的写作风格”，正如论文作者所言——茶无处不在，茶是衡量时间流逝、家庭关怀、生活变故、爱恨情仇、生老病死、人间悲喜的标准，所有这些都是在西伯利亚大铁路建成这一历史时刻之前写成的，是来之不易、无所偏私的学术研究向我们所揭示的，是列车喷着黑烟，穿过冰冷的荒原，把大量的茶叶送到俄罗斯人民手中。
我觉得她写得很好，读完之后又把我阅读时弄松的钉子紧了紧。我的烛灯灭了，茶也凉了。我坐在那里，突然感到一阵萎靡，没了力气。我起身拿着论文去找丹妮尔，发现她正爬在梯子上，在黑板上写一段引言：“但是，如果喜欢茶包胜过真正的茶叶，则是把影子凌驾于本质之上。——安东尼·伯吉斯。”
“而大家都以为他只写过《发条橙》。”她在梯子上对我说。
有时，我在茶馆小憩的时候，会看见丹妮尔站在某张桌子前面帮客人点单。有时，我看见她戴着那双硕大的篮球手套来体现自己的精心服务，不过呢，她的动作有些僵硬，仿佛被束缚在她身体前面的一个假想的盒子里。有时她会像一个庞然大物，来到我跟前，有时又像一堵高高的壁垒。有时，她像个瞪大眼睛的巨人。其他时候，她又像个满头乱发的卡冈都亚。不过大多数情况下，她都把手背在腰后——这么多年来，她一直有些弓背，但却弓得很有魅力。她会看似漫不经心地在桌子旁边弄出叮叮当当的声音，拖着步子走路，仿佛是为了防止摔倒。她给人的感觉仿佛腰部以下的身体热切地退到后面，以便让脑袋能够下降到合适的位置，方便和坐着的顾客交流，就像起重机的吊钩滑车一样。这时候，如果我离她很近，就会听见她的声音。“下午好。我叫丹妮尔。正如您所看到的，我们的茶种类极其丰富。好在菜单被分成了几个部分。首先是绿茶。我们的中国绿茶是炒过的。我们的日本绿茶是快速蒸过的。然后是白茶，是经过古法轻度氧化的，采摘来的茶叶被放在竹筛上，在阳光下逐渐失去水分，叶子晒干后再用手把杂质分拣出来。接下来这个部分包括我们的三种黄茶，加工工艺都是严格保密的，我们还提供一种稀有的黄芽茶，你可能不敢相信，这种茶只在每年的3月27日到4月5日期间进行加工，因为这段时间湖南省的温度和空气的湿度是最平衡的。乌龙茶。这些是我们最受欢迎的几种茶。氧化度在15%到80%之间。茶叶在明火上烤制，通过不断翻转烤干来激发出茶叶的香气。有些是放在竹篮里烘烤的。然后是红茶。所有的红茶释放的多酚类物质都经过了深度的酶促氧化。结果就是：焦糖和丹宁的味道被释放出来，非常受欢迎，会使人兴奋，口感醇厚。普洱茶——这些茶的味道是后天获得的。有泥土味，甚至是霉味。经过渥堆发酵和长时间陈放，有时要放上好几年。然后，后面是我们的花草茶，我们的特调茶，我们的芳香茶和调味茶，我们的冰镇茶，还有最后是我们的阿根廷耶巴马黛茶。这种茶是装在葫芦瓢里，用吸管或者带滤网的小管子来喝的。耶巴马黛茶含有大量的咖啡因，喝了会让人兴奋。好处就是，它会让大家的交谈变得更加热烈。”
有一次，丹妮尔正好没事，就到我的桌子旁边坐了下来。我感觉她看起来很疲惫，也可能只是很平静，抑或是二者兼而有之。“嘿，”她说，“你注意到我的黑板了吗？这句话出自海明威的《一个干净明亮的地方》。”
我抬头看了看丹妮尔那直来直去的潦草字迹，是用浅灰蓝色的粉笔写的。上面写着：“每天晚上我都不愿关门，因为可能有人会需要这间咖啡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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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母亲每周三的下午都在离家不远的老年中心跳排舞，她还在那里学了西班牙语，并且每两周参加一次纯西班牙语的对话活动，父亲去世后，母亲开始参加老年中心举办的一个叫“与艾琳一起锻炼”的课程，是持续一小时的有氧运动，每周二和周四各一节，动作包括拉伸和轻度抗阻力训练，目的是提高平衡能力，降低跌倒的风险，并改善健康状况。不幸的是，在课程的一次拉伸环节中，她的背部突然动弹不得，从此之后就落下了毛病，虽然不至于让她失去行动能力，但也需要长时间的休息。她待在家里，长时间地坐在厨房一角的半边沙发上，后腰那里倚着一个加热垫，手边放着她的针线活和一本书，旁边的茶几上放着一沓信件，旁边的坐垫上还堆着各种杂志、传单、通知和小册子，电视开着但是静音——或者，有时母亲把收音机调到古典音乐频道，中间会穿插天气预报。她把手机也放在附近，时不时就低头瞄上一眼，主要是处理电子邮件，也会研究研究她的腰的状况，查查有没有什么好的治疗办法与干预措施，同时还会思考电视和广播里提出来但并没有解答的问题。她手头有布洛芬，有盒装纸巾，还有一壶饮用水。她告诉我，水既是祸根也是报应。全世界的每个人都赞同多喝水是对的，但是对她来说，多喝水就意味着要频繁地从沙发上起身去上卫生间，这让她很是恼火。
有一天，我注意到母亲的茶几上放了一个马尼拉纸做的信封，大约30厘米长，22厘米宽(4)，她在上面用大写字母写着：ROYAL（罗亚尔）。我见过她用来装有关父亲死亡的各种记录和资料的文件夹（里面包括遗嘱执行人授权书、遗嘱认证函、报税单、银行证明、健康保险索赔单，等等）——她和丹妮尔在耐着性子处理那些文件时都表示很气恼，认为美国政府对于死亡事宜的要求太多太麻烦——但是我从来没见过这个信封，母亲解释说里面放的是父亲的律所转来的东西。“我还没顾上呢，”她说，“我手头正忙。”
我打开了信封。里面包括一些尚未支付的账单。其中一张是父亲的牙医寄来的：做X光检查和牙冠的账单。另一张是一家名为《司法》的期刊寄来的，让他付年度订阅费用。第三张来自美国律师协会，提醒他缴纳会费，现在已经晚了。第四张和第五张来自一家医疗诊所，要求支付实验工作的费用。信封里还有瓦拉瓦拉华盛顿州监狱的一名囚犯给他的信，问他是否有可能继续上诉，尽管在写这封信时，他已经被监禁了257个月。
我在家里找出了从监狱给我父亲写信的那个人的卷宗。他叫卡拉尼·卡莱卡马卡，他19岁时杀了他在西雅图住的公寓楼的经理英格·比林斯，并把她的女儿桑德拉绑起来，堵住她的嘴，还打了她。当时他是华盛顿大学的学生。犯下这些罪行之后，卡莱卡马卡逃往洛杉矶，在那里买了三瓶安眠药，在机场附近的“信号汽车旅馆”开了一间房。洛杉矶警方发现他时，他正跪在附近一个私人住宅的院子里，赤身**，两眼盯着花园水管的一头。后来，他在警车的后座上排便。警察把他送到了洛杉矶综合医院，卡莱卡马卡在那里割破了自己的手腕。不久，他被送回西雅图，戴着手铐被拉到县法院，以攻击和谋杀的罪名被传讯。
我父亲被任命为卡莱卡马卡的辩护律师。他的当事人泪流满面，情绪低落，他告诉我父亲，他对谋杀前十一天期间的生活毫无印象——他说，那十一天对他来说已经消失不见了。他只知道在这十一天结束时，他醒来时发现自己在公寓楼的洗衣房里，在英格·比林斯身后，正用手捂住她的嘴。“我的第一个念头是用手捂住她的嘴，”他说，“我想的是，‘捅死她’。”
卡莱卡马卡当时上大学二年级，主修海洋学。他以前从未出现过精神疾病或是记忆缺失的症状。此刻，他在这里，在他公寓楼地下室的洗衣房里攻击英格·比林斯。他带了一个黑色的手提箱，手提箱里有一把四英寸长的猎刀、一卷黏胶带、一卷遮蔽胶带、两卷弹性绷带，还有一副手套。所有这些都在我父亲给他的当事人看的一份警方报告中有非常详细的记录。卡莱卡马卡对我父亲说，他不记得10月18日在市中心第四大道的乐蓬马歇百货公司买了手提箱，不记得那天从他的储蓄账户里取出了285美元，也不记得错过了第二天的动物学课和第三天的化学课。在他用手捂住英格·比林斯的嘴巴之前，他什么都不记得了，而当他从虚无的状态中清醒过来时，发现自己正在进行暴力攻击——他说，他并没有退出这场攻击。他告诉我父亲，事实上，他是在完全清醒的状态下在英格·比林斯的胸口捅了一刀。她当时就跑了，但他在隔壁的一间储藏室里追上了她，并把一件T恤盖在她的脸上。他掀开她的裙子，把她左腿上的尼龙长筒袜扯了下来，长筒袜是用吊袜带夹着的，他没有把长筒袜撕破，而是把它从她的腿上卷下来，然后用它勒住她的脖子，之后，他用遮蔽胶带贴住她的嘴，把她塞进一个储物柜。接下来，他上楼来到比林斯夫妇的公寓，这时他仍然是完全清醒的，他用胶带贴住桑德拉·比林斯的眼睛和嘴，把她的手绑到身后，把她脸朝下放在**，并且把她的脚也绑上了。要不是桑德拉的父亲正好进了公寓，很可能那天在这栋楼里发生的就是两起谋杀案。但是，卡莱卡马卡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