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斯卡吉特山谷医院待了两小时之后，父亲虽然还在急诊室，但已经从昏迷中醒来一段时间，能开口说话了。他说：“你能把我的鞋拿来吗？”不一会儿，我母亲、艾莉森、丹妮尔还有丹妮尔的丈夫伦纳德也赶到了，可惜当时父亲的眼睛已经又合上了，而且后来再也没有睁开过，他再也没有开口说过话，也没动弹过，除了眼皮、手指和脚趾时而**，除了胸脯上下起伏，还有咽部间歇性地跳两下。所以，他留在世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你能把我的鞋拿来吗？”我当时答的是：“爸——”然后他又陷入了昏迷。
到了后半夜——因为，虽然医院里的一切都进展缓慢，但变化却从来不会停止——父亲被转移到了重症监护室，要上呼吸机了，面对这一情形，母亲从手提包里拿出一张折好的纸，是父亲写的《告医生书》，他在里面声明，“在头脑清楚之时”，决意并自愿要求，不要人为地延长他的生命，允许他自然地离去。母亲拿出这份文件之后，父亲再一次被转移，这次是去了另一个房间，房间的门通向两个走廊的交会处，是一个双人间。房间隔帘的后面，另一个人正在死去。窗户在她那一侧。在守夜期间，她的家人得从我父亲的床脚经过。我们在走廊里一起干等，于是不可避免地对他们有了一些了解。他们家姓瓦加斯。瓦加斯夫人已经做透析很多年，现在因为肾衰竭，已经快不行了，她的两个儿子、儿媳还有孙辈来来去去，女儿则一直守在这里，默默地坚持着。我们两个家庭的互动有些微妙，同时又很温馨。我们和瓦加斯一家理解彼此的感受，如果换在别的场合，这种理解是不可能发生的。各种大大小小的事，我们互相感同身受。我们仿佛正在一起远航，驾船的是医务人员。我们仿佛肩并着肩靠在栏杆上，驶过一望无际的深海。虽然我们也会聊点别的，比如医院自动售货机里卖的东西之类，但是我们同病相怜。后来，瓦加斯夫人去世了，她的遗体被推了出去。运送遗体的担架床从我们面前缓缓经过，给了死者应有的肃穆和尊重。在靠窗的那一边，瓦加斯夫人的女儿迅速收拾好她母亲的遗物，塞进袋子里，并在永远离开这间病房之前对我们说，她祝愿我们一切顺利，并会为我们祈祷。几分钟后，丹妮尔把隔帘拉开了，房间变大了，也更亮堂了。第二天晚上，丹妮尔和伦纳德的三个孩子都到了——一个从在塞拉利昂的维和部队赶来，另外两个分别从蒙大拿州和俄亥俄州的大学里过来——父亲的呼吸慢了下来，变得微弱，然后停止了，很快，他也和瓦加斯夫人一样，变成了一具遗体，也将被推往太平间。
于是我做了和瓦加斯夫人的女儿一样的动作——那就是，收拾好某人在这个世界上最后一站的遗物。其中包括父亲塞在公文包里的麦片袋，我还在包里发现了与哈维案有关的一些文件——律师动议、对动议的裁决、被告的辩诉状、宣誓证词、证人名单、事件报告、访谈笔录、修订清单、调查说明、意向书、记录申请书、延期命令、披露申请书、日程备注、逮捕证、传票、听证会记录。我坐在那里，翻着那些文件。我流泪了。
后来，我们躺在**，关着灯，窗户开着——我时而清醒，时而沉睡，思绪万千——艾莉森轻柔地唱着——
艾莉森，我知道这个世界正在毁灭你。
艾莉森，你的目标是真实的。
——她故意唱错了歌词，在我们的婚姻生活中，在很多场合她都会故意把歌词唱错，尽管这一次，面对父亲的离世，唱错歌词不再是一种幽默，而是一种感伤。她唱的是一段我们经常一同回味来逗乐的趣事，这件事已经过去很久了，当时父亲也在场——父亲、母亲、艾莉森还有我要到斯诺夸尔米山的那一边去看望父亲的兄弟桑代克，路上，我们去了山口的一家煎饼屋餐厅吃早饭，父亲突然说：“嘿，艾莉森，我昨天上班的路上摆弄收音机，碰巧听到这个歌手在唱歌，他一直在唱你的名字，所以我就听了一下。他唱的是：‘艾莉森，我知道这个世界正在毁灭你。艾莉森，你的目标是真实的。’我就想啊，唱得没错啊，这个世界正在毁灭你，但是你的目标是真实的，如果你明白我的意思的话，某种程度上，以一种轻松的方式。”此刻，我们两个人以这种方式回忆父亲，最后这两句限定语就成了我的回答。我躺在**，在艾莉森的歌声中半睡半醒，我对她说：“某种程度上，以一种轻松的方式。”她回答：“我想念你爸爸，也想念其他所有人，其他所有我认识的已经去世的人。”
* * *
母亲为父亲安排了火化。在此之前，负责火化的那家公司试图向她推销一个带旋盖的青铜骨灰盒，然后又推销了一个朴素一点的锡镴骨灰盒，并且反复强调他们提供刻字服务，还给了她附近几家骨灰堂的电话号码，但是最终，母亲让这家公司把父亲的骨灰放入了伦纳德在自己家的车库里做的一个盒子，她告诉销售人员，因为伦纳德是她的女婿。
伦纳德做的骨灰盒有一种沉静的美，那种美不在于纷繁的装饰，而在于各种比例的协调，在于他对木材纹理的体现以及极佳的木作手艺。他用的木料是一种深色的雪松木，这种木材要在自然稳定的环境下生长多年。伦纳德是水泥承包商，长年出入各种建筑工地，他从工地旁边的废料堆里搜罗了各种各样的废弃木料，把它们收集起来，比如看得见年轮的枫树干分支，还有纹理紧致的桤木、长条紫杉，以及一节节光滑的橙色浆果鹃木。这些都不要钱。伦纳德的车库里有一台很老的带锯，还有一台高级刨机，当然了，还有一台挺宽的推台锯，这就意味着两点：他的车库并没有停车的地方；同时，他的车库里密密麻麻挤满了木材加工设备，几乎连他自己下脚的地方都没有了。然而，就在这间又小、又挤、又乱的车库里，他利用闲暇时间做出了高水准的橱柜和家具。伦纳德做木工活儿的时候喜欢开着收音机，几乎永远在播体育赛事，他几乎不听，但是喜欢拿它当作潜心研究木工活时的背景音。总而言之，说回伦纳德为我父亲做的骨灰盒，他从粗糙的木头开始，刨平，根据木工杂志上一个装纪念品的盒子的制作指南修改了尺寸，还加了一个带衬垫的密封盖，盖子用黄铜五金固定，表面还刷了三层亚麻籽油。这个类似圣骨匣的东西最后被放在母亲的起居室里，放在我的外祖父母送给我父母的一张书桌上，那是我出生那年，我父母买下他们的第一所也是唯一一所房子时，外祖父母作为乔迁之喜送给他们的。我原以为伦纳德的盒子只是临时放在那里，暂时过渡一下，但是母亲说，她打算就这么放着了，至少目前是这么打算的，也许将来的某一天她会把它移走，但是谁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也不知道会移到哪里。眼下她没法考虑这个问题，因为装在伦纳德的盒子里的骨灰是她丈夫在这个物理世界中所留下的全部，因此，若是将它们移到别处，则意味着进一步的失去——或者，用母亲的话说，是“新一轮的悲伤”——母亲又补充说，其实没有必要换地方，因为此事的决定权就在她自己手里，这样的悲痛是可以避免的，尽管将来会有那么一天，我和丹妮尔将不得不安置父亲和母亲的骨灰。母亲明白这一点，也不喜欢把这个任务丢给我们，让我们一边处理她和父亲的各种遗物，一边还要安置骨灰，除此之外不可避免地还要处理关于他们房子的财务和法律事宜，哪怕那些事很简单。因为即使再简单，父母死后都会有令人头痛的遗嘱认证以及很多世俗而又麻烦的任务。她知道这些，是因为我的外祖父母去世时，她就料理过这些事——这些都是我们站在她的起居室里，思考如何安置伦纳德制作的雪松木骨灰盒时，母亲对我说的。
我们在沃灵福德社区租了一个礼堂，距离茶馆三个街区，邀请了120人前来参加我们称之为“悼念和庆祝”的活动。我们将这两个词放在一起，是因为对于深爱父亲的我们来说的确如此，我们认为，虽然死亡令人难过，但他毕竟活到了八十多岁，死去时没有痛苦，也做了他想做的事，直到生命的最后。我们哀悼他，这自是不必说，所有的人都会哀悼他——因为他已经离我们而去，我们怀念他在我们身边的日子，怀念他的音容笑貌，怀念他的灼见真知，当然，怀念他所有的一切——但是，我们并不打算让未来的生活与过去有什么不同，或者说，我们认为生老病死本就是人类永恒的常态，我们并不会认为他的死去是一种不公平，然后愤慨地对着老天挥拳头。不，事情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决定：我们的悼念和庆祝活动应该有这方面的考虑，于是我们的结论就是：尽管这场活动不会办成载歌载舞的守灵，但也不会过于严肃死板，而应该是二者的一种平衡，因为对于逝者而言，根据我们对他的了解，他很可能也是这么希望的。话虽然这么说，父亲生前其实并没有留下任何指示。
那是一个周日的下午，我们聚在一起，父亲的三个孙辈依次起身站到讲台前凭吊，每个人都哽咽着回忆了关于姥爷的点点滴滴——比如，他们小的时候，姥爷有时会带他们去街角的杂货店，让他们随便选，还有，姥爷游泳只会狗刨，还有一次，他们惊讶地看到姥爷在一个操场上打篮球，每次都是从左边六米(1)远的地方擦板投篮，十投九中，他的方法是抬右膝，手举起来将球从一个低点抛出，但是抛得很高。我的两个侄女和一个侄子站在那里，噙着泪，读事先打好的稿子，我就坐在艾莉森旁边，握着她的手。我把她的手轻轻捏了捏，传递只有我们俩懂的悄悄话：我们没有孩子，此刻，眼前美好的一幕让我思绪万千。艾莉森也捏了捏我的手。
接着，伦纳德起身发言，他也哽咽了，这是我从来没见过的，他用沙哑的声音告诉我们，他年轻的时候觉得自己配不上丹妮尔，他觉得她其实可以嫁得更好，而不是嫁给他这样一个没什么前途的人，那时候，在那些比他做得更好的人面前，他会同时感到骄傲和蔑视，但是在老丈人罗亚尔面前从来没有过骄傲和蔑视的感觉。罗亚尔没有认为他配不上自己的女儿，也不认为他不够好。事实上，老丈人对他的态度恰好相反。伦纳德对此非常感激。然后他讲了一件事，一家开发商威胁说要起诉他，根据那家公司的律师的说法，是因为伦纳德的工作疏忽导致一堵混凝土挡水墙发生了空鼓，于是他的老丈人给律师写了几封信，最后警报解除，老丈人还把每封信的副本寄给伦纳德，让他同步了解事情的进展。伦纳德想表达的是，他至今都不明白，为什么如此心平气和的几封信就能达到那样的效果，“但是，这就是罗亚尔”。
伦纳德说完轮到丹妮尔，然后是艾莉森和我。接下来是我的婶婶科拉——桑代克叔叔的遗孀，我母亲的妹妹多丽丝，父亲公司的一名律师，出乎我们意料的是，还有一位满头银发的老人举手，说他想说两句。他的声音很轻，我感觉他是不太好意思。他的鼻梁骨断了，被撞得很扁，歪向左边，饱经风霜的脸上有一团血管断裂的紫印。我感觉他是为今天的场合特意穿了自己最好的法兰绒衬衫。“那我开始吧。”他开口了，他的嗓音很低，说话有点听不清楚，所以我不得不朝他那边靠了靠，“很久以前，我遇到了一些麻烦，法律上的麻烦。我因为自己做过的事坐了牢，七个月零十一天，而今天的逝者，也就是我当时的律师，他没有收我一分钱，因为他知道我没有钱，所以就没收我的钱，免费服务，无偿劳动。我从监狱出来以后，打起精神，开始从事捕鱼的买卖。之后我每次捕到鱼，都会给他留一条。我会选一条好的，我想用这种方式来报答他。我把鱼放在泡沫塑料箱里，放在他家的门廊上，因为他住的地方恰好离我停船的地方不远。我可能每年会送上七八次吧，送了二十二年。每年圣诞节前，逝者都会给我写信，说谢谢我送鱼给他，就这样。他很准时，每次都准时把节日贺卡寄过来。然后，上个月，我拿了一条鱼来，发现他已经去世了，听到这个消息，我很难过。我现在仍然很难过，所以我就来了。我今天来，是为了告诉他的家人，我很难过，还有，我有努力报答他。”
他走下讲台，然后是我母亲。母亲指出，她完全清楚人们在追悼会上关注的是逝者的各种好，而往往忽略了他的普通和不足，可是人本来就应该是多面的（礼堂里传来被人们憋住的笑声，或者更准确地说，应该是表示赞同的笑声），她也知道，按照传统，遗孀在这种时候是不发言的，但她还是要说两句。如果那天的追悼会上有谁流了泪，那大概率是在听我母亲讲话的时候，母亲不仅讲了她丈夫的一生，还讲述了他们共同度过的六十个春秋，讲了他们如何相遇，他们早年的婚姻生活，他们初为人父母的年代，他们的晚年，以及在这整个过程中，她的丈夫是多么好的伴侣，他懂得尊重别人，爱人们本来的样子，并不希冀别人改变什么，或是要求别人做何改变，这也是他们长期幸福生活的关键，不过还有一点，她的丈夫生性开朗，而且心地善良，这也起了很大的作用。“现在，”她说，“我的妹妹多丽丝一向歌喉甜美，她将为大家献唱一首，来结束今天的追悼会，我知道罗亚尔一定会喜欢在自己的追悼会上听到这首歌的。”这时，有人坐到了钢琴前，多丽丝则走上台，唱了一首《我的心斟满了爱》，那首歌很伤感，是的，毫无疑问，毋庸置疑，因此也就不可避免地引出了大家的泪水。一曲过后，丹妮尔再次起身向大家的到来表示感谢，并让大家尽情享用饼干和潘趣酒，还说如果大家愿意的话，可以去看展出的照片，还可以在来宾登记簿上签字，然后她那位从博兹曼驱车十四小时赶回来的儿子便开始播放事先排好的歌单，其中包括《飞越彩虹》《多美好的世界啊》《你一直在我心中》和《奇异恩典》。
我们的酒都存在桌子下面的一个冷藏箱里，我正从那儿拿潘趣酒给酒杯添酒，这时，一个年纪很大但是看起来很硬朗的老先生走了过来，告诉我说他至少有30年没见过我父亲了。他今年正好90岁，1975年从法律界退休，当时他的公司赢了一起重要的反垄断官司，他得了一笔不小的奖金，但是在那之前，在50年代末、60年代还有70年代初，他跟我父亲已经很熟悉了。他说，其实他们1960年就一起打过官司。我给他倒了一杯潘趣酒，自己也拿了一杯，然后从桌子后面出来，握了握他那粗糙的手，然后，没有仪式，没有铺垫，也没有我预想的道歉，他用沙哑的声音跟我讲了这样一件事：他和我父亲一起被指派为一个名叫厄尼·拜尔的地毯清洁工做辩护律师，拜尔被指控犯了谋杀罪。整整七年，这起案子一直没有得到解决。然后，由于有了新的信息，一个名叫罗德尼·林奎斯特的船务员受到怀疑，在警察审讯的过程中，后者声称他和厄尼·拜尔一起抢劫了一个名叫沃伦·詹森的杂货商，抢了800美元。
我打断他，说他真是记忆力超群，但他伸出食指朝我一挥，说他知道自己要来，而且打算把这件事告诉罗亚尔的家人，所以事先做了准备，查阅了以前的档案。然后他又念了一遍“罗德尼·林奎斯特”这个名字，这一次带着强烈的不屑。他说，罗德尼·林奎斯特跟警察说，对詹森的抢劫一开始是按计划进行的，但是在抢劫过程中，拜尔开始怀疑詹森认出了自己，之后——据林奎斯特说——拜尔绑架并杀害了詹森，而林奎斯特只是在旁边打打下手。
根据了解到的信息，我判断这是一起大案。我读了报纸上的报道，对细节产生了兴趣。在法庭上，一名治安官的警探复述了弹道检查结果：一把0.45英寸口径的手枪开了四枪。一名水管工和一名木匠描述他们在一所尚未竣工的房子的厨房里发现了詹森的尸体。詹森的遗孀说，那天晚上詹森没回家，她很担心。一位肉店老板解释说，只有他和詹森知道保险箱的密码。举证的还有一位听见三声枪响的住户，一位在酒馆看到林奎斯特的保险理算员、一个出租车司机、一个杂货店收银员、一个酒店经理、一个签名专家，还有林奎斯特的女友。他的女友做证说，拜尔带着詹森出现并把他塞进林奎斯特的车时，她正在市场外面。不过，重点是，林奎斯特是在场的。
这位律师的手颤抖着端着潘趣酒杯，他告诉我，我父亲完全不相信这些话，因为有五个证人相继证明在詹森被杀时，拜尔正在北边二十英里外的埃弗里特，这五个人都是当晚和拜尔一起干活儿的地毯清洁工，他们当时和拜尔一起在一家正在整修的汽车旅馆里工作。在我父亲的盘问下，林奎斯特的女友承认她无法指认用枪把詹森从市场里挟持出来的那个人是拜尔。其实她根本记不清了，而且她的陈述自相矛盾，前言不搭后语。林奎斯特在接受询问时也乱了阵脚。“所以，你看，”律师一边说，一边试图稳住手中的酒杯，“我当时很忙，我对你父亲说：‘嘿，要不你来做结案陈词好了。’于是他做了结案陈词，并在陈词中明确指出拜尔是被陷害的，而林奎斯特呢，因为有无可辩驳的证据表明他参与了此案，所以他就想把自己描述成共犯而不是行凶者，假装拜尔是主犯——他跟拜尔还算认识，但是并不喜欢这个人。然后陪审团出去审议，但是当天没有宣布判决，我们只好等着。”
这时，他把潘趣酒杯放在桌上，并从上衣内侧的口袋里拿出一叠折起来的纸。他费了点工夫才把纸打开了。是复印的两篇报纸文章，他递给了我。第一篇刊登在1960年3月29日《西雅图时报》的第二版上，标题是《谋杀案：陪审团没有给出任何提示》。第二篇刊登在第二天的头版，标题是《艾森豪威尔看到禁止核试验的进展》。上方有一个横条，写着“杂货商被杀案：拜尔被认定无罪”——下面写着“律师被被告拥抱”。那位律师就是我的父亲，他当时29岁，地毯清洁工厄尼·拜尔紧紧抱着他。
“拿着，”律师指着文章，“我就是特意带给你和你的家人的。”
我接了过来。律师说：“我们是被一位法官指派的，因为拜尔没有钱付律师费。他在一次事故中轧断了胳膊，落下了残疾，住在某个地方的一个福利院里。我们俩挣了多少钱呢——可能每人50美元？我问你父亲想不想喝酒去。我跟他说，我可以请他喝两杯。他拒绝了。他说他不能去喝酒，因为他还有另外一个案子，也是由法官指定辩护的案子，一样的，还是50美元。我估计他当时还不到30岁吧。”
我说：“他去世之前还在参加一场审讯。这或许也是好事。”
在“华盛顿州起诉厄尼·拜尔”一案中与我父亲合作的律师用颤抖的手再次端起了潘趣酒杯。“对他来说是好事，”他说，“但是对州政府来说就不是了。他们得将一切清零，从头开始，再来一遍。”
* * *
母亲继续住在她和我父亲住的房子里。父亲去世后大概一个月，我去帮母亲处理家里的东西。从65岁左右开始，断舍离就成了母亲生活中的主要任务，对许多老年人来说都是如此，至少在我生活的地方是这样的——也就是说，他们当中有很多人有很多很多的东西，以至于断舍离都成了一种负担。对我母亲来说也一样，这一点她非常清楚，而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东西似乎永远也扔不完，真是怪了。母亲有时候会放弃，但最终还是会继续努力地扔扔扔，她也感觉扔掉一些东西能够帮她战胜囤积的本能。这种本能就好像是基因的明显缺陷，或者说是一种逐渐减弱的、对于物质生活的焦虑。她说，这种焦虑部分源于天生，部分来自后天，因为她是在大萧条时期长大的，她见过她的父母把零碎的绳子接起来用，而不会去买一整条同样长度的绳子。我们在地下室里收拾，因为地下室里永远都有一股湿气，所以母亲穿了一件毛衣，那件毛衣是她去年冬天一边看电视一边织的——经线和纬线都织得很松，是套头的，很肥。不过，母亲说，这件毛衣也给她造成了一点麻烦，因为她有肩周炎。她需要的是带纽扣的开襟毛衣，那样穿脱会更容易些。总之呢，母亲套着那件大毛衣，在箱子和塑料桶里翻来翻去，仔细思忖每件物品，有时还会说说它们的优点缺点。母亲会考虑要不要放回去，是扔还是不扔，是留还是不留，是送人，还是捐出去，还是卖掉，还是留下来重新考虑——她进行了分类，其中一类是她在情感上无法割舍的物品，当她用手拿着，捧着，仔细检查时，有时她会说起它们的力量来源。对她来说，这些东西不是等闲之物，会引发微妙而又实实在在的情感。每一件都仿佛是有魔力的法宝。它们被注入了记忆、故事还有意义，并且随着时间的流逝，它们从单纯的物件变成了装满人生经历的圣器。它们既是一种累赘，又完全是无法割舍的纪念。说起纪念品，母亲虽然年事已高，但是并没有失去童真的一面。“你看，”我去帮她那天，她打开一个盒子对我说，“这些都是我打算要修的东西。我之前想啊，有一天我会到地下室来，把这些东西都修好。”接着，她打开泡沫纸，露出裹在里面的一个天鹅陶瓷雕像。天鹅的头和脖子的一部分已经断了，掉下来的部分用胶带粘在合着的左翼上。“我以为我会找到合适的胶水，但是一直没找到。”她说，“这是你出生前，你爸爸送给我的生日礼物。唉，说得我要哭了。”她补充道。自从父亲离世，母亲经常说着说着就流泪了。
* * *
第二天，丹妮尔把茶馆交给手下的茶艺师，她自己跟我一起租了一辆面包车，我们把车停在父亲办公楼下面的装卸平台，乘货梯到二十七层，去把父亲留下的痕迹清理干净。我们推着租来的手推车从一个侧门进出，一边走，推车一边发出吱吱呀呀的声音，空着推上去，再堆满箱子推下来，箱子用推车自带的带子固定住。虽然我们没有声张，但并非没有被人注意到，于是便收获了很多慰问，也被询问了很多问题，还有人问我们为什么要自己搬，为什么不雇两个搬运工人，对于这个问题，丹妮尔直率地回答说，因为这些事我们自己就能搞定，不习惯花钱去请别人做，丹妮尔还详细解释了这种思维方式已经根深蒂固，因此很难扭转，所以我们就自己来了，而且，说实话，因为有货梯、推车还有装卸平台，这活儿也不太难。再者，丹妮尔一米九(2)的个子，走路的步子像个巨人，而且看着就很结实，胳膊又粗又壮，所以当她这样解释时，没人有理由不信她。我呢，就待在后面，让丹妮尔跟大家对话，或者说，是她习惯性地代表了我，因为她比我大四岁，遇事向来都是她做主。（虽然她并不认为自己的这种风格对茶馆的生意有帮助。她觉得如果换一个不那么“傻大个儿”的人来执掌，茶馆会做得更好。）不管怎么说，我们继续打包、搬运，一直忙到下午，直到父亲的办公室只剩下一张光秃秃的办公桌和一个空空如也的书柜、三把椅子、空的文件柜、空的挂钩，因为我们把父亲之前装裱起来挂在办公室里的所有证书和执照都拿走了，所以挂钩也就没有东西可挂了。我们还留了一小串钥匙在抽屉里，因为再也用不上了。然后我们就收工了，我们把最后一批东西绑在推车上，准备永远地离开这里，但是又犹豫了一下，这时，丹妮尔说：“你觉得，我们应该把百叶窗合上吗？”于是她拉上了百叶窗，空****的房间暗了下来，只剩一点点午后的阳光，从窗叶中间照进来，然后她就推着推车先出去了，我跟在后面，关掉了头顶的灯。
* * *
想到要把父亲的文件全都烧掉，或是回收利用做成各种包装纸——放鸡蛋的纸托、减震托盘、外卖打包盒，还有连盖式的容器——对我来说不仅仅是一种痛苦。我还没有准备好，丹妮尔也没准备好，所以这些装满文件的箱子最后便来到了前几年我写小说的房间，就像我在这本书的开头所说，这些箱子几乎把房间都堆满了，不过剩下的空间还放得下我的书桌和椅子，而且箱子堆得很高，我都担心它们会倒下来砸到窗户。因为不放心，我隔三岔五就会打开那个房间的门，看看箱子有没有要砸下来的迹象。估计是受到了房间内湿度的影响，那些箱子的纸板有些发软了，于是没有因为我存在安全隐患的摆放而发生事故，也或许是靠谱的熵发挥了作用，从源头上遏制了纸箱倒下来的可能性。纸箱始终没有掉下来。它们就像古老墓穴里的图腾物，静静地忍受着寂寥，任灰尘落在身上——直到有一天我突然来了兴致，想要把家里好好收拾收拾，于是打扫了那个房间，还掸了掸书桌左下角放了很多年的十本参考书上的灰尘，那些书的两头用沙滩石做成的书立固定着。就在我打扫时，突然有一只鸟儿飞快地从窗边掠过，留下模糊的背影，吓了我一跳。已经不是第一次有这样的客人造访了。这些年，在有如白日做梦那般构思小说时，我经常会被窗玻璃上突然传来的响声打断，然后看见一只鸟儿歪歪扭扭地扑棱翅膀飞走，有时还飘下来几片羽毛。总之呢，我在阁楼上掸去书上的灰尘时，这样的情况又发生了，于是我停下手中的活儿站了一会儿，回过神来之后，我决定给今天的家务再增加一项：把这只鸟儿留下的污渍清理干净。然而，当我打开窗户准备去擦拭时，窗户侧边几只已经死掉的黑苍蝇掉到了我的桌子上，我只好一只一只把它们捡起来，然后扔出去。就在这个当儿，我注意到天色已经有些暗了，屋子后面，有燕群排成弧形正在觅食，还有一只猫头鹰在树枝上站着，等待夜幕降临。我待在打开的那扇窗户旁边看了一会儿这些鸟，然后便关上窗户，读起了自己之前写的东西，那些都是我编的，我把它们写下来，然后搁置，然后就渐渐抛在了脑后。我的大脑不由自主地开始对这些乱七八糟的字迹进行编辑，对不通顺的地方删删改改，被删掉的部分再也不会出现在读者眼前。
第二天早上，当我走近茶馆时——我打算去那儿喝茶读书，坐在人群中间——我看见最抢手的挨着前窗的位置坐了一个男人，他跟我年纪差不多大，正端着茶杯，面前摊着一本书，戴着半框眼镜平静地读着。我认得他。在我和艾莉森去游泳的那个游泳馆里，我经常看到他。他游完以后经常会在更衣室的外面倒立很长时间，毫无缘由地，他的这一举动让我很是气恼。事实上，他的倒立简直让我抓狂，以至于我在心里偷偷咒他。我想让他摔倒，或者至少也得决定不再在公共场合练习倒立。现在，在茶馆门口，我大脑里的一些东西又一次让我的身体里涌出一团怒火，我开始讨厌他懒洋洋的样子，我讨厌他自以为是地占了窗边的座位和街景，讨厌他的肘弯，讨厌他鬓角上方剪得很短的银发，以及——最让我厌恶的是——他抬起头想要跟我打招呼的神情和皮笑肉不笑的脸，仿佛在说，我应该承认我们是泳池里的老相识，仿佛在说，我应该用钦佩的目光回忆起他长时间稳如泰山的倒立，还有，最糟糕的是，他的表情仿佛在暗示：我们两个人应该定期出来聊聊天，因为我们有很多共同点。而事实上，我在心里坚持认为，我和他道不同不相为谋，永远也不可能有什么共同点，那是不可能的，也是令人生气的，他和我可能有共同点的这一想法让我产生了一股无名之火，怎么也挥之不去。是这个上了年纪的茶客在浪费他的时间，而不是我；是这个头发花白的胆小鬼一错再错，而不是我；是这个无事献殷勤的家伙应该吃所有人的闭门羹，而不是我。于是，我故意避开他的视线，拒绝与他发生眼神上的交流，就像我在游泳馆的更衣室里那样，在狭小的空间里，聊一聊氯气的味道或是水的温度本应该是很自然且礼貌的，但是，不，我始终低着头，一言不发——为什么呢？没什么合理的理由。我走进茶馆，从他旁边经过，然后坐下来，翻开书，但是我的注意力无法集中，我也没办法品用杯中的香茗。相反，我坐在那里，心里想着茶馆里的某些顾客正在抛弃我，因为我已经没了青春的朝气。我已经黯然无光。我的人生已经踏入暮年。这时，我记起了约翰·厄普代克的《贝克：一本书》中有一段小插曲，小说家贝克——一个虚构的人物——他在有人的地方看到了“一束束肉状的神经，被诡异地夹在大脑的某处”，这样能够更好地免受干扰，因为如果“一个毛茸茸的骨节”对他有这样或那样的想法，那又怎样呢，反正无论如何都无关紧要，那些想法不过是“几万亿条电路”在“几磅胶状物”中产生的“多余的电流”而已。所以呢，在哈维案的审讯之后，这就是我打发时间的另一种方式。我在茶馆里晃悠，在人类的弱点中迷失，从厄普代克那里获得关于生活的启示（虽然仅仅几年之后，他就引起了种种争议），还有，就像那个在更衣室外面倒立的男人一样，望着窗外发呆，因为那是秋日的西雅图，常常下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