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晨一早，就看见立山上已有落雪。
一股透骨的寒气在我的全身游走。从今天起，我就要开始汤灌和纳棺的工作。
答应接下这个活儿后，我犹豫了两三日，但既然应承了人家，也不好反悔。我咬咬牙决定硬着头皮干吧。
所谓“汤灌”，是指清洗尸体。可不是真的伺候死者沐浴，而是用酒精把尸体擦拭一遍，再穿上叫“佛衣”的白色寿衣，为之梳头整理遗容，把两手摆放在胸前，并在手上戴上数珠，等等。“纳棺”则是指将“汤灌”之后的尸体装殓。
我第一单生意的对象，是一个七旬老人的尸体。我时运不济，老人是个大块头。他生前是个木匠，喝了酒后，从酒馆骑自行车回家，在路上摔倒了，头撞在路边排水沟的沿儿上，因而死亡。
我入这行以来，一直只看别人干这些汤灌、纳棺的活儿，虽说见识了不少，但亲手来做却难得要领，全身较劲，满身大汗。尸体的胳膊大都僵硬，很难顺利地穿上寿衣。系腰带时，我如果不像拥抱一般紧紧搂着尸体，根本无法完成。
我干这些活儿的时候，死者的二三十个亲戚朋友都屏气敛声地观看。
我一开始对死还抱有些许恐惧和厌恶，渐渐地，这些情感消失殆尽，随之而来的是焦急和极度紧张，最后则不管三七二十一捣鼓一番地干完。
尽管如此，在我即将离开的时候，虽然守夜的诵经已经开始，但丧主还是亲自送我到大门口，跪坐下来双手触地，朝我深深施礼，诚恳道谢，这情景让我觉得有些奇妙。
回到家，我打开热水器，放水洗澡，妻子对我的举动满脸惊讶。
Pagoda and Mt. Fuji，1940
浅野竹二
在这一带，直到今天，为死者清洗身体、装殓盖棺的，一般是死者的叔伯兄弟或外甥侄儿等男性亲属。
他们一般有两三人，在村镇的老人或殡仪馆的人的指导下，极不情愿地做着这些。
他们在装殓之前，要进行特别的穿戴打扮，比如把用旧了的围裙翻个面穿上，用粗麻绳束在袖子或腰上，等等。等到一阵忙乱后终于要干活儿了，却又用大碗猛喝酒，胡乱地大声起哄，根本就不想开工。当然，这也跟“内行”指导者太多、不停地下达指令有关。
我想，所谓“汤灌”，就是为了让长期卧病后死去的人，以干净的身体上路才兴起的一种用热水为死者擦洗身体的习俗。现在很多人死在医院，所以改用酒精为死者擦拭身体。而在这个地区，如果有人在家里死去，就还沿用过去的习俗，用在凉水里掺上热水的“阴阳水”为死者擦拭身体。
一来是乱发指令的人多，二来是并非心甘情愿干这活儿，那些喝酒壮胆压抑恶心的外行，总是手忙脚乱。他们为换衣服而把尸体剥个精光，或者把尸体扶起躺下来回折腾，使得血水从死尸的口鼻流出，其状不忍多看。众多不得不面对这些的亲属，既为死者哀叹，又嫌恶死尸、恐惧死亡……各种感情掺杂交错，反而越发亢奋。
今天倒轮到我不知所措了。我万万没有想到，竟然还有地方使用“坐棺”给死者装殓下葬。
这里是富山市郊外的一个小村庄，说是四五年都没死过人了。虽然市里已经建成了供全市使用的新火葬场，但是这个村子的人坚持沿用专为焚烧坐棺而建的设备，为死者举行火葬。
我顺利地为尸体清洗并穿上寿衣，但是纳入坐棺时，却必须折叠尸体。我一时不知该如何是好。
正当我手足无措时，一位像是村中长老的人走过来，问我是不是第一次遇到把尸体纳入坐棺的情形，并主动帮我。
他拿来了带子、绳索和白布，说是要用这些把尸体的腿折过来，再和上身捆绑在一起。硬邦邦的尸体很难弯折，可是不把尸体嘎嘣嘎嘣地折叠起来，根本就放不进坐棺。
好不容易折弯绑好了，却见这位长老拿起剩余的白布，把老太太的遗体一圈圈地缠了个结结实实。
据说这样缠绕捆绑是为了把死者的灵魂封锁在身体内。
我想起刚来的时候，看见他们在横躺的遗体胸前放了一把守护剑，据说是为了防止恶灵侵入死者的身体。
这些仪式令人感到莫名其妙。总之，在殡葬仪式上总是会遇到很多不明就里的事情。
那次坐棺装殓之后，好一阵子没有接到活儿，但最近活儿突然多了起来。
公司接活儿的人开始时对预约的人说：“装殓的事情就请交给我们公司吧，我们有在这方面特别出色的人。”
但是今天却忙不过来了，因为有三个地方同时预约。等我赶到第三家时，已经将近晚上十点。
走进夜色笼罩下的村子，我一眼就认出了遭遇不幸的人家。夜幕下亮着刺眼灯光的那户，就是我要找的苦主。
那家门前的农用车道上站着五六个人，我刚一走近，他们就冲我嚷嚷。原来守夜仪式被迫推迟了两个小时，诵经的僧侣为此苦等了三个小时，他们积压在心头的怒气可想而知。公司派来布置灵堂的同事被押作人质。
我赶紧在榻榻米上屈膝跪坐，叩头谢罪，然后马上进行纳棺。等一切安排妥当，诵经声响起时，所有人都松了口气。
后来从那位“人质”同事那里了解到，那些前来诵经的僧侣等得不耐烦起来，提议说，干吗不让亲属自行动手纳棺。在场的家属亲友面面相觑，惶恐后退，并反复解释，已经请了“入殓师”，很快就会到场，以此搪塞。
我就是这么开始被称作“入殓师”的。
回到家，我翻查字典，并没找到“入殓师”一词。
自从立山落雪以来，北陆地区迎来了冬季。艳阳高照的晴天和淅淅落雨的日子交替反复，每两三天一个周期，今天就是个雨天。
也许是因为下雨，天黑得格外早。
落下的雨也是一场比一场冷。
就在这么一个夜幕低垂、飘着冰冷雨滴的傍晚，一个十多年没见面的远房叔父突然登门造访。一开大门看到叔父那张脸，我就知道来者不善，马上把他带到附近的饮茶店去谈。
果然不出所料，他质问我：“为什么偏偏干这一行？！”
我干这一行还不到十天，就连妻子和朋友都不知情，怎么一个远房的叔父却知道了呢？想必是哪一次在丧主家工作时，碰巧我家的亲戚也去吊唁了，因而认出我并张扬开去。
叔父一开始只说有好工作介绍给我，但是没说几句，话头就转了，说什么我们家族可是几代以来都很体面，责问我这直系本家的长子，竟干起入殓师的工作，成何体统？！还说我们家族出过很多教师、警察等国家公职人员，在社会上有名声、有地位的人也很多，说我是家族的耻辱，等等。
最后放出话来，如果我不辞去现在的工作，就和我断绝关系。
我只好答应会考虑考虑怎样辞去这份工作，才打发他离开了，但我心中却开始赌气。
其实他根本没有必要跑来提醒我，我知道亲戚都在从事什么工作。从我刚刚懂事起，就背负着长子的重担，我早已不堪重负，一次又一次跌落失败与绝望的深渊。更令我气愤的是他还扬言要和我断绝关系。其实我们之间早就没有来往了。
我还想说，那些当医生、护士的人，甚至警察中的法医鉴定人员，不是比入殓师更频繁而彻底地接触尸体吗？
然而冷静下来想想，叔父的反应背后还有个社会成见的问题。殡仪馆的社会地位很低，从事纳棺或操作焚尸炉之类工作的人，难免会被人们嫌恶，就像人们对死和死尸抱有嫌恶之情一样。
看来，我入了犯忌讳的一行。想到这些，我不由得心生不安。
然而，当叔父问我为什么会干这一行时，我回答不上来。事实上，我自己也不清楚为什么就从事了这项工作。我只知道这么做并非出于自己的意愿。
如今回想一下，冥冥之中有股力量在引导我走向这一行。
我四岁时，被母亲带着远渡重洋去了中国东北。战争结束时，我才八岁。
在当地出生的弟弟和妹妹等不到撤退，相继去世。母亲当时因染上斑疹伤寒而奄奄一息。我记得是和一个不认识的阿姨一起，把妹妹和弟弟的尸体火化。那情形至今仍历历在目。
昭和二十一年（1946年）十月，母亲奇迹般康复，和我一起回到日本。父亲却被调往西伯利亚，从此音讯全无。
当我们回到位于富山县的黑部河冲积地、我出生的旧居时，偌大一栋房子就只住着祖父和祖母两个人。
村子由五十余户散居在广阔的水田间的人家组成，村中一大半人姓同一个姓，而我家是这个姓氏的直系本家。我家祖孙几代好像都是地主，以往殷实的生活境况，由于“农地改革”而从根本上动摇、瓦解了。
后来不得不靠变卖祖上留下的家产度日，我的祖父母却仍不肯靠劳动赚钱，两个人即使吃了上顿没下顿，也要死撑面子装出优雅富足的样子。
我母亲原本就和祖父不和，为此才去了中国，因此回国后没过多久就搬出去独住，在富山市的黑市上找到了工作。
我就在自家的大宅中度过了少年时期。等到我上大学时，祖父卖掉了最后一间仓库和一部分家屋，为我凑够了学费，这也意味着我那延续了二十八代的家族从此彻底没落。
我进入大学，正是一九六〇年反《日美安保条约》的运动狂潮席卷大学校园的时期，每天都休讲停课。我终日感到莫名的愤怒，不知不觉加入了游行示威的行列。
反对安保条约的斗争结束后，我无所事事。这时接到了母亲病危的电报，于是赶回了富山。实际上，母亲是盲肠炎误诊，很快就治愈了。我却在帮母亲打理小酒馆期间定居了下来，再也没返回大学校园。
后来，我自己开了一家酒吧式咖啡馆。当时喜欢写点诗，我的店就成了诗人和画家聚集的场所。
我身为经营者，却经常请客，陪客人畅饮。当时在我们那种小地方，店里这种特别的气氛还挺吸引客人，生意相当红火。
有一天，作家吉村昭先生不期然地出现在我的小店里。我们隔着吧台，是酒保和顾客的关系，但我对他说，我在写诗。他问：“你写小说吗？如果你写了短篇小说之类的东西，就寄来看看吧。”说完就走了。
这件事就此没了下文。终日沉溺于酒色的生活使我渐渐应付不过来。与诗人画家的交往当然写意，酒馆的经营却日趋艰难。我原本就没什么生意头脑，加上总这么交游玩乐，酒馆出问题理所当然。
一天，我突然想起了吉村昭先生的话，试着写了一部短篇小说。小说写的是祖父在战后没有任何收入的情况下，还在自家庭院里悠然自得地侍弄柿子树的情形。
我把文稿交给了吉村先生，他说可以登在《文学者》上。后来果真有一本《文学者》杂志送到我手里，里面刊有那篇题为《柿之炎》的小说。随书送来的还有一张便条，邀请我出席此期杂志的合评会。
一直到参加合评会之前，我都不知道《文学者》是丹羽文雄先生主办、聚集了一群著名文人学士的同人杂志。合评会结束后，我跟吉村先生到新宿的酒吧喝酒，后来还厚着脸皮住到了他家。
第二天早晨，我一醒来，看到吉村先生的夫人、芥川奖得主津村节子女士为我做好了早餐，心中无比惶恐。就是在那天早餐的饭桌上，夫妻二人鼓励我：“你有写小说的才华，继续创作吧。”
就因为这句话，我像一只乡下的猪爬到树上一般得意(1)，把酒吧的经营抛诸脑后，终日对着稿纸爬起格子来。
就算我当时不这样，酒吧的生意也早已一落千丈，没多久就倒闭了，留下沉重的债务。然而即使破产了，我这只爬到树上的猪仍执着地埋首写作。
就在我处于破产的手忙脚乱、花光了平时积攒的私房钱期间，妻子生下了我们的第一个儿子。我们穷得连给孩子买奶粉的钱都没有。我安慰妻子，等卖了小说版权，想给儿子买多少奶粉就买多少。但自己心里清楚，这话靠不住。
终于有一天，我们夫妻之间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吵，妻子哭喊着把一张报纸摔到我脸上。我的视线停留在报纸的招聘广告栏上，里面一则“冠婚葬祭互助会招募职员”的广告引起了我的注意。
虽然不知道那工作具体做什么，但我还是去面试了。一打开大门，就看见入口处堆放了不少棺材。心想这是什么鬼地方，但再想想自己不过是为了打份工，赚点奶粉钱，就下定决心走了进去。
Evening Snow at Terashima Village，1920
川濑巳水
早晨上班的时候，我抬头望立山，头戴银白雪冠的立山美轮美奂。
今天没有纳棺的工作，我决定去火葬场。他们早就让我找时间过去一趟。火葬场建在富山市的最南边。
我从市中心开车过去，透过车前风挡玻璃能看到连绵的立山山峰。我开了足足三十分钟，来到了人迹罕至的目的地。
我被领到火葬场十座焚尸炉后面，这地方一般闲人免进。三四个工人正在准备收工，看来今天的活儿差不多干完了。
正当我四处打量时，一个戴着黑框圆眼镜的人突然出现，把托盘里的茶杯放在落了一层薄薄灰烬的桌子上，示意我坐下。他和另一个矮胖的小个子男人，分别在我的两旁落座，像是特意把我夹在中间。两个人都皮笑肉不笑地看着我。
他们找我来是因为最近送来的棺材里总有一些奇怪的东西，给他们添了很多麻烦，而他们认为乱放东西的人是我。他们不怀好意地逼近，威胁道，不准听死者家属的话，往棺材里放死者生前心爱的东西，给他们找麻烦。
我试着反驳他们，全市那么多灵柩都往这里送，怎么就认定是经我之手纳棺的灵柩呢？然而他们只是一个劲儿地坏笑，根本不听我辩解。那意思好像是，送来的每一副棺柩，来自哪家殡仪馆、由哪个人装殓，他们都看得出来。
他们问我：“昨天那个橄榄球就是你放进棺材里的吧？”这下我想起来了。的确，前天我为一个死者装殓，此人曾长期担任学校橄榄球队的教练，纳棺时，来吊唁的学生问可不可以把橄榄球放进去，我允许了。
这时那个矮胖的小个子男人指着同伴对我说，这个人的右眼是假眼。以前使用老式焚尸炉的时候，要通过窥视孔观察炉里的情形，有一次他把眼睛贴在孔上观望，什么东西爆炸了，玻璃碎片飞出来，扎瞎了他的眼睛。
从前棺柩运到火葬场后，亲属在大厅里告别，棺柩则被移到里边，检查之后送进焚尸炉焚烧。后来有人在报上披露，说火葬场的工作人员给死者搜身，偷走了遗体穿戴的一些东西。从那之后，检查环节就改在大厅里——在大厅的一侧当着送葬亲属的面把遗体推进炉子。
两个人越说越兴奋，最后竟然自顾自地倾诉起来。说从事这种工作的人，总是被人欺负，其实是人们戴着有色眼镜看他们，才编出尸体原本的金牙、戴着的戒指不见了之类的谎话。
这两位口沫飞溅，兴奋不已。他们还说，那些人根本就不懂，现在使用的内燃式焚烧炉，什么金牙、金戒指的，一进去都会化为一股青烟，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其实温度没有达到升华的条件）。
我不知道他们冲我说这么多，是发牢骚，还是教训我。总之，一开始我就不明白他们的目的。
听来听去，他们要讲的不外乎以下内容：干这一行很不容易，有着世人难以想象的辛苦，身份上是市政公务员，但徒有其名，人们把干这一行的人看得很低贱，私下里称其为“咬尸虫”或“焚尸佬”。他们被世人这样作践，收入却微薄得可怜，等等。
他们特别想强调的是，最近两三年，死者家属的谢礼都是不多不少的一定数目，没有增加，原因就在于殡仪馆。所谓谢礼是遗族们表示感谢的“心意”，心意怎么能事先规定好数目！都怪殡仪馆给死者家属提了参考数额，变相定了上限。
他们唠叨个没完，我忍不住打岔反驳：
“光那些谢礼，就比你们的工资高得多吧？”
“笨蛋！你懂什么？！我们以前是五个人，现在多了一个人，可收到的谢礼却一分也没增加！”
我刚一开口就被骂为“笨蛋”，对话当然无法继续下去。他们东拉西扯了半天，还是扯到钱上来。
“你既然干入殓师这行，想必心知肚明。如果没有钱，谁会干这行？你也捞了不少吧？”
他们盯着我，直直地逼问，仿佛已将我看透。
我向他们保证今后一定不往棺材里放危险物品，才得以脱身。
走出火葬场灰暗的建筑群，我抬头望向傍晚的晴空，晚霞燃烧得无比美丽。
我像被冥冥中的什么力量引诱，顺着火葬场后门常愿寺川的河堤大道一路缓行。从河堤大道上，能够放眼望见奔腾的常愿寺川冲刷出来的扇形的富山平原。
晚秋的夕阳即将沉落于远方逶迤的吴羽丘陵后，晚霞淡淡的余晖把整个天宇映照得透明无比。
东方头顶银白雪冠的北阿尔卑斯山在天际画出一道红色的轮廓。我一边欣赏这壮阔的风景，一边沿着河岸行驶，无意中发现一只红蜻蜓，在车前风挡玻璃外低飞。我仔细一看，对面河床茂密的胡颓子丛中，成千上万只红蜻蜓朝着平原的方向飞去。其中至少有三分之一，一路交尾，一路飞翔。
这些蜻蜓每年都飞往弥陀原度过夏天，现在又一起飞了回来。它们的身体由原来的暗褐色变成鲜红色，在晚霞绚丽似锦的晴空中飞舞。
仔细想想，蜻蜓这个物种，在人类尚未出现的遥远的洪荒时代，就已在晚霞映照的晴空中飞舞了。今天在这个晚霞映照的秋日黄昏，它们飞舞的一瞬，就已延续了数亿年遗传下来的生命。它们通身的赤红是如火焰般燃烧的晚霞的杰作。
迎面有车开过来，我一惊，从遐想中回到现实。暮色沉沉的河面上，渔夫和渔船远远看去如剪影画一般。渔夫是在捕捞鲑鱼吧。鲑鱼们也一样，在这秋季时空的一瞬，怀着对生命永恒的信念，逆流而上。
这个北国晚秋的黄昏，所有生命都在为越冬做准备，为延续生命而行动，这真是一个忙碌的季节。
歇了好一阵子，今天才有一单汤灌和纳棺的活儿。
我在拿到简略地图时，没觉得今天这一家有什么不一样，直到我走到丧主家大门口，才猛吃一惊。
这是我从东京回富山之后，交的第一个女朋友的家。
那已经是十年前的事情了。她是个眼眸清澈的女孩。
我们经常一起去听音乐会，看美术展。
她家教甚严，我每次都得赶在晚上十点前把她安全送回家。临别时，想在车里吻她，她都会拒绝，让我最好先跟她父亲见个面。后来她也提过几次，但我还没来得及这么做，我们就分手了。
我们之间并没有闹得不愉快。
听说她嫁到了横滨，也许今天没回来。我暗暗想着，咬咬牙走了进去。
进屋四顾，没看到她，我松了口气，开始为死者擦拭身体。
我干这活儿已经驾轻就熟，任谁一眼看来，都会认为我是内行老手。但我还和第一次一样，一面对死尸动手干活儿，马上就通身流汗。
额头的汗珠将要滴落，我正要抬起白大褂的衣袖擦拭，发现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身边坐着一个女人，正举手要为我擦拭汗水。
就是她，清澈的大眼睛里饱含泪水。直到我工作结束，她始终坐在我身边，为我擦汗。
我收工即将离开，这家主人走过来，看起来像是她弟弟，对我礼貌地跪坐叩谢。她站在弟弟身后，那眼睛像是正在向我倾诉什么。
我驱车离去，她那盈满泪水的眼睛和略显惊讶的眼神不断出现在我的脑海中，久久挥之不去。
她曾那么恳切地请求我去见她父亲，想必她深爱父亲，也被父亲深深疼爱。沉浸于无比的悲伤之时，看见为父亲擦拭遗体的人竟然是我，她的惊讶令人难以想象。
然而，那惊讶和眼泪的背后还有别的东西。
她当着丈夫和亲戚的面，紧挨我而坐，为我擦拭脸上的汗水，这也不同寻常。
她的行为没有丝毫鄙夷、怜悯或同情，也超越了男女之情。我感觉到另外一种东西。
她是在告诉我，她接受这样的我，我不需要做任何隐藏和遮掩。想到这里，我突然欣喜万分。这份工作我可以一直干下去。
职业不分贵贱。话虽这么说，只要人们还视死亡为禁忌，我们这些入殓师和火葬场工人，处境就很悲惨。
过去人们把演艺界的人贬称为戏子，现在却把艺人奉为偶像。以前封建社会的人分士、农、工、商四个等级，商人地位最低，现在社会上却是经济大亨随心所欲地操纵政治，玩弄其于股掌之间。唯有干我们这一行的，即便不求像演艺界和商界那样社会地位蒸蒸日上，也应该做些努力，得以不再遭人白眼。
殡葬这一行，只要人类还存在，即使形式上会发生改变，恐怕也会继续存在。因此为何不试着努力，让世人另眼相看？
父辈们生前都很瞧不起干这一行的人，临死却要接受这一行人的照顾才能盖棺安息。这多么讽刺！
以前，僧侣普度众生，备受尊重。今天，诵经成为丧葬祭仪必不可少的一环，和尚也因被视为殡葬业者遭到疏远。
我经常苦思冥想这些问题，结果只令自己更加沮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