欠债这种事，即使借出的一方忘记了，背着债的一方好像很难忘记。现在我出书了，那群无心的白吃白喝人士，可能以为我又从实业界做回务虚领域了，他们暗中非常关注我的成功。感觉到这一点，我无比欢愉。
木下二十多年前还是个学画的学生。他在我店里的某个角落和现在成为他夫人的那位密谋私奔的计划后就不见了踪影。当时我也很年轻，印象中木下好像也就二十岁上下。我不知道他这些年都在哪里，怎么过活，但看他那些带有强烈个性的铅笔画，就明白他是稳扎稳打走过来的。他的画让人联想到佛教的修罗界。
我和木下约好了见面的地点。作家森敦提到过，为了防寒，他扯下和纸做的祈祷簿贴在蚊帐上。我想住一住他当初住过的房间。从那个房间的窗户望出去，肯定能看见月山。我开车从富山到鹤冈，与木下会合，一起往汤殿山进发。汤殿山被覆盖在深深的积雪中，通往寺庙的山路却有人清扫。寺庙比我想象的古老很多。到底是供奉着肉身佛的真言密教寺院，一进寺门就感受到一种特别的氛围。
大雪封山的季节很少有人来访，甚是冷清。我们被安排在二楼。因为是接待在这里辛辛苦苦忙了六个月作画的木下，饭菜煞是丰盛。一位独居在寺庙里的和尚还特意陪我们用餐。两位看起来像是从属于本寺檀家的老年妇女，特意从山下的村子过来伺候我们吃喝。不知道为什么，和尚不碰酒杯。来帮忙的妇女很担心，说和尚今天跟往日不同，不喝酒这一举动很反常。和尚于是用筷子指向我这边，说：
“这位施主背负着‘背后灵’，我今天不能喝酒。”
妇女问：“和尚您看得见灵魂？”
和尚回答：“是的。他背着很多。”
我听着他们的对话，大感不妙，感觉好像误入了恐怖异界一般。席间木下基本上没喝什么酒，而我倒满就喝，喝了再倒，连背的灵魂们那一份也都喝了。
第二天一大早，我透过二楼房间窗沿上的冰柱，向月山方向张望，然而除了云层下如水墨画般的雪景，并不见月山的姿影。
应邀去寺院演讲的次数越来越多。
我总是推托不掉，哪里邀请就去哪里讲。这当中，我和僧职人士聊天的机会也多了起来。然而跟他们聊得越多，我就越沮丧。有些人看似是认真踏实地履行僧职，然而深入一聊，便发现差不多都深陷教条主义的观念。
很多僧职人士只学到了游离于生死现场的纯概念的宗教学知识，每当亲临生死现场时就不知所措，渐渐地只能沦为主持葬礼和承办法事的专职僧人。
前几天，朋友的母亲去世了，朋友对我说起了在医院围绕他母亲的死的一幕，我听着就觉得心寒。
事情是这样的：朋友的老母亲病倒了住进医院，可能是感觉到大限将至，老母亲突然提出想听诵经，而且特别提到，想听长年听习惯了的檀那寺住持的诵经。于是朋友就去找护士长谈这件事。一开始对方不答应，后来朋友再三恳求，才商量说可以抽一天时间开个单间病房，在单间里进行的话也许可行。然而在朋友忙着张罗开单间的手续时，这件事传到了医院领导的耳朵里，院方坚决不让僧侣进医院诵经。与此同时，朋友和寺院那边磋商。住持也迟疑不决，一会儿说医院肯定不会答应，一会儿又说过些日子会抽时间去看望这位老人家，总之根本就不热心。朋友老母亲的病情渐渐恶化，朋友为了完成母亲的心愿，灵机一动，准备了一盘诵经的录音带赶到医院。没想到还是太迟了，老母亲已经憾然离世。
我听后只感到大家根本不在乎这是一个老人在世界上最后的愿望，十分残酷无情。老人临死前想听诵经，说明她是个经常到寺庙烧香拜佛的虔诚信徒。僧侣们平时说教时，口口声声说诵经念佛是多么难得，诚心恭信是为死后积阴德等。然而面对老人真正要为自己死后祈福，提出想临终前听听诵经的请求时，寺院方面竟然丝毫不为所动。医院方面说什么请僧侣进入医院不合适，冷酷无情地捏碎了一个老人的临终愿望，其行为也令人不齿！
然而这种事情不是指责一家医院或一位住持就能解决的。
一方面是从来没有全方位零距离地介入生死一线的宗教界现状，另一方面是只承认肉体活着才有价值的尽全力延长病人生命的医疗机构。朋友母亲的这个问题，正是处于这两者夹缝中的根深蒂固的难题。
我想，如果对这个问题置之不理，连一个老人活着时最后的愿望都不能实现，那么最近几年颇受关注的器官移植、脑死亡等问题，怎么可能获得真正的解决？
《入殓师》一书荣获了地方出版文化功劳奖。这个奖由鸟取县今井书店的永井社长发起，在七年前设立，说是只颁发给地方出版社的出版物。
我从来没听说过有这种奖，但听起来像是很实在，于是欣然答应去领奖。
我从富山坐电车到鸟取，整整坐了八个小时。车窗外，北陆、山阴等地秋色绚丽。
我漫不经心地观赏窗外秋景，忽然意识到一种接近原色的黄频繁地映入眼帘。那是一种叫北美一枝黄花的植物群。
印象中日本的秋景，是芒草和芦苇的穗在风中摇曳，透着雪白的光。然而现在我突然发现，这种从美国引进的植物，已经把日本的秋天染成了黄色。
这种草原产于北美洲，据说草根的繁殖力极强，能深入土层，纵横交织，还能分泌出一种不利于其他植物生长的物质，从而迅速地扩大生存势力范围。
对于这种草，我怎么也喜欢不起来。由此我想到一些战后从美国移植并在日本生根发芽的思想和思维方式。
我一路上思考这个问题，不知不觉就到了举办颁奖典礼的礼堂。当我被领到获奖者临时休息室时，发现一位因出版了关于农业方面的书获奖的大学教授也在场。屋里只剩我俩时，我凑过去搭话：
“我往这儿来的时候，一路上看见了很多北美一枝黄花，面积好大呀！”
“啊，那种草呀。”
“我担心过不了几年，全日本都变成黄色的了。”
“哪里，这倒不用担心。”
“是吗？您为什么这么说？”
“这种草繁殖到一定程度，就会被自己分泌的物质毒害，自我中毒，最终自行败灭。这种草在一个地方不能长期生长，是一种挺可怜的植物。”
教授那不动声色的语调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前些日子到福野町的教愿寺演讲，当时，教愿寺的住持釜田恒明师父问我想不想遍访韩国寺庙。我答应加入他们的韩国六日游旅行团。
我不善于集体活动，一开始拒绝了釜田师父的邀请。后来，釜田师父告诉我，他今年是第十七次参加这个线路的旅行团，而且打算只要活着，每次都参加。八十三岁的老师父说这句话时，眼睛深处闪过光芒。我被那一闪而过的光芒吸引，决定一起前往。听说釜田师父在日本吞并韩国时期，曾经作为东本愿寺的外派传教僧在韩国住过一段时间。
从到达金浦机场那天起，一个以釜田师父为领队的包含三十四名成员的巡礼团集结而成。这个团在旅行中时时高诵“我当粉身碎骨以报如来大悲之恩德”的恩德赞。
巡礼团参拜第一个寺庙时，当地旅行社指派的李导游认为，大家应该入乡随俗，按韩国仪式行参拜礼，并当众演示韩式的五体投地式拜礼。李导游操着流利的日语现身演示了三遍，可是没有一个人跟着做。站在最前排的釜田师父泰然地双手合十念阿弥陀佛，大家就都学着他做。
韩国的佛教人口约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三十，这些佛教徒清一色是以释迦牟尼为本尊的禅宗信徒。我们这个每到一个禅宗寺庙都高唱恩德赞的巡礼团看上去很优美且很有威势。
在扶余，我们登上建于峭壁上的皋兰寺，看见白马江水悠悠然从峭壁下流过。传说在百济灭亡时，有三千宫女从此地跳崖投江。
有人告诉我，一千四百年前，佛教就是沿着这条江传到日本的。我面对江水顿时感慨不已。
“佛教传来谢恩碑”建立在城外江边不远处的空地上。碑的背面刻着李方子、田中智学等人的名字。我们一行在碑前齐诵恩德赞时，听到朝王寺敲响的梵钟之音。朝王寺是由釜田师父发愿建造的。钟声飘扬在被晚霞映红的百济古都城，如菩萨大悲咒般悠扬动听。
在从百济开往新罗的长途汽车上，我一直在想：“因”字添上个“心”，便成了“恩”字。
在新罗，我们参观了收藏木刻版“八万大藏经”的海印寺，然后参拜了被称为代表新罗佛教建筑最高峰的佛国寺。第二天上午，我们参观了有着释迦牟尼优美石雕坐像的石窟庵，据说此庵建于七五一年。那年应该是大伴家持到越中赴任的一年。我想起《万叶集》中有首歌，大概是能登地方的民歌：“就算珍贵的新罗斧掉进泥泞的熊来川里，也不必难过哭泣……”
通往石窟庵的参道长达三千米，路两旁的树梢上油嫩的绿叶遮天蔽日。我走在釜田师父身后，一边走一边凝视他的背影。
从横柯上蔽的缝隙中漏下来的阳光，忽忽闪闪地照落在行进中的老师父的背上，看上去他老人家就像沐浴在光芒中。那光芒是来自青瓷色的大悲之天空，还是忏悔之回向之光？师父走过时，光影摇曳。
我快走几步赶上去与他并排行走，请教道：
“那个时候已经有真宗的寺院了吗？”
老人回答说：“有。当时建了很多座。”
“我只知道日本战败后，寺院也被拆毁了。那些信徒后来怎么样了？”
“很糟糕。”
老师父笑着回答。他笑得很悲哀。
尽管传教不了了之，这一路走来，我看到很多迎接釜田师父的韩国人的眼神温和而亲切。看得出来，那并不是因为老师父来过十七次而熟稔的亲热，而是一种对老师父本人由衷的信赖。每每看到他们用这种眼神迎接釜田师父，我都深受感动。
十七次巡礼路程上肯定有难以想象的艰辛和痛苦，釜田师父恐怕背负着自己的国家对这个民族犯下的罪业，带着忏悔的回心，依赖如来尊者的慈悲获得救赎……想到此处，我心中激动莫名。
想起老师父说过的那句话——只要我活着就会参加这个活动，我好像理解了这句话的深刻含义。
这是一次绝妙的观光旅行。所谓“观光”旅行，就是为了观看到“光”而不停地走，就像和尚西行和诗人芭蕉，以及那些不知道姓名的朝圣者那样，一直走到生命停息为止。
早上看到电视里关于奥姆真理教的报道，不觉想起几天前中村雄二郎在《朝日新闻》上发表的《人类知抄》一文中引用的歌德的话：
当人们面对根源性现象时，感性的人会躲起来惊叹，理性的人则会把最高贵的东西和最卑俗的东西结合起来，试图认为自己已经弄清了现象的本质。
——歌德《箴言与省察》
事实的确如此，歌德就是了不起。人啊，不管是过了一百年还是两百年，也不论科学获得了如何的进步，总是不记得活用先贤的箴言，不知道吸取教训，而反反复复地犯着同样的错误。
那些闹得整个社会惶惶不安的奥姆真理教的号称精英的干部，不正如歌德所言，把最高贵的东西和最卑俗的东西结合起来，还自以为是地认为什么都懂了吗？
这种情形不仅限于奥姆教的人，今天的知识分子身上都有这个毛病。
那些号称知识分子的人轻易地拥护奥姆教，就是因为他们把最高贵的东西与最卑俗的东西结合起来，还自以为弄懂了。
他们的共同点是不了解现实，只对古老经典的注释和书面知识进行简单而牵强附会的理解，自以为明白了。
即使对苹果详加分析，能够解释得头头是道，但如果没吃过苹果，就不知道苹果是什么味道；即使知道，也很难用理论表达清楚。然而那些知识分子却自鸣得意地夸口说可以讲清楚。
生和死的问题，就像苹果问题一样，也是要有现场体验才能说清楚。
像麻原那样的诈骗天才，性格中原本就有偏执狂倾向，加上权力等欲望的驱使，断章取义地摘取“娑婆即寂光土”（日莲）、“自己若为佛心，斯世则为佛国”（道元）等佛教用语，牵强附会地解释，还以为自己真的弄懂了。这种人在骗人方面很有才能，轻易摇身一变就成为得道尊师，把一己私欲说成佛祖的本愿，不管干什么坏事都是佛祖的意思，与自己毫无干系。
现在社会中那些在经济至上主义大潮和在偏差值教育熏陶下成长起来的神经脆弱的年轻人，一旦遇到了麻原这样的人，马上就完蛋了。即使中途醒悟，觉得不对劲，也只会自欺，把最高贵的东西与最卑俗的东西结合起来，装出一副一切了然于心的面孔追随而去。
然而若要追究出现这种邪教的原因，既存宗教也难脱干系。其中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宗教人士光说不练。圣道门的僧职人员口中讲着“悟道”，却不为悟道做任何努力；净土门的僧侣口中讲着“信”阿弥陀佛，心中却根本没有阿弥陀佛的影子。这些僧职人员仅仅在口头上按照教条让别人“信”佛。心中无信，却空言“信”，就如心中无爱，却谎称去“爱”一样虚伪。
前些日子到新潟卷町的妙光寺讲演，归途中顺便去了趟出云崎。
说到出云崎，我便想到良宽；说到良宽，我便想象他和村里的孩子一起拍皮球的样子。
晚霞铺天际，春日昼渐长。
良宽化缘去，走至小村庄。
村中有儿童，逢春出相戏。
群集寺门口，相约拍皮球。
良宽发童心，忘却化缘事。
让我加入来，一起玩耍去。
一二三四五六七，
你来唱数我来拍，
我来唱数你来拍。
拍呀唱呀春霞暖，
漫漫春日已黄昏。
这让我想到良宽的为人，心就像浸润在母亲羊水中的婴儿一般，感到暖洋洋的安宁。
文政二年（1819年），以新潟三条为震中发生了大地震。震后良宽给好友山田杜皋写信：
地震造成的困扰真是不小啊！所幸小僧的草庵安然无恙，亲人中也无人伤亡。然而，遇到灾难时，我就想，遇到灾难也没什么不好；要死时，我就想，死也挺好。这可是我逃避灾难的妙法。
这是良宽在发生了死了一千六百零二人的七级大地震时寄给朋友的信。
试想在不久前发生阪神大地震时，哪位僧人能够写出这样的信？
不过，在倡导超越生死的佛教教义中，也有主张原封不动地接受灾难的精神。
据说，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咽下最后一口气之前，曾经大声呼喊：
“主啊，为什么抛弃我？！”
我认为这体现了基督教和佛教的根本差异。
一个是以自然为对象产生的思想，一个是视自然为“自己至然”产生的思想，两者之间存在根本差异。
基督最终复活，以神之爱焕发光辉；佛教自产生那天起，就以慈悲之光照耀斯世。
我在良宽的五合庵前沉吟踟蹰思绪翩翩时，忽然想起前几天在东京出席“生命与死亡学会”（会长为土屋健三郎），来自神户的卜部文麿说了这么一段话：
那次地震后，我家院子里那棵无花果树结的果子比往年多了一倍，柿子树结的果实比往年多了两倍。以前从来没看见过的鸟儿，不知从哪里飞来，啄食汁液饱满的无花果和柿子……地球有时候要进行自我活性化运动。地球是有生命的，时不时会打个喷嚏。（运动过后）地球上的很多生命就会复苏。（这次地震）神户死了很多人，然而大多数是由见识粗浅的人类自己建造的房屋倒塌造成的死亡，自然界的草木花鸟却都欢蹦乱跳，活得好好的。
卜部是“生命与死亡学会”的倡导者之一，和美国的精神科医生库伯勒-罗斯女士交流过学术。
我对库伯勒-罗斯女士基于病患的死亡临床现场进行的发言深感共鸣。
她说：“我想，神只有一个。然而，在我的国家，能够让人们理解死亡并感到安心的神，只能是基督教的神。”
用几何学方法证明神只有一个的，是十七世纪哲学家斯宾诺莎，他的结论是“神即真理”“神即自然”“神即爱”。
我也认为宇宙的真理是唯一的，然而我认为，能让我信任的神必是佛教的神。
佛教源于古印度，经中国、朝鲜传入日本。我所在的北陆地区，竟然是佛教在世界上传播的最北端，真让人感到不可思议。亲鸾在越后，道元在越前，日莲在佐渡，他们在北陆各地区把佛教思想发扬光大。对于出生于这样的风土、看着这里的美景长大的人来说，佛教思想浸染了日本北陆地区特有的清香和色彩，飘扬在我们身边吹拂的风中。
如果有人问我：当你的生命临近终结时，会留下什么样的辞世之句？我想，我会像良宽那样回答：
若有人问良宽可有辞世诗
且请回答他：南无阿弥陀佛
Winter Moon over Toyama Plain，1931
川濑巳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