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把刚刚完成的《入殓师》终稿陈于面前时，脑海中突然浮现起正冈子规的话：“有人认为所谓开悟就是准备好了在任何时候都能从容地去死，这其实是错误的。真正的开悟，是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能从容地活着。”
这段话收录在正冈子规的散文集《病床六尺》中，日期是明治三十五年（1902年）六月二日。在与这一篇文章标记的日期相近的文章中，到处可见这样的字眼：“惨叫”“号哭”“痛得真是无法形容”“如果可以死去，那就再好不过。然而我却死不了，也没有谁能帮帮我让我死去”“难道没有任何人能帮我解除这种病痛之苦吗”。可以想象，子规的病痛是如何严重。《病床六尺》这部随笔集，子规一直坚持写到他去世前两天。
他对开悟的认识很有分量。
假如我们某一天突然被告知：“你身患癌症，已是晚期。”我们能否像子规所说的那样“从容地活着”？
我过去对禅宗阐述的开悟境界的理解也是“在任何时候都能从容地去死”，我小时候被灌输的思想也是让我“为了什么什么漂亮地去死”，所以一直追求能在任何时候都可以从容赴死的觉悟。
现在我才发现，这一切都是错的。关于“死”，活着的人无论怎么诠释，都只能是各种对“死”的似是而非的想象。
而这些想象终究是些似是而非的东西，一旦我们面对死亡，根本派不上用场。
仅仅是派不上用场也就罢了，糟糕的是有些人会因此惶恐不安甚至绝望，更有甚者为了使自己对死的理解显得合适而走向极端——自杀。
死，究竟是什么？正确地认识“死亡”，其实非常重要。
因为如果对“死”的理解差之毫厘，那么对“悟”的理解就会谬以千里，甚至会得出“从容地去死”和“从容地活下去”这样截然相反的结论。
看来，人如果想得到关于“死”的概念的真正答案，要么去直面死亡获得切身体验，要么从那些不论何时何地都能从容地活着的人（人们称这样的人为菩萨或圣人）那里获得启示。
如果一个人靠切身体验获得了关于生死的真理，那就是明白了处于漫长的永恒中的一瞬般短暂的人生是如何重要，如何宝贵，品尝到活着和能够活着的喜悦，从而让自己在任何情形下都能从容地活下去。
我想，这大概就是佛教所说的“开悟”。
本书出版后极受欢迎，读者们口口相传，报纸杂志争相报道，一版再版。
我原本还担心没人读，卖不动，一度想过自费出版，最后还是奓着胆子在一家地方出版社试了试。
没想到出版后一炮而红，事态发展超乎想象，几乎令我无法“从容地活下去”，因为我完全陷入了亢奋状态。
凭我对自己的了解，一旦这种躁动不安的亢奋状态过后，接踵而来的必无什么好事，经常会是走向反面极端，接下来便会忧郁一段时间。《入殓师》一书在读者中引起反响，说明我写的东西得到了认可，这是好事，应该高兴才对。可不知道为什么，我心中隐隐不安，总担心会有什么不好的事情随之而来。
我记得曾经为了获得人们的认可，一门心思埋头爬格子。
我也记得饱受挫折、绝望之余，徘徊于空茫的街头自暴自弃。这些犹如底片，记录下我想获得世人认可的心情。
然而，我今天获得了这么多人的认可却高兴不起来，反而被隐隐的不安困扰，这究竟是为什么？
当初，为了获得人们的认可而拼命努力，换来的只是拖累他人和社会，甚至被亲戚、朋友、妻子嫌弃，更不为社会所容，独自一人蜷曲在无底的深渊。
那时，把我从地狱中救出来的，就是那双眼睛。只有她不折不扣地认可我的工作，在我为死者纳棺时为我拭去额头的汗珠。她那双明眸深处，凝望我时有光闪过。我被一双如此美丽的眼睛认可了，还需要其他任何人的承认吗？从那个让我重拾信心的时刻起，什么金钱、名誉、地位，对我来说，应该都不再重要了才对。
管别人怎么想，我自己想通了就行。这本书也应该是在这种心境下写出来的。
亲鸾在《叹异抄》里说过：“细案阿弥陀五劫思惟之愿，诚为亲鸾一人。”
然而我仅仅因自己的书稍获认可就这般不能从容镇定！我的心正如亲鸾所言，“迷失于名利之大山中”，心乱如麻，真是“可耻啊，可痛啊”。
我的书受到了好评，妻子和女儿却并不感兴趣。确切地说，她们只是觉得我莫名其妙。
也难怪，自从结婚以来，妻子跟着我吃尽了苦头，被我搞砸的事数不胜数，我在她心目中简直就没什么信用。
特别是提到文学创作这样的事，她本能的反应就是反对，认为这是破坏我们家庭生活的元凶。当初我沉迷于吟诗弄句，连生活都捉襟见肘，却整天和酒肉朋友混在一起，不知收敛，孩子生下来后连奶粉都买不起。这些糟糕的记忆在妻子心中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
现在好不容易还清了当年经营小店时欠下的债，一家人总算过上了安稳日子，我又开始瞎折腾了，妻子自然不会给我好脸色看。
前几天，妻子去超市买东西，回来后告诉我，说附近的一位妇女见她就说：“原来您先生干过那种事呀！”看得出妻子很生气，抱怨道：“都怪你出那莫名其妙的书！”
另外，还有人质问她：“你当真对着你先生骂他‘肮脏污秽’？”好像在指责她不应该这样说。妻子很恼火。
总而言之，事态的发展超出了想象，我不知所措。
我写这样的日记，甚至出这本书，都不是为了成为作家。也许有人会问，既然不是为了成为作家，那为什么会想到写书呢？其实我自己也不清楚，可能是由于某件莫名其妙的事情，我不知不觉间写了这些东西。
事情还得从五年前说起。
昭和六十二年（1987年）十一月，我遇见一直很尊敬的诗人长谷川龙生先生。可以说，如果我没有遇到这位流浪诗人，就不会有《入殓师》。
那天我们两人在富山市的一家咖啡馆喝咖啡，他忽然像想起了什么一样，拿出纸和笔写起来。两个小时后，他终于写完了，让我帮他传真给某杂志社。他当时笑着对我说，一不小心忘了截稿时间。
我记得当我用公司的传真机发稿子时，简单读了其中一篇，受到很大的冲击。那是一份长达五页的文稿，结尾令我记忆犹新：“我认为，诗人的时代即将来临。这里说的诗人不是抒写人类情怀的，而是选择更加深邃的主题，如科学的尽头究竟有什么。面对在大地的尽头发出信号的神秘存在，人类的心如何飘摇游弋……诗人将关注这些问题，他们的时代即将来临！”
这篇文章刊登在杂志《昴》当年的十二月号上，题为《奔向终极核心》，内容是给处于科学进步和社会变革大潮中穷于应付、停滞不前的哲学和宗教敲响警钟，笔调带有讽刺意味。
发完传真，我把底稿带回家，重新阅读了一遍，不知不觉被莫名的冲动侵袭，开始搜寻以前刚开始做纳棺工作时写下的记录苦闷心情的日记。终于在大学时代留下的一堆笔记中找到了这些以凌乱的笔迹写下的日记。
×月×日 阴
初次纳棺。
虽为初次，却运气欠佳，死者是个大块头且尸身严重僵硬。我大汗淋漓，费时两个钟头。很紧张，很累。
×月×日 阴间晴
今天干了三家纳棺的活儿，累死了。
赶到第三家时时间晚了，被一顿臭骂。人们称我为“入殓师”，我感觉不畅快，查了《广辞苑》，竟然没有“入殓师”这个词！
×月×日 雪雨
叔父来了。
说我是家族的耻辱，话带侮辱。临走还撂下话来，说如果我不赶紧换工作，就和我断绝关系。
我真想揍他一顿！
妻子也求我辞去这份工作。也许我真应该在孩子入学前辞去这份工作。
然而我始终不解，人们为何如此嫌弃这样的工作。
×月×日 阴有小雪
今天去纳棺的那家请来念经的和尚是一位过去经常到我店里光顾的住持。他好像也认出我来了，但我尽量不与他四目相对。
我为自己干这么卑贱的工作感到羞愤。
这样下去不是个办法。
…………
日记简单地记录下当天发生的事情和感想，有时甚至只写了一句话：今天很累。
后来，日记较少记录当天发生的事情，渐渐变成了抄写自己或别人话语的片段。比如：
有人说，人沐浴死亡之光时，才能看见生命的光辉，其实是在接受死亡之后沐浴着超越生死之光时，方能看见生命的光辉。
当死者正确地感觉到所有存在的根本处的真正实在就是光明本身的时候，就意味着死可以不经过“中有”阶段而直接获得解脱。
——《西藏度亡经》
所谓哲学指的就是把思想外部的无限纳入概念中加以理解的尝试。
——黑格尔
不符合科学的宗教是盲目的，没有宗教的科学是危险的。
——爱因斯坦
绘画的功能就是描绘出人类看不见的世界。
——保罗·克利
总之都是些名言集锦式的随手之作。
然而当我回头读这些日记时才深切地感受到，自己是多么认真地活过来的。不厌其烦，哪怕仅仅写上“今天很累”，经常阅读哲学和宗教方面的书，不停地思考。每天接触死亡，思考固定的命题：何谓死亡，死后的世界又是怎样的？
那时活得如此诚挚，我很怀念那个真挚思考的自己。看着日记，入殓师时代的日子一一浮现在眼前，我不自觉地拿笔写起来。
当时只是受到某种触动而动笔，根本没有要好好写、将来好出书等不纯的动机。
写作的过程，就是让自己重新经历过去的烦恼和痛苦。有几次我甚至扔下笔打算放弃。后来有一天，突然想到亲鸾上人最重要的思想——“两种回向”，像开悟了一般重拾秃笔，一气呵成。
不过这个时候距最初动笔，已经过了五年的光阴。
Yozakura in Rain，1935
吉田博
收到了很多读者来信。
夹在书中的读者信息卡，也回收了几百张。
我看了读者写的感想，发现基本上可以归纳为两种意见。
一种意见是高度评价第一章“雪雨时节”和第二章“死之种种”，认为第三章“光与生命”太死抠道理，不如不收录，最好能再写一些像前两章那样的工作现场体验。另一种意见则截然相反，高度评价了第三章的内容。
持第二种意见的人，恐怕是经常关心死亡问题、死后世界问题和宗教问题的人士，他们对书中出现的佛教用语有基本的了解。
但对我来说，没什么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的分别。我只是把自己认识并理解的东西记录下来而已，即对“死亡是什么？死后的世界又是什么？”这个命题的理解。
读者来信提得最多的恐怕是感叹我竟能从事与死尸打交道的工作。
其实有些人在工作中接触过的死尸应该比我多得多。比如有些专业护士，就要经常处理死亡病患。还有那些自父辈以来就从事殡葬工作的人，尤其是长年在火葬场工作的人，几十年下来接触过的死尸不计其数！警察局里经常鉴别死尸、解剖死尸的法医，在医科大学教授解剖学的教授，一生中该仔细凝视过多少具死尸！
问题的关键在于，面对死尸时，着眼点在何处。
把他人的死简简单单地看成一个人的死亡，就能把人的尸体当作物体来处理，就能埋头对人类的头盖骨进行考古研究。
在人类历史上，有过食人族的传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些流亡的残兵靠吃同伴尸体上的肉勉强活下来。最近还听说，在安第斯山脉，有人靠吃空难丧生者的肉幸存下来。
有些人却不敢面对死亡、死者，只会背过身去，恐惧得浑身发抖。
问题仅仅在于，眼前的死亡、死者在多大程度上真正关系到自己的生死问题。
看了一些读者来信，我十分惭愧。
比如今天接到的来自长崎的五十五岁的读者的来信。
拜启：
我拜读了您的《入殓师》。
我认为此书不是出自凡夫俗子之手，而是亲鸾上人或释迦尊者借您的手把它展现给世人。
本书引用的佛教经典、注释，甚至难解的净土真宗的精髓，都能超脱生硬的概念。您发自感动，用极其易懂的语言传达喜悦给我们。
这是一篇毫不做作的最为纯正的证教！我为了获得这种感动，不知读了多少本书，听过多少次宣教，请教过多少声名显赫的先生。
然而由于不谙佛之善知识，我的努力只能是更加感悟到自己能力有限。如果不是扎根于现实生活，看来是无法解脱，而只能是不停地尝试自我诠释的解脱方式。
在生命科学日渐进步、宇宙物理学迅猛发展的今天，说这本书是诠释“生命”的教科书，应该当之无愧。
这本书告诉我们，跟宇宙时间相比，人生不过一瞬间。而这一瞬却是如此宝贵，如此不可思议。我希望大家都可以来读读这本书。
一般来说，接到死亡宣告的人的传记都是围绕生死的问题而写的。本书的作者却很顽固地执着于“死”这一命题，而且论述得如此客观，赞赏之余令我感到一些畏怖。
总之，您的出现可能就是祖祖辈辈期待已久的妙好人降生了吧！
这位读者想必是位僧职人员，否则真该说他才是一位妙好人。真是对不住了，我这样的人，根本不具备当妙好人的资格。如果有个地缝，我恨不能钻进去。
如果说《入殓师》中，有凭借感动传达给读者的东西，而且正巧是净土真宗的精髓，那也仅仅是我靠自己的感觉理解了亲鸾在《教行信证》中所说的“光颜巍巍”和“两种回向”的解释而已。
荣格引用普韦布洛印第安人的话说：“真正正常的人是不用头脑思考的，只有疯子才用头脑思考，白人用头脑思考。我们印第安人不是这样的。”我那些靠自己的感觉理解的亲鸾的话，和荣格对印第安人的话的理解方法如出一辙。
这位读者的“如果不是扎根于现实生活”这一点提得非常好，堪称亲鸾思想精髓的“两种回向”说，其实是立足于生死一线的真实产生的思想，而不是单纯的观念性思考的产物。
亲鸾在京都六角堂的百日闭关，在关东地方的高烧体验，可能都给了他宝贵的真实体验。
世间所谓的知识分子，只会借用书本上读到的近代思想谈论亲身体验才能获得的智慧，就因为他们总想靠理性去理解这些智慧，才永远无法获得真正的理解。
丹麦思想家克尔凯郭尔说过：“存在不能成为思考的对象。”越是把存在作为思考的对象，那些仅仅用于描述实际存在而存在的语言就越发成为抽象的概念。
请我去讲演的人越来越多。
其中最多的邀请来自净土真宗的寺院。由于我书中内容的特点，净土真宗的寺院请我去讲演无可厚非，然而有时还有净土宗和曹洞宗的讲演邀请，甚至偶尔会有日莲宗寺院的邀请。
听众大多数是僧职人士，他们集结往往是为了某次法事。我渐渐意识到自己是在代替僧侣给他们的门徒和信众授课说教。
来听讲演的大多是老年人，也不知是什么原因，听众中七成左右是女性。
前些日子，本县的一处净土真宗寺院请我去讲演。
我走进大讲堂一看，里面已坐满了人。
我讲了一阵后，无意中发现一位坐在最靠近讲台一排的老奶奶，可以说是听众中年纪最大的一位，她不停地拿小手绢拭泪，还不时地双手合十念佛。
讲演的时间是一个半小时，这位老奶奶一直仰视我，不停地拭泪，双手合十，口念阿弥陀佛。
我在不知不觉中竟忘却了台下其他几百个听众，只关注这位老奶奶，直到讲演结束。
收拾好打算离开时，我走到老奶奶面前，跟她打招呼，问她我讲的东西好不好懂。这时候坐在老奶奶身边的七十来岁的妇女告诉我“她耳朵听不见”，说完笑了起来。
周围的人也跟着哄然大笑。
我喋喋不休地讲了一个半小时的生为何物、死为何物，我为这些生硬的道理而羞愧。
我感到净土真宗五百年岁月中教化的成果已经体现在了这位老奶奶身上。
有一次，一些护士聚会，请我去做讲演。
年轻的护士眼睛里闪着光辉，认真地听，我很欣喜。
讲演结束后，还有一点时间，我就问她们：“大家有什么问题想问吗？”一位年轻的护士站起来问道：“接触僵硬的死尸，您不觉得恶心吗？”
以前我从事纳棺工作时，有一次在医院的太平间为死者入殓。当时一名站在旁边观看的小护士也问了我同样的问题。记得当时我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反问：“你刚才不是也处理过这具尸体吗？”对方的回答是：“可是，刚才他身体还有温度，是柔软的嘛。”
看来，在她们的认识里，同样是尸体，柔软有温度的不可憎，冰冷僵硬的却令人厌恶。所谓死尸指的是那些冰冷僵硬了的。
还记得有一次在一户人家纳棺，当场集聚的死者的亲友反复齐唱“南无妙法莲华经”。那具尸体严重僵硬，特别是手臂部分硬得像木棒，为了让尸体的手臂变软一些，我把双手伸到被子底下，拼命忙活：先揉搓手指使之变软，再反复屈伸手腕部分，苦战良久，终于把双臂拉进寿衣袖子里了。这时候突然有人大喊起来，说：“大家快看呀！刚才还那么僵硬呢，我们一齐念经，就变得这么柔软了！”诵经声戛然而止，有人应和道：“真的啊！真的呢！我们一念经，尸体就那么软了下来！”所有的人都把目光聚集在我正为死者穿衣的双手上。
我惊呆了。
我从来没像那一刻那样怀疑宗教的作用。那具尸体之所以变软，绝不是那群人齐诵“南无妙法莲华经”的成果。
宗教的笃信者很容易把看到的情况归功于自己信仰的宗教。
动物一旦死去，一段时间后就会变得僵硬，再过一段时间又会变软，最后腐烂。只要看看鱼铺里卖剩下的鱼就会明白这个过程。那么动物死后为什么会僵硬呢？据说这是因为动物死了之后，身体内部会发生化学反应，产生一种化学物质，在这种物质的作用下，肌肉短时间内会僵硬。等这种物质扩散开去后，肌肉会松弛，全身也会再度变软。这些是我从一位在医科大学研究解剖学的教授那里听来的。
信教者容易陷入的误区，就是把超出自己掌握范围的科学知识和不能解释的现象，都推到自己信仰的宗教上。
所以说，即便是笃信宗教的信徒，也有必要经常听听关于科学进步的报告，好更新“善知识”的储备。
早晨打开报纸，上面登载的一幅照片映入眼帘，我刹那间全身震颤！
我颤抖地剪下那幅照片，像被某种力量驱使一般走出家门，奔向照片中展示的会场。那是拍下美国投下原子弹后的广岛、长崎照片的美国海军随军摄影师乔·奥唐奈的摄影展。刚一踏进展厅，那幅照片就映入了眼帘。
我被那照片吸引，对沿途其他照片视而不见，直接走近前去，胸中涌起无限感慨，久久呆立，不能离去。
照片拍的是一个身上背着死去的弟弟的八岁男孩。照片下面有乔·奥唐奈写的说明：“这个男孩背着弟弟的尸体来到火葬场。他卸下弟弟小小的尸骸，平放在火葬用的热灰上。男孩直直地站在尸体前，像个小小的士兵，收紧下巴不肯低头看一眼。然而他紧咬下唇的动作将他的心情暴露无遗。火葬结束后，男孩静静转身离开了。”
我读着这段话，泪水顺着脸颊滑落。
当年我把弟弟的尸体放到冒着烟的热石灰上时，也是八岁，和照片上这个男孩年龄相仿。
对我来说，不必再看其他照片展示的悲惨情形，仅此一张足矣。我从背负幼弟尸骸、直立不动的少年挺立的身姿中，读到了战争的悲惨和人类的悲哀。
在回家的路上，我想起了电影《禁忌的游戏》中的女孩，她也是战争的牺牲品。电影讲述的是女孩目睹了父母被机关枪扫射而死，人们又当着她的面掩埋了父母的尸体。女孩随后被寄养在一户人家，她经常邀那家的男孩一起玩埋葬小动物的尸体并在坟前立十字架的游戏。
观看影片时，我一直流泪不止，终场后也不能从座位上站起来。女孩的悲哀和影片的主题曲，几十年来萦绕在我的心头，挥之不去。
据说少年时的经历会给人的一生留下深刻影响。
我选择纳棺工作，被叔父威逼也不肯辞职，恐怕是在我把弟弟的尸体放在火葬场，直挺挺地立在那里，紧咬下嘴唇抬眼望向天空时，看到了格外明澄的光亮的缘故。
人经常干些愚蠢而可悲的事情。
今天就发生了一件可悲的事情。报纸上刊登消息说，曾获得普利策摄影奖的摄影家凯文·卡特自杀了。
他拍摄的照片中，有令人目不忍睹、给人强烈冲击的东西，比如那幅以非洲饥饿为主题，抓拍到蹲伏在地的饥饿女孩以及她背后的秃鹫的照片。
所有看到这幅照片的人差不多都会背过脸去，不忍正视，人们批判摄影师在按下快门之前应该先救那个女孩。
这幅照片吸引了全世界人们的眼球，有一种根源性力量，引起广泛的批判。歌德好像说过，人们一旦看到根源现象**裸地呈现在眼前，就会恐惧不安，宁愿背过脸去。
人们为了从恐惧和不安中解脱出来，就寻找一个对象，毫不留情地攻击。这幅照片的拍摄者，就这样被逼上了绝路。
乌鸦和秃鹫等鸟类拥有比人类灵敏几千倍的嗅觉，从遥远的地方就能早早地感知动物即将死去。人们指责它们的嗅觉能力，有什么意义？！
一边吃着炸鸡块，盖着羽绒被，一边指责秃鹫待食死尸，这就是人道主义者标榜的人类的欲望和自我！
如果不抓住根本原因，就无法解决问题。
那些指责卡特不去拯救即将被秃鹫袭击的女孩的，也许是一些心地善良的人，但他们的指责往往偷换了问题的本质。
金子美铃写过这样的诗：
大丰收
朝霞灿烂
今天丰收
大尾的沙丁鱼
捞上来很多很多
海滩上
热烈如庙会
大海里
成千上万的沙丁鱼
正举行葬礼
——《金子美铃全集》第一卷
那些批判凯文·卡特拍摄《饥饿的苏丹》的人，想必也不忍心读这首诗。
人总是选择避开不喜欢的东西，对自己不利的东西，特别是避开有关生死的根源性问题，这样才能安心活下去。
如果把地球看作一个生命体，我们会看到：有些部位富饶，而有些部位贫困；有些国家食物多得吃不完，而有些国家甚至连秃鹫都很饥饿；有些地方为捕到满舱的鱼而喜庆，有些地方却笼罩在哀悼的悲伤中。
高举漂亮的人道主义大旗的人们，频繁地燃起战火，烧焦蓝色的地球，灼伤少年的双眸。
悲伤在欲望面前闪烁的情形，直到今天也没有改变。
姨妈死了，享年八十二岁。
去年，姨妈唯一的女儿过世后，姨妈就一个人住在东京。前不久，邻居发现她倒在自家大门口，帮她叫了救护车。之后邻居跟我联系，我马上赶了过去。
姨妈住进医院打完点滴，看到我之后说：“邻居真是多事，其实不管我让我去了多好。”
姨妈在东京无依无靠，我决定带她回老家住院治疗。这次她倒地不起，大概是因为没吃什么东西。邻居送给她的饭菜，都原封不动地搁在冰箱里。
我意识到，姨妈是在求死。出事前一周，她几乎每天都给我打一通电话，而且都是一大早四五点钟打来，总是问我人在哪里。有时候一开口就问：“你在新宿吧？那赶紧到我这儿呀！”我身在富山，每次接到电话总会回答：“我过几天就去看您。”但是一直忙于工作，始终没能如约去看望她老人家。后来我才意识到，那些电话其实是深感寂寞的姨妈向我发出的信号。
姨妈住进我们当地的医院，治疗了一段时间后，基本上能走路了。但是不小心在走廊里摔了一跤后，她就再也没站起来。后来，每当我去医院看她时，她都会问：“你干吗去了？”有时候她会突然想起她妹妹，也就是我的母亲，对我说：“那个讨厌的家伙来吗？你可别让她来呀。”
姨妈一天天衰弱下去，每天都重复说一些莫名其妙的话。最后几天，我每次去看她，她都会反复地提出：“送我回东京的家吧。”我也都顺口答应：“好吧，回东京。我明天就去买机票。”姨妈听后开心地笑了。第二天，我再去看她时，陪护的阿姨偷偷凑在我耳边说，姨妈从昨晚就以为自己坐到飞机上了，而且不停地问我在什么地方，阿姨告诉她我坐在后面的位子上。果然，姨妈见我就问：“你到哪儿去了？！”我回答：“我就在后面的位子上坐着呢。”姨妈好像放心了，对我微笑，容颜是如此安详。
姨妈真的以为自己是坐在飞机上。
我认为姨妈的死很美。
来参加葬礼的人都说，姨妈在独生女儿过世之后就失去了唯一的依靠，在极端的孤独和绝望中死去，很凄凉。但在我眼里，姨妈的死是一种很美的死。
人们评价说，某某人的死孤独而凄凉。这充其量不过是一种活着的人对死的猜测。死者的亲戚好友再多，死去的仅是死者自己。躺在病**面对死亡的，也仅是死者自己。死亡本来就是一件很孤独的事，再用孤独修饰死亡，就有点奇怪了。
比如十七世纪最伟大的画家伦勃朗的传记中，对画家的死做了如下描述：“居住在犹太人聚居的贫民窟里，没有人认得出他是谁，他最后孤独凄凉地死去。”在画家的晚年，拥有过的显赫名声已经被人淡忘，家财散尽，妻子儿女也早他离世。传记中用“孤独凄凉地死去”形容，可能是想说，画家是在这种境况下迎来了死亡。也就是说，画家迎接死亡时的状态和他人生鼎盛时期相比显得无比凄凉，但不能说死亡本身凄凉。我的意思是，世界上不存在什么“凄凉的死”。
据说古时候生活在冥想和禁欲世界里的修行者中，很多人觉得自己死期将至时都会断食修行。
所谓“断食”就如字面意思，“断绝进食”。一开始进行的是“木食修行”，即断绝进食五谷，只进食树木的果实和根茎，最后进行完全断食修行，只饮草木叶梢上的甘露。
断食修行开始一两周后，身体就会像枯树一般干瘪，称作“枯死（假死）状态”。在这个状态下，眼前会突然出现“光”的世界。
一般把这称作“阿弥陀佛之来迎”现象。
姨妈摔倒在自家门口、被送往医院抢救过来的那天早晨告诉我，她已经一星期没吃东西了。我惊问她何故如此，她微笑着说：“我倒是每天都喝抹茶。”
姨妈以前是教茶道的老师。自从昭和三十年（1955年）姨夫去世之后，她把全部精力都投入教授茶道上。
抹茶就是草木之叶的粉末。姨妈靠草木之叶的粉末和热水生活了一周，跟断食修行没什么两样。
当姨妈对我说“邻居真是多事，其实不管我让我去了多好”时，她可能已经悟到自己大限将至了。
我越想，就越这么认为。
Spring Evening at Inokashira Park，1931
川濑巳水
森敦的小说《月山》以汤殿山注连寺为背景舞台，画家木下晋为此寺画天井画而出名。我应木下的邀请，决定一访注连寺。
我第一次读《月山》，大约是二十年前的事了。当时正一边做纳棺工作，一边拼命思考人死了会怎样。我为此还真贪婪地读了不少书。月山被认为是人死后要去的他界之山，我一直在脑海中勾画这座山的轮廓。然而，不论我多么努力勾画，月山的形象一直模糊不清。
小说中关于月山有这样一段话：
月山，对于那些想知道它为何被称作月山的人，不以本然面目示之；对于那些想一睹它真面目的人，亦不欲讲述它被称作月山的缘由。
作者刻意渲染月山的幽玄之美，从来没一睹月山姿容的我，脑海中只能模模糊糊地描摹出一座淡墨色山丘的形象。
我脑海里装着这座山模糊不清的轮廓，总是想，什么时候一定要亲自去月山看看。心里老惦记某件事，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实现，想想还真是不可思议。
大概是一个月前，我忽然接到木下的电话，他确认了我就是开过咖啡馆的青木后，说：
“你写的《入殓师》，我读过了，真让我大吃一惊呢……不敢相信你就是那个我认识的开咖啡馆的青木啊……啊，对了，我记得当时好像在你的店里白吃白喝了三年却没付过一文钱。我大概该付给你多少钱？”
他说的是三十年前的酒饭钱，我只能笑着回答，欠债已经过了时效。在我那家店，别说欠三年酒饭钱，从开业一直到倒闭都白吃白喝的也大有人在。事实上，到我店里吃喝的主要是喜爱绘画和爱好文学的人士，大家都稀里糊涂的，根本不知道是在吃谁的喝谁的。何况连我这个经营者都带头吃喝，从来没人付钱，也没人想起应该付钱，所以那家店根本谈不上是在做生意。令我觉得不可思议的是小店竟然能撑八个年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