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個潮濕、悶熱、低雲灼燒的日子，我拿到了東莞居住證。
作為身份證的贗品，這個四方形硬卡片的表麵，有層憔悴的光（在銀行，它並不被承認）。那個將它發給我的警察眼神裏映射出這樣的含義：一個人，無論他的家鄉有多麽壞，任何逃離它的人，本質都是可鄙的，因為他生活在那個場之外，他讓自己變得像個私生子。
一
我並不同意這種苛責。
遷徙對於一些作家意味著死亡，而對另一些作家，則是重生。
或者更武斷一些：死亡的，是那些曾經在故鄉有著強烈優越感的作家。
在新疆烏魯木齊，我過的是靠稿費維生的自由寫作生活。抵達東莞後，我的生活本質並未發生改變，所不同的，是我的外部環境。新環境讓我每每陷入窘迫、頹廢、悲憤乃至深思的境地中，好像我太孱弱，根本無法承受這些濃烈情緒般。我總是那麽敏感。我被投進一個速成器，在短短幾個月內，要將本地人用十幾年、二十幾年掌握的生活能力，悉數學會。
適應東莞生活的第一步，是將以“公斤”計算的習慣，改變成“斤”。
這種東西陡然少了一半而價格還比原來貴的日常生活，對操持一日三餐的主婦來說，是痛苦的。核算出一根黃瓜價值四元時，我的心尖一抽一抽地疼。我從不輕易買肉。如果饞，就買秋刀魚，放上豆瓣，將膻腥味遮住。我敏銳地發現，每晚九點後，超市的食物要打折，便總趕著那個點去搶購。
在銀行，我的新疆身份證引來穿著製服的櫃台人員的驚呼，除了漢字，還有一種她從未見過的文字赫然展現；在大街上，我突然愣怔，招牌上明晃晃的“豬腳飯”，令我的眼仁兒生疼，像即刻就要流出眼淚（在新疆，某些詞語是禁忌）；在公交車裏，我聽不懂婦女嘰裏呱啦的聊天。一個字都聽不懂。我是從“出邊落緊雨（外麵正在下雨）”“有呣擔遮啊（帶傘了嗎）”開始學習白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