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去工伤康复中心前，我下意识的动作，是将钱夹从坤包中取出，只拿了些零钞。
莞樟路，永远让我惊骇、心跳怦怦，像逃亡时遭遇追杀者。这条路的车辆和设备都被使用到了极限，路应该多加几条车道，而车辆应该更温和一些。就在我站的这个红绿灯旁，三个月前发生过厢式货车将身穿校服的小学生碾入轮下的惨剧。
那可怕的厢式货车像鲨鱼，拥有庞大臀部，是这路上的主角，一辆比一辆快，喇叭声、发动机声，无一刻停歇，马不停蹄，滚成条声音河。那货车好像永远都不会坏，那坐在驾驶室里的司机好像一尊雕塑，随意调整着方向盘，喘着粗气，鼻孔里喷出暴戾的火团，烧在半空。
五分钟后，公交车驰来，见我招手，戛然而止，将我吸纳进肚腩后，再合拢，继续奔袭。车厢内仅有四五个乘客，座位高，视野开阔。车窗外道路两边闪过丛丛暗褐小楼，缀着各种字体的广告：帆布、钢材、印刷、汽修……这些簇拥在街面的文字毫无遮掩，有时，甚至会出现很吊诡的一对反义词：“生孩子，到××”，“做人流，到××”。
至黄江，过黄江书城。至大朗，过大朗候机楼。河道旁楼盘高耸广告：献给居住在此的大朗青年。车辆一转弯，劈面走来位男子，黏糊长发，黝黑身躯，浑身一线不挂，只在左脚绑了个红塑料袋，而右脚是白的。他迈着“很青年”的步伐，阔步于正午的阳光下。
大朗真大，几乎消耗掉四十分钟。即将离开时，看到绿篱笆上挂着个黄纸壳：自选自摘草莓园。我无法看清那草莓园有多大，也无法揣测这农业时代最后一点苔藓还能存活多久。不等我细想，公交车已闯入一片由泥泞红土和枯黄茅草组成的滩涂，水泥电线杆上挂着木牌，白底黑字：复杂路段，慎防抢劫。
啊……抢劫！
我的包，已做好了被劫的准备。
我疲倦地闭上眼，陷入困顿，下意识地捏紧坤包的带子。睁开眼，已抵长安。正在修建的北站**着硕大的水泥桥墩。比手腕还粗的褐木棍攒成一堆，钢筋三角体沾满锈迹，摩托车撑着蓝阳伞，脏到乌黑，司机目光如鹰，楼房层层向上，最高处举着黄金大字-××酒店……
向前，向前，继续向前……
通往康复中心的小路，是南方常见的那种柏油路，东补西补，崎岖不平，路边是永远都不会被清理掉的沙子、石头、垃圾。这小路的一切看起来都有待完成：没有路缘石，没有围墙，树木的叶片落满灰尘。终于，我看到医院的金字招牌。进入后我惊诧地发现，医院被树木环抱，闹中取静，颇像公园。办公楼内的一间，挂着牌子：心理咨询室。屋内有三人座木沙发、茶几、液晶电视、台式电脑、音响。
刚坐定，突然，窗外传来声声哀嚎，声调一扭一扭，像条银蛇蜿蜒向前，很容易将人引入悲伤的深处。这悲怆喊叫，令我毛骨悚然，寒意凛凛。
可罗医生却粲然一笑：“啊，听这声，王姐好多了……”
生平第一次，我发现，原来医生可以通过惨叫声来判断病人的治愈程度！
在这种惊骇下，我觉得罗医生的白大褂、眼镜、手指、语气，都不再只属于他本人，而更属于某个我完全陌生的机构。那里，有另一套解释世界的词语和方法：譬如，面对哀号，他居然微笑。
二
罗医生被叫去开晨会后，办公室里只剩下我一人。
这时，门被推开了。
三十八岁的吴生走了进来。他很纤瘦，细长眼，厚唇，一米六五，像个中学生。他那么羸弱，却断了根脚趾。看过吴生的脚后，我很久都不愿戴手套，以免想起假肢-那根再植成功的脚趾在我看来就像假肢。
他武断地认定我是医生，即刻开始滔滔不绝。
他在一家建筑材料厂工作，是擦模工（专门把产品从模具上取下来）。模具掉下来，砸到他的左脚大脚趾，即刻出血，一片殷红。
他说，脚趾刚被砸断时甚至可以竖立起来，呈九十度角！
他说：“那疼，不是一下子开始的，是过了几秒，从下面翻起来……”他的脑袋里响起铁锤敲击地面的声音，咚咚，咚咚，一下又一下。脑袋里的铁锤每砸下去一次，心便跟着紧缩一次，像铁锤直接刺进肉里。
他是2012年2月22日进厂的，事故发生在4月9日。一想到马上就要陷入没有薪水的困境，他瘫坐在水泥地上大喊：“疼死我了，我要死了……”
谁都无法说清事故是如何发生的，但伤痛已**裸展现在那里。人在瞬间是会变老的：吴生的头发，吴生的皮肤，吴生的眼神，陡然间蒙上了一层灰。吴生拒绝被人架起身子，只持续不断地喊叫。这喊叫让工友们想起自己曾遭遇过的痛。在这个车间，没有哪个人没受过伤，没有哪个人的身上是完好无损的。无论手指、大腿、脚趾，或胳膊、胸腔、肚腩，都不像表面那样完好无损，只是散了架的图案虚虚地拼凑在一起。
工友们七嘴八舌：“模板掉下来的事故，多得很！”“赶快上医院！要不，厂里随便处理一下，就让你走人！”“到了医院，要评了工伤认证，才能让老板赔偿的哦……”大家说得口干舌燥、喉咙冒火，内心里充满了因无力阻止创伤而带来的犯罪感，以及夹杂其中的没有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幸运感。实际上，每一个围观的工友，都有可能成为疼痛的下一个攻击目标。
并没有一个“疼痛计”可以测量出疼痛的程度，而疼痛本身，则无法被完全描述出来，同时，疼痛的剧烈程度与个人的知觉及社会的影响密不可分。每个遭遇过疼痛的人，都会因此而发生变化：先是整个人变成碎渣-被疼痛的磨盘碾碎-再慢慢黏合。但那之后，疼痛并没有消失，反而在脑海中扎下了深根。
和木头、羽毛、铁皮、塑料比，皮肤是世界上最娇嫩的物质。当那层薄薄的保护膜被撕裂，红色**汩汩冒出，人能闻到自己的汁液，原来是股甜腥味。疼痛时，人发出的呻吟声，和祷告时很相似，不同的是，在教堂祈祷时，是很多人一起做，而呻吟，则从一个孤独者的胸腔里迸发而出。
吴生的工友用双手从背后围到前面，紧紧地箍住他的身体将他抬起。送到医院后，用生理盐水清洗伤口，揩干，可清楚地看到骨头上的裂痕很直，像从空中俯视到的地震裂痕，又像干皴的河床。手术后，虽然断趾已被接上，但走路时，脚趾总没有以前灵活。
老板派人给他传话：“到康复中心待些时候就回来，直接上班吧。”他没有回话，眼睛到处看，在找酒瓶子，想一下子砸过去。在我面前，他憋得满脸紫红：“我不要他们赔十万八万，我只要通过劳动法合理处理就行了。处理不好，我就用酒瓶子砸！”
他是湖南桂阳县莲塘镇甘棠村的村民。
当他详细告诉我这个地名时，我惊诧于这些词语的古雅清幽：桂阳、莲塘、甘棠……唐诗宋词的所有意境，似乎都能通过这几个词来破解。而他，只读到小学三年级。
他有三个孩子：十四岁的女儿、六岁和三岁的儿子。父母因病早逝，他十三岁便离家打工。和老婆谈恋爱后，娘家人嫌他穷，不同意婚事，他便带着女人逃婚，等生下大女儿后才回乡补办结婚证。给女儿上户口时，他被告知要交六千元罚款。
“六千？！天文数字哦！要我的老命哦……”可是，“不交不行……要把房子扒拉掉啊！”
于是他到处借钱，给女儿上了户口。第二个孩子上户口很顺利，到了第三个，属于超生，罚款单上写：五千两百元。“嘻嘻，比原来还少了八百啊！”
现在，大女儿上寄宿学校，一年学费四千。“就是砸锅卖铁，这四千元，也得备着啊！”
他描述他的“打工经”：到建筑工地当小工，一天能挣个两百三百的，但很累，干几天就想歇息；到工厂打工，舒服，钱少，加加班，每月也有两三千。但他感慨自己总是存不上钱，原因之一，是他无法做长期工，只能打流动短工。他干过的工作，时间最长的都不超过一年。“农忙时，我要赶回家给老婆帮忙啊。”另一个原因：两个儿子还小，容易生病，一次感冒，“花个五六百是常事”，这些杂七杂八的花销加在一起，就是块大石头压在他的背上，夜里睡觉，总使他感觉喘不上来气。
手术后，他转到康复中心，依旧噩梦连连。疼是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令我骇然：他的右脚原先就有残疾。他母亲怀孕时出去割草摔了一跤，令他早产，一落地，医生就看出他的右脚不灵便。而现在-咣当-左脚也出了问题。
“我以后怎么去找活儿？！”
吴生像某种小动物，辛勤而胆小，随便的一阵急雨或狂风，就能让他匆忙逃窜。而现在，他身体里潜藏的汁液被蒸发掉，他变成了一具干瘪之物。他的脚虽然还保持原型，却已成为身上的一个特殊器官，脆弱而易碎，要小心翼翼对待才行。
他想到自己从小没父母，吃尽苦头，总会借给更穷的人钱；他想到这次事故如果处理得不合理，他便要去找个啤酒瓶；他想到孙悟空逃不出如来佛的掌心，老板和社保局的人都很熟，事情不能搞得太僵；他想到如果老板不开厂，自己还得在家里种田，没工打；他想到他打工的这个厂，老板还不算坏，有些老板真的很坏很屌啊，开的是黑工厂，进厂的人都是黑工人啊……吴生的诉说像在复述一个梦境，但他似乎并不在意诉说的内容，只满足于诉说时有听众。
这时，罗医生推门进来，一见到他居然问：“吴生，还在想啤酒瓶的事？”
罗医生翻开病历，开始对病人做测评。
问：“想不想发脾气？”答：“厂里不按规定赔，我就发脾气！”
问：“摔东西了吗？”答：“想摔，但还没有行动……”
问：“吃饭胃口好不好？”答：“吃饭不正常，到饿透了，才想去吃。”
问：“晚上睡得好吗？”答：“脚都疼死了，能睡得好吗？！就整晚整夜看电视。看连续剧。”
问：“受伤的地方有没有力气？”答：“你说，能有力气吗？！”
问：“日常生活能不能自己做？”答：“我就一个人，不自己做，谁做？！”
……
罗医生开始对病人进行心理辅导：
“人，随时会受伤，要用乐观的心态来对待。日本有个试验，在不同的米粒上写不同的话，再把米粒放进冰箱里，一个月后，写着表扬的米粒完好无损，写着咒骂的米粒变臭了。是不是很神奇啊？有人对着青草说，我要用开水烫死你，你猜怎么着？那叶子，自己就蜷缩起来了！
“你要和老板沟通！你和老板是利益关系。你受伤，老板要掏钱，他当然心里不舒服，像割肉，你要理解。你是弱者，要示弱，不要逞强。你没钱、没关系、没大树，和老板吵，是鸡蛋碰石头，你搞不赢他的，最后，还是你吃亏……
“只要是在工厂受伤的，工资和受伤前一样，厂里要发平均工资给你，记住，是一千三百六哦。有个人，被吊车的链条扯住，差点没了命，住院后做了工伤认定，每个月都能领上工资的哦。你要把医院开的单子都拿好，没有单子可不行，记住了啊！”
病人两眼圆睁，双拳紧握，浑身肃穆，好像医生的每一句话都值得深思，又好像随时要对那些话提出质疑。
医生继续对病人说：“你拿酒瓶子砸人家脑袋，你就要坐牢，那你老婆和孩子怎么办？”
声音低沉了下来：“你拿到补偿，开个便利店，或干点什么别的小买卖，难道不好吗？”
-这是医生给病人提出的建议：让他恭顺地、无声无息地度过自己的后半生。
我看到吴生的脸色有了变化，先是嘴里嘟哝出一串不连贯的话语；然后，狠狠地盯视医生，嘴角浮出冷笑；继而，几乎要腾地站直身子，但又隐忍着，坐在凳子上发抖。
罗医生说出的词语都是被剪裁过的-甚至，被剪裁得相当精确-这些词语只为说话而存在，每一词语，都将前一个推向深渊。由这些词语连缀而成的话，在我的大脑发生迷失，居然把我带到了一个和词语表达迥异的地方。我感觉，在词语和词语之间的空白处，新的含义凸显而来，甚至比那些说出来的词语更庞大、更丰富。
从表面上看，病人和普通人没有太大差别，问题是，病人总能听到头脑里铁锤敲击地面的声音。疼痛对生活颁布了禁令，让病人无论看到什么都陷入深深质疑。病人的角度会刺激大众，让人们嗅到一种浓烈的非法气息，然而，病人是被意外逼入绝境的……
狂躁和压抑笼罩着这间屋子。我的心陡然一紧。
这是真的：无论你曾经是将军还是懦夫，只需几秒钟，你便会被疼痛的盔甲压垮五脏六腑，你曾井然有序的生活，会随时坍塌。那些非人的遭遇，会突然降临到你身上，并且有可能来自最意想不到的角落。而反抗是无用的（你会问：为什么是我？），然而，别无选择，你只有接受命运。
断趾结束了这个男人的一切：好丈夫、好父亲、好员工……很快，他就会变成迷途者、残疾人、没落者……
倘若我们的当代史是一部视觉史诗，那我们的学术工作者，又该如何处理那些属于“不可视”范畴的事物？当身体经受剧痛时，世界和自我会全部或部分失去；当这看不见、摸不到的疼痛无所不在地布满全身时，根本没有所谓的“现实”，只有一个为自身存在挣扎的特定个体，一个已经扭曲却依然坚持抗争的主体。
啤酒瓶是吴生在第一时刻想要寻找的凶器。
他想举起那瓶子。
他想以其无边无际的指涉力量，刺进这个世界，令所有规范都失去效力。
三
突然间，小屋里涌进三位女病人：张大姐、阿芳、刘佳丽。
张大姐坐在轮椅上，被两个女人抬了下来，放在沙发上。
她曾是车间主管，因脑出血而偏瘫，住进康复中心已有五个月。罗医生道：“张大姐，你不要睡觉啊，你比以前好多了，不用担心，你会越来越好啊！”张大姐的表情在我看来是平板一块，但罗医生却说：“她笑了。她的心里是高兴的。”
罗医生将毛巾垫在张大姐的下巴处。为防止她犯困，还往她手里塞了本杂志：“给你个靓仔，不要睡觉啊！”张大姐居然用电影里慢镜头的速度翻开杂志浏览起来。
在印刷厂搞排版的阿芳总感觉胸部疼痛、呼吸困难，她咳嗽不停，开始是咳痰，后来居然咳出了血。到医院检查：矽肺。但这时她已被厂里炒掉。阿芳一打听，原来这个厂每三个月-至多半年-要将全部员工炒掉，再重招新人。由于长期吸入大量含有游离二氧化硅的粉尘，矽肺，是印刷厂工人的常见病。
阿芳一点都不急躁，也不执拗，她太过安静和软弱了，而这种性格的培养，在她皮肤还很稚嫩的时候，就已开始了。一听到喊她的名字，她的脸色就发白。病人可以顺从驯服，阿芳却达到了极致：两只手放在大腿两侧，伸长脖子，眼睛直直地望着医生。
在家具厂工作的刘佳丽，面貌原本是清秀的，但因两腮削了下去，眼窝深陷，变得憔悴干瘪。
甲醛中毒后，刘佳丽的手开始脱皮，脸上黑一块白一块，晚上睡不好觉，就连白天午睡时，也会做噩梦。神思恍惚中，她被厢式货车撞倒在路边，住进医院后，总处于半梦半醒之间。在她那乌亮的眸子里，总闪烁着两只受惊的小鹿，东躲西藏，彷徨疑惧，但在偶尔的一瞬，她又眉头一皱，眼仁里燃起两团火。
罗医生和刘佳丽开始对话。
问：“现在是哪一年？”答：“83年吗？”
问：“不是问你哪一年出生，是问你今天是哪一年？”答：“唔……83年吗？”
问：“今天是几号？”答：“唔……（羞怯地捂嘴笑）”
问：“不要笑。再想一想。”答：“唔……”
问：“你今年多大了？”答：“二十九？”
问：“对，没错。那你是哪一年出生的？”答：“83年？”
问：“太对了。那今年是哪一年？”答：“2004年？”
问：“一九八三加二十九等于几？”答：“三加九，等于二十一啊！”
问：“啊？三加九是十二才对啊！那九加三是几啊？”答：“九加三，是十三啊！”
问：“什么？！你掰着手指头和脚趾头都能算出来的啊！你看，九个手指再加三个，是多少？九后面是十、十一、十二！”答：“唔，唔，十二……”
问：“你每天都要念数字的啊！你不能把数字都忘掉了啊！”答：“唔……”
问：“三加七和七加三有区别吗？”答：“有！”
问：“你孩子多大了？”答：“七岁。”
问：“你孩子叫什么名字？”答：“刘佳丽。”
问：“刘佳丽是你的名字，我问的是你孩子的名字。”答：“叫……刘……忘了。”
问：“你是儿子还是女儿？”答：“女儿。她叫刘……哎呀，真忘了。”
问：“啊？昨天不是还记得吗？那昨天，我讲了什么故事？”答：“多耳盗铃！还有，足、画、添……”
问：“哦，画蛇添足？那是前天讲的；昨天讲的是掩耳盗铃。”答：“唔，掩耳盗铃……”
……
这场生发在医生与病人间的对话，既清晰又混乱，既明亮又悲哀。我听得喉管里痒痒的，像要有个虫子从口里爬出来。
“练习放松术”，来得正是时候。
罗医生点开电脑里储存的轻音乐，让音符通过音箱传递出来。他让大家闭上眼睛，压低声音说：“放松……放松……如果想发火，那就先捏拳头，紧紧地捏住，然后再松开，要体会那松开后的感觉，那就是放松，要学会在生活中放松……”
这个放松过程持续了二十分钟，我以为治疗要宣告结束，但是没有，接下来进行的，是成语练习。
罗医生念：“口是心……”病人答：“非。”以此类推：“七上……八下”“三长两……短”“一五……一十”“大同……小异”“无中生……有”；再一起读唐诗：“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
用歌曲疗伤，我并不吃惊，但罗医生选择的歌居然是《遇上你是我的缘》：
高山下的情歌
是这弯弯的河
我的心在那河水里游
蓝天下的相思
是这弯弯的路
我的梦都装在行囊中
一切等待不再是等待
我的一生就选择了你
遇上你是我的缘
守望你是我的歌
亲爱的亲爱的亲爱的
我爱你
就像山里的雪莲花
就像山里的雪莲花
坐在椅子里沉默时，他们是病人；可唱起歌来，他们突然变成了士兵。与其说他们是在唱歌，不如说他们在吼歌：声音洪亮，身体随之摇摆如风中芦苇。原本肃穆哀泣的气氛被打破，这间办公室陡然间成了欢闹的KTV包房。歌声充满狂热：高山、蓝天、弯弯的河，弯弯的路……这些意象拼贴在一起，成为某种图腾，驱赶着病人快快地向前跑。歌越唱越高，越唱越尖：亲爱的，亲……爱……的……
我一边唱，一边观察着病人们的表情。
也许，在歌声中打开心扉，是他们感到还是正常人的一种方式。
四
创伤是什么？
对意料之外或无力抗拒的暴力事件的反应，这些事件在发生的时候并未完全被人所理解，但是事后却会以反复倒叙、梦魇及其他重复现象的形式重新出现。
肉眼能看得见的叫硬伤害。
还有一种伤害，叫软伤害，是无形的。
我在电子厂工作时，最明显的反应是眼睛疼，鼻腔里总有异味，恶心、头昏、供血不足、食欲萎靡。
我并没有直接和有毒物体接触（为电子晶片除污、冲洗、氧化及打磨时所用的酸碱溶剂，毒性都非常高）。但我在拉线上干过锡焊：用铝丝将每个晶片都焊接到装置的电子终端上，从而制造出一条电路。焊好后，要在晶片上滴一层黑胶（环氧树脂）。因为黑胶有毒，容易引起皮肤病和肺病，所以每个月焊锡工可多拿五十元补贴。
刚开始干时，我感觉自己很难坚持下来，但日复一日，身体从不适变得麻木，过了一段时间，随着对环境的渐趋适应，我甚至不觉得那焦糊味有什么特别。
对女工来说，还有另一种疼痛难以启齿：痛经。
我在音像带盒厂当啤工的那段时间正值经期。那时是夏天，很多人都穿着拖鞋和凉鞋，而我则穿着棉袜和运动鞋，且戴着塑胶手套。即便这样，一遍遍从水箱里捞出磨具，放到另一个水箱，用倒扣的箱子压住磨具，再用含天那水的布擦拭磨具……不到中午，我已血流如注，腰腹肿痛，脚底像踩着冰块，浑身发凉。加上早起后匆忙赶来上班，肚子空**，饥饿像老虎的利爪，在腹中猛烈地抓、撕、扯，令五内翻滚。
在电子厂工作期间，有个女工因痛经一下子昏厥在拉线旁，那模样像被重拳击中头部。她被人架出去时，半截腰肢**裸地亮出来，令大家感觉万分难堪。某种突如其来的悲哀，千钧压顶似地罩下来，让这个本来就脏污的车间愈发难以忍受。
每个人都感觉这个地方实在太小，无论如何，要突围出去。
常常有这样的文学作品，描述这样的女性：她们的生活比男性更艰难，充满种种磨难和不平，但她们却比男性更坚强，更有毅力和恒心，因而她们取得了更骄人的成就。在我看来，这样的女性不是没有，但却很少，大多数女性在更多的时候，得不到社会的承认，总是处于被冷落和被遗忘的位置。
干过一天十一个小时的活计，吃过没有油水的食堂饭菜，住过逼仄混乱的女工宿舍后，我渐渐理解了那些真的什么都不在乎的女孩-她们去酒店KTV陪唱，给台湾人或香港人当二奶，屈从于各种年龄段的有钱人有权人……这些女孩子，大多是工厂妹出身，她们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中挣扎过，懂得它的艰苦和永无休止。
事实上，她们并非本性好逸恶劳，在家乡的田地里，她们也曾帮助父母干过农活，但农民在承包地上干活，和在工厂被主管盯、随时可能被开除，是两码事。
痛经不仅令女性饱受疼痛折磨，同时还给生产带来困扰：晕倒的女工会导致拉线被迫停止运转。虽然厂规里的各项条款都是经过精心编排的，但女工的身体却有其自己的时钟，根本不能完全被生产节奏所管制。
一个可怕的办法被发明了出来：工厂让女工吃避孕药，用来减轻痛经时的痛苦，但又担心因此而滋生出性行为，于是，便用一种语焉不详的“药片”来代替避孕药的名称。
显然，女性所遭受的痛苦，远比男性要强烈得多。
罗医生说：“环境的突然转变、工作时间太长、压力太大，都容易造成女性生理周期的紊乱，出现各种经期异常现象。”
这些女工在家乡时，很少出现痛经症状，到了工厂后，有的人的经期会推迟五至七天；有的人的经期会持续一个月以上；还有的人，甚至出现停经或绝经现象。而女性对抗疼痛的普遍经验是：将自我从身体中分裂出去，然后，将身体作为一个与自我相对立的客体来对待。
“我拿大姨妈（月经）一点儿办法也没有。”
“我真讨厌它。”
“我的身体里有个魔鬼。”
……
在拉线上磨洋工，是女工缓解疼痛的一种常见办法。
我身旁的女孩告诉我：“干得越快就越累，越累就越容易生病，还不如慢一点，再慢一点……但是，你不能慢到让主管看出你在偷懒。”
然而这种介于快和慢之间的速度，我一直都没有学会。每当我试图慢下来时，总能被主管一眼发现、喝斥过来。我很快就从这种累中逃离出来，而她们却日复一日，看不到尽头。
在道德上指责女人软弱很容易，亲自去车间干那些可怕的活计，却很难。
累这个字，如果没有亲历，单靠嘴说或写下文字，是无法体会其中蕴藉的凶残和卑贱的。
五
离开医院时，天色已浓黑。走到公交车站时，人间烟火，渐次稠密起来。
跳上公交车，驶向莞樟路时，早晨清晰的一切陷入幽暗，车窗外灯光遥远，行人朦胧，酒店和餐馆皆被霓虹灯放大，闪烁着红橙黄绿，而车厢内嘈杂无比，充斥着电话声、发动机的轰鸣声、司机和售票员的聊天声、窗外的叫卖声……
每个人在经历了一整天的暴晒后，都从皮肤里渗出困倦。
每一个躯体，都像燃烧后冒着嘶嘶青烟的木炭。
我努力追忆那些劈面相逢的画面，试图将它们放到社会发展的长河中去看，而不仅困顿于个人遭际。滚滚向前的车轮很快就将和这些画面做永久告别，在它们褪色之前，我要记录下最鲜活的细节。我写下的这些文字对我具有双重意义：它不但详细记录了我人生中的某段关键的日子，更为我思考大时代中个体的困境，提供了详实蓝本。
后记：从西北到东南
2010年，我定居南方后决定去工厂打工。到2012年年底，我将在两家电子厂、一家音像带盒厂做普工的经历写下来后，发现有十几万字之多。这完全是意外收获。在我到达南方之前，从未想过有一天我会写下如此之多和打工有关的文字。
然而，我到工厂打工的举动却遭到了来自两个阶级的强烈质疑。
首先是来自中产阶级的嘲笑。他们对“打工”“打工仔”“打工文学”等凡和打工有关的词，都会撇嘴，并从鼻孔中喷出一声轻蔑的“哼”。他们有房、有车、有固定的社交圈，他们的孩子不屑参加中国高考，早已到国外学校，他们自己已经移民或正在移民，面对偌大中国，他们看不出有什么新花样值得留恋，他们的身体暂时滞留于此，而心思早已和这块土地距离遥远。无论他们对我多么热情、客气、礼貌，我都知道，他们并不是真的看得起我-我的全部资产不及他们户头的尾数，我亦非社会名流，他们和我在一起，不过是凑个人头一起玩，打发时间。到车间后我深刻地发现，我和那个流光溢彩同时又虚幻迷蒙的中产阶级世界那么遥远，我从来和他们都是两类人，而这一点，他们发现得比我更早，于是，我们在心里互相删除了对对方的关注，让所谓的“好友”，成为陌生人。
其次，是那些从打工者蜕变而来的精英。他们是真正的打工：离开家，背着行囊，被治安仔查暂住证，烂尾楼、榕树下、桥洞里、车间的水泥地上，他们都睡过。他们的手上有伤，心里有痛，眼里有泪。他们有工友，有老乡，有亲戚，有同龄人，他们从来都不是一个人，让他们感兴趣的话题，也从来都不仅限于一个。他们热烈，**，冲动，不断为同类呼喊，被冠为“产业工人”代表，但他们的队伍，从来都不会认可我这样一个人，他们认为我去打工是客串，是演戏，在本质上，我并非他们的自家人。
于是，无论是我的打工经历，还是我写下的打工作品，都遭到来自两个阶级的**裸质疑（而他们质询我的语调又是多么地一致）：你怎么想到要去打工？！
我对自己生气，感到委屈，感到自尊心受到了凌辱-我完全可以坐在家里，写点大衣如何防虫蛀、马鲛鱼怎么煎、正午如何防晒，这样的话，没有任何人会来申斥和指责我，大家都会说我多么热爱生活，而我也会拥有更多的朋友。然而，我却自己拿着身份证，来到工厂门卫室，从窗口将证件递了进去。
是的，我并不是为了工资去打工，但我却是以打工者的真实身份去打工的。在进入车间之前，我对此中秘密一无所知。进入车间后，我和所有女工一样，有定额任务需要完成；如果我做得不好，一样要返工。没有任何人会照顾我，而我也因为这种不被照顾，看到了车间世界的真相。
在电子厂的流水线上，我是普工，坐在高脚凳上，从最基本的贴PASS纸开始，装袋子、打黄胶、焊锡、装电子元件、使用砂轮机……这些活儿算不上重体力劳动，但重复多次后也会变得模样狰狞。在音像带盒厂，我是啤工118号。啤机二十四小时开机，啤工“两班倒”，除了中午吃饭的一小时，啤工每日工作十一个小时。在注塑车间，我坐在两台轰隆隆的啤机之间，用蘸了天那水的布擦模具，用钳子剪掉衣服架子上的凸起物，用吹风机将录像带盒边缘的披锋吹皱。当这些活计不停地重复时，我终于发现，汗不仅能从鼻尖流出，还可以从身体的各个部位流出。
我排队去打饭，吞咽下含混的饭菜，喝下看不清内容的汤，将胃填塞到鼓胀，可两个小时后，饥饿感仍会陡然变得强烈起来，让我意识到我所吃的食物多么没有油水；我将被褥搬进女生宿舍，惊诧地发现除了逼仄、肮脏、混乱外，宿舍的后门根本关不紧，夜晚冷风呼呼灌进来，厢式货车的轰隆声像从头顶压过，怎么都睡不着。
当我将这些经历用文字记录下来时，并非将个人看得格外重要，以至于向旁人讲述自己的经历，我感觉我所经历的，不仅仅代表是我一个人的遭遇和体验，也是我们整整一代人的遭遇和体验。我看见自己坐在注塑车间那个倒扣的塑料箱子上时，我的内心忍不住想要说点什么，就像要为某个画面提供一段画外音般，我想要说出我的注解。
我总是忍不住想要说点什么。从西北迁居东南，我突然遭遇来自心灵的巨大震颤：我从熟悉的游牧文化、绿洲农业文化场景，猛然空降到烟囱林立、工厂成片的场景中，好像一阵龙卷风将我突然吹起，投到我此前根本没有准备好的地方。一切在别人看来常态的事，都被我陌生的目光放大了好多倍，我所感受到的，全是差异和震惊。我不能对此有所抱怨，而这也恰恰是流离失所的人获得的一种新自由。
我想写的文字，不是和现实生活若即若离，而是深入到实际中，和人类面临的问题呼吸相通。我希望这些字和词，是来自深处的呼声，而非轻浅的呢喃；甚而有时，我希望自己的文字像文献资料那般，无需纠缠于词语本身的修饰，而首先成为一种见证。在我看来，如果我不能处于描述对象的王国之中、没有参与到那些具体的活动场景中，只是以接受者的身份、用被动的眼光去记录事物的外部印象，那我的情感和文字就是有隔膜的。如果扛着摄像机或举着照相机对准那些正在干活的女工，她们会浑身别扭得想逃到地缝里去。如果我和她们一样，要完成一天二十箱的任务，上厕所要在规定的次数之内，那她们面对我就是松弛的。
然而，某种尴尬是我所必须面对的：我过往的经验，让我愈发孤立于我的新环境-我来自“另一个陌生之地”。当我在南方说出新疆草原上牧人看到陌生人会将之待为上宾、拿出家里珍藏的好肉好酒来招待时，我看到的不仅是对方眼神中的惊讶，更有一种公开的嘲弄。这刀片般的眼神，令我心悸。我像从人类的原始状态中缓慢走出，还携带着婴儿的痴憨和愚笨，对人性之恶、之复杂、之残忍，毫无洞见能力，于是我的智商连同写作都遭到颠覆：一个如此思考问题的人，能写出怎样的作品？
与此同时，另一个问题出现了：当我置身南方，回望新疆，我发现我已改变了几分。譬如，当我看到“大美新疆”这个词时，会感到异常别扭。这个词似乎是专门发明出来给那些“非新疆地区”的人看的。一个“美”，已经很武断；再被修饰为“大”，能完全代表新疆吗？到达南方后，我才发现，内地人对新疆非常陌生，这个距离，比起从深圳到乌鲁木齐的五千公里，更遥远。事实上，无论新疆的地貌还是历史、民俗民情，都比电视上、明信片上的更复杂，而这种复杂性，却被“美”这个词轻易取代。“美”本身是个很好的字，但是这种简单定义，以人为之力强行塑造出一个根本不存在的新疆。
我经常感到痛苦。我的痛苦如此深切，似乎已无需什么理由。我的痛苦来自南方，也来自北方。无论在南方还是北方，我都能清晰地闻到那股味道-不是好感，而是恶感。令恶感产生的原因很复杂，但其中有一个原因至关重要：陌生感又加剧了恶感。在东南沿海，中产阶级不了解打工一族，而普遍的仇富心理，又让底层对有车有房者既羡慕又厌憎；在西部内陆，诸如西藏和新疆等地，各族群之间因信仰、文化等复杂原因常有纷争凸显，绝非如明信片上的景物那般，一片静寂。
离开新疆大地已近三年，但是，新疆的景物，也许还有它的精神，从来没有遗弃过我。我是到了南方，戴上“啤工118号”的牌子，在车间里不断劳作，才充分认识到我从浩瀚广阔的新疆吸收到了多少养料-只有在那样的淳朴中浸染过的生命，面对这工业化时代不断重复的机械劳作，所体验的疼痛才如刀似剑，插入胸口，异常强烈。我所写下的南方车间，绝非一系列现象的简单拼贴，它们因西北底色变得奇异与丰富。
面对工业化突飞猛进的场域，我浑身紧绷，异常敏感，不断地在笔记本上写下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事件，并对这些事件进行检查、观察、验证。我描绘下我所看到的一切：车间、组长、快餐、瓦房、手指、油污、铁链、伤疤、疼痛，它们组合出一幅既遥远又具体的意象地图；同时，我写下我心中涌动的一切欲念，我的反感、欣喜、愤怒、悲哀、委屈、狂暴、暧昧、冲动。每一次，当我被这样或那样的情绪所控制时，我都在向着一个最真切的词靠拢-真实。我努力想写出我所看到的真实、我所体验到的真实。我希望寻求一种真实，唯有这种真实才能把自己从旧有的窠臼中解救出来。
在南方，我因脚踩那片广大的西北之地而获得了一个从高处观察车间的机会。同时，因我耐心地坐在啤机之前，我又得以巨细靡遗地观望它。这个双重眼界，成为我全部写作的秘密之源。这也是我不得不承担的双重角色：在西北和东南间，架起一座心灵的彩虹桥。
在工厂车间的机器轰鸣中，我会想起戈壁、沙漠和绿洲的寂静；穿上土黄色的工装后，我想起南疆那些穿艾德拉丝绸的美女们，怎样移步于街巷；由简陋寒酸的盒饭，我想起喷香的抓饭；从“今天工作不努力，明天努力找工作”的广告牌，我想到喀什大桥上晒太阳的人们。
在新疆的公交车上，我会听到两种语言报站名：汉语和维吾尔语；在南方，我常在公交车、地铁和银行，同时听到三种语言：汉语普通话、广东白话、英语。我总是置身于多种语言的丛林中，总有一些我听不懂的词语，彰显出某个区域于我的封闭。然而，我不禁陷入深思：难道语言的隔绝就意味着理解的隔绝吗？
我想起在南疆，有一次深夜车没油了，我们不得不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公路上等救援。天地间除了一轮明月，只有我们这辆瘫痪的汽车。车上的男司机和他的妻子都不会汉语，他们只是顺路将我从村庄捎到县城。在等待救援时，做妻子的要把她的大衣让给我，并低声祈祷。那一刻，我的心猛然抽紧，浑身的热血涌动开来。我突然明白：人和人其实并不像想像中那么陌生，即便语言不通，我们却共同拥有一轮圆月，共同体验着生老病死。总有一个通道，可以把更多的人紧密相连，而非生硬分离。
在到达南方之前，我曾在北疆托里草原采访过当了矿工的牧民。他们的体能很好，是非常棒的工人，但是一发工资就去买酒，喝个酩酊大醉，深夜骑马狂奔，到草原深处痛哭：他们世世代代是牧人，突然转换成工人，百般不适应；到达南方，当我进入车间打工后，我惊诧地发现，在珠三角打工者的感觉系统已渐趋麻木，他们对各种规章制度的接纳都显得训练有素，他们的工作效率很高，但同时，他们对生活本身的热情度，却被降到很低。
坐在巨大的啤机中间，听着轰隆隆的声音，闻着机油、塑胶、灰尘黏合在一起散发出的味道，我想，机器本身是无辜的，它是中性的，不过是人类手脚的延长而已，所有发泄到它身上的咒骂，都令它越发无辜。它被人发明出来，原本是为了帮助人，何以到了后来反而变得和人作对甚至压榨起人来呢？是人自己没有很好地使用机器；是人自己所建立的制度出了问题。某种可怕的恶性循环，把人变成了机器动物、经济动物、享乐动物，唯独不是“天地间那个大无畏的人”。
现在的珠三角，是不是十年、二十年以后的西北地区呢？
在珠三角已露出端倪的那些问题，是否可以事先避免，防止它们在西北新一轮上演？
我终于明白：促使我走向车间的，是我内心那个真正的丁燕，她破坏了这个貌似闲适的丁燕。当我走进车间的一瞬，某种声音自胸腔内部发出：我来了！
当我敲打下这些车间经历时，我觉得轻松极了：那时，我的手指还疼痛着，鼻孔里还残存着辛辣的味道，脊椎骨还僵硬着，但语言却似流水，异常活跃地从身体内部流泻而出。我看到的每一个女工都不是小人物，恰恰相反，当她们把豪迈而狂放的灵魂呈现出来时，我惊诧地发现，那是一片波澜壮阔的大海，洋溢着无比巨大的力量。
我写下了她们的名字，她们的故事，她们的大笑，她们的眼泪，她们的梦想。以前，她们被人随心所欲地描述成一群未开化的人，可以被忽略，可以被随便安上什么名称：农民工、乡下人、外来妹、北妹，似乎都过得去，没有人会来评论和抱怨。她们提着箱子，拽着包袱，跳上公交车，从一个镇转移到另一个镇，四处寻找工作机会。她们不是别人，她们就是我，我就是她们。在我的内心深处，总有个农民底色在作祟：如果我不曾考上大学，不曾在城市里工作，我将和她们一模一样，扛着包，离开家，四处奔波。
我和她们之间的距离，只需要一个转身，就走到了。
当我描述那些最隐秘的情感、最热烈的争辩、最可怜的日常生活时，我希望大家看到的，不是被某个词语框定之后的某类人的生活，而是首先想到，它就是存在于我们周围的真实生活，这些人和千千万万普通人一模一样，没有更高尚也不曾更低下，渴望通过自己的双手改变卑微的生活。
人不能事事躬亲，处处躬亲，但可以通过文学来感同身受地体察别人的生活、了解别人的世界。正因如此，文学历来成为各国、各地、各族群间互相了解并增进理解的桥梁。我希望我写下的这些文字，能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人与人之间的陌生感，拉近人们的心理距离；我希望用笔定格这个瞬间，这个新旧交替的时刻，它经历的悸动与慨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