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改革需要1998年那樣的大手筆
——魏加寧靠政府的要素補貼，補貼到出口環節，實際是補貼給了外國的消費者。
從結構調整來說，作為解決中國經濟深層次矛盾的關鍵所在，究竟是哪些因素決定著我們的經濟必須進行結構性的轉變和調整？
魏加寧：
總的來說，有四個因素決定著我們必須調整結構。
先看長期因素。中國改革開放30年的發展模式，主要是依靠要素價格扭曲實現的高速增長。首先，土地價格人為地被地方政府壓低了；然後，勞動力被外資企業和民營企業壓低了；接著，資金的價格被中央銀行壓低了；最後，資源的價格被中央政府壓低了，即價格管製。環境的價格實際上也被壓低了，因為環保力度不夠。
但是，目前所有這些要素價格都在發生變化。土地如果真正流轉起來的話，價格應該是上升的；勞動力價格，隨著人口老齡化也會逐步上升；資金的價格隨著利率市場化和人民幣升值，也將逐步上升；資源價格也會上升，將會征收資源稅；此外，隨著環保力度的加強，環境的價格也會上升。當這些要素價格都在上升時，依靠要素價格扭曲實現的快速發展模式，依靠隱性優惠政策的發展模式，就難以為繼。
我們一度引以為傲的“中國優勢”，或者叫“中國競爭力”，首先靠的就是這種大量的隱性的優惠政策。靠政府的要素補貼，補貼到出口環節，實際是補貼給了外國的消費者。
現在這種模式已經走到盡頭，需要進行一次調整。所以從長期來看，有一次調整的要求或壓力。
再有一個因素就是周期的壓力。就是從經濟周期來看，改革開放30年來，每一次經濟過熱之後，國家都有一次整頓和調整。而這一次，從2003年開始有些經濟學家就提出經濟過熱的問題，但是真正的調整實際上是從2007年物價上漲以後才開始的。本來應是逆周期調整，因為姍姍來遲，最終卻變成了順周期調整。這也是2008年9月以來經濟增長大幅下滑的一個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