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一战区的士兵往往只有杠子头馍馍可吃，纬国发明用包谷面做成一长条，切成四段，然后每人拿一段吃，味道不错。但是因为缺少油脂，士兵大都便秘，所以他就规定士兵每天要喝多少水。每隔10天就到山上打柴，但是部队规定只能在宿营地40里以内打柴，所以他就规定每个人至少要挑35斤木柴。他自己通常都挑75斤，有时候可以挑到100斤，有一个班长可以挑120斤，所以他们每打一次柴，收获都很大。
纬国所带部队气氛活跃、生动，士兵生活愉快，部队颇受他人尊敬。纬国从不打骂士兵，所以大家向心力很强。那时候各部队逃兵的情况非常严重，按编制是151人，结果连上不但没有逃兵，还多了两个人，共有153人，有两个逃兵逃到他们那里后就不肯走了。士兵如果家里有急事要回去，全连列队欢送；如果家里有喜事，大家还会专挑月夜举办月光晚会。这些士兵来自乡下，会演一些地方戏或小曲，如秦腔、河南梆子等，大家轮流表演，所以他的连队生气蓬勃。1944年，青年军运动发起，纬国被调到青年军。接到命令离开第三团第二营时，从营部到火车站的路上，驻地老百姓沿路相送，每隔几步就摆了一张小桌子，上面放了三杯高粱酒，他就一路喝到火车站。
1944年2月，纬国调任陆军第一师第三团少校营长。1945年那年，上级原本要调他为第三团副团长，后来蒋介石指示下来，把蒋纬国调到青年军，担任青年远征军二零六师六一六团第二营少校营长。当时青年军动员，用知识青年组成部队和日本最后决战。
纬国到青年军之前，除了先接受干部训练外，还曾经到印度去。当时西安有一个访问团到印度，他便随着访问团到印度去，被派职为新一军参谋，暗中的使命则是去调谐英美两方面的感情，因为英美的部队首长非常不和谐。当时英军的远东区负责人是蒙巴顿，美军则是史迪威，两人都非常骄傲。纬国认为蒙巴顿的风度很好，很有才干。但是史迪威就不同了，连美军都在背地里称呼他为“醋乔”。史迪威少年得志，后面又有马歇尔替他撑腰，所以难免心高气傲。纬国的任务就是在英军美军之间作协调，希望他们能够相处融洽。
到印度的第一站是加尔各答，而训练中心则在蓝姆迦，纬国又抽空去参加战车保养班，学习如何修理战车。他在晚年回忆说：那一次受训，他把战车里外的机械都弄懂了，可以自己单独把18辆战车拆散、修理、重装，也就是所谓的大翻修。战车炮有一个自动平衡器（战车移动时，战车炮所瞄准的角度不变，就是因为有自动平衡器的关系），这种自动平衡器不大，只有一个小方盒大小，蓝姆迦中心只有一位中尉是经过五角大厦可以拆除自动平衡器的，别的美军人员尚无此资格。有一次，有一个自动平衡器坏了，那位中尉把它拆开修理后，竟然装不回去，纬国就自告奋勇要帮他装自动平衡器，并跟他说：“你信不信，凭我的知识来猜想，我判断这个平衡器是利用地心引力，里面有若干机械下坠，经过地心引力的作用，能够维持角度不变。如果我说的是对的，我来帮你把它修复。”那位中尉说：“你说对了，里面机械的道理的确是如此，但是我不能让你来修，因为我是此地唯一被允许修理自动平衡器的人。”但结果还是纬国在不算长的时间内将自动平衡器修好，装回战车，那位中尉赞不绝口，随后打电报到五角大厦建议，在中国部队里只有蒋纬国可以参与战车炮的修护，美方也核准了。
战车上有一个分速箱，其轮轴旋转，以及左右两边的轮子转速的差别，构成相当复杂。有一次，战车的分速箱坏了，纬国也凭自己对机械的知识来判断，负责修复的人也同意让他参与分速箱的修理。就这样，他与新科技结下不解之缘。凡是机械的东西，在战车上可以用的，在飞机上、火炮上也可以用，这方面的知识，纬国在战车保养班中所获甚多。
杨永泰、樊崧甫等人在第五次“围剿”中的所谓碉堡政策，打下一个地方以后，立刻做成碉堡，并且把碉堡交给地方政府，部队继续作战，农民住在碉堡里面，晚上睡觉，白天耕地……好像很有成就感，稍远的后续问题他们却没有考虑到。蒋纬国晚年碰到一位已退休的空军大队长，那人说有一件事情他一直百思不解：当年他当飞行员时，奉命勘查江西突围时部队所走的路线，但是他发现国军并不是去追击（尾追或超越追击）。国军再怎么穷，当时动员几百辆卡车，装载一部分部队，那怕只有一个师或一个团都能够先追到前面将红军堵住再加以“围剿”，红军也不至于能打得过国军，但是实际的情形却是南北边各有一支部队，红军走多远，国军就走多远，也没有超越他们，这哪里是追击，简直是护航。那人很灰心地讲了以上这些话之后，反而恍然大悟。纬国跟他说：“你真是给我上了一课，我们确实是压迫他们进入四川，经过广西、贵州、云南，绕了一大圈，再折回来到四川。”（《蒋纬国口述自传》，6页）
纬国是科班出身的高级幕僚，他的治兵方略和军事学的深度，精密宏深；而他对文化的估衡，也可说是独具慧眼。他认识一位奥国的逊王，那位老先生邃于欧洲旧学，也很了解东方思想，纬国和老先生接触交谈的结果，使他意识到我们中国人如果要研究世界问题，而对欧洲不认识，光与美国方面接触，一定是很浅陋的，要与有欧洲文化基础的人攀谈，才能有所取舍、有所收获。
对于地方势力，蒋介石为了引导他们抗战，不管对方性情如何，都尽力识拔争取，至少稳住他们不生事端。当时的情状纬国看在眼里：有些人确实把心转过来，有些人则贪图一点好处，蒋介石都会给予一些金钱上的资助，或者动之以情。接触地方的大佬则有蒋经国出面；如果有国际人士来华，则派纬国接送。其间自然体悟一套应对进退的方式。除了公务之外，晚间纬国还要去关心客人的食宿。譬如，马步芳、马步青及龙云等人，就是由纬国去联络感情。如果接待年轻一点的朋友，纬国的太太就和他一起去，所以即使是边区的地方领袖，他也相处融洽。论功则推以让人，任劳则引为己责，很多烦难的烫手山芋，都在纬国殷勤周至的斡旋之下，得以达成。孙子兵法讲的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纬国所实践的，则是化敌为友。
参谋生涯的印痕
做人的态度、器识、眼光，纬国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已养成良好的习惯。在抗战期间为了团结地方势力抗击敌寇，他和他哥哥前往西北马家部队联络，以友善至诚，和人家打成一片。他和蒋经国一起去看马步青（马麟之子）；也到青海看马步芳（马麒之子）。见青海省主席马步芳时，他的儿子马继援已经当中将军长了，纬国那时是上尉，马继援不肯出来见他们，马步芳说：“你是个军长就要像个军长的样子，你已经是中将了，你还怕什么？”马继援说：“人家年纪比我大，还只是个上尉，我因为是你的儿子，你给我当军长我才能当军长。”那年马继援才25岁。马步芳命他出来，他还是出来了，后来他和纬国也成为朋友。纬国表示，任何事情，只要能帮得上忙的，他一定会帮。马继援也很谦虚，诚恳表示愿意随时去给纬国当参谋，到后来转退台湾，他们还保持联络。
敢在蒋介石危难之际开玩笑，非寻常人所可想见。纬国留德的时间是1936年初冬，在西安事变之前。后来西安事变突发，他曾经写了一封信给蒋介石，在信里为他打气。纬国是家里比较顽皮的，但是他自认“调皮不捣蛋”，他在信中开头就跟蒋介石开玩笑，他写道：“父亲，我非常抱歉，我实在不应该出国，我一离开以后，国内就出乱子了。”四年后他回来了，蒋介石就问他回国后有何感想，纬国说：“父亲，我知道我不应该离开的嘛，你看我一走开，你们就搞得乱七八糟。”蒋介石也是哭笑不得。纬国在蒋介石旁边，让他能够得到一点轻松的调剂，他以为，恐怕家里面也只有他才能够做得到（参见《蒋纬国口述回忆》51页）。
抗战期间，蒋纬国从德国学成归来，他的参谋思想逐渐形成。建立海军陆战队尤其是装甲兵作战思想，卓有表现。内战期间，装甲兵改编为10个快速纵队，可惜战区长官不懂得使用装甲兵，把装甲兵拆散来用，无法发挥应有的战力。
他的骑兵观念，以机动为主的路线，不论在战斗上、战术上或是战略上，强调机动与火力的运用，战术就是运动与火力的结合，在基层就是运动与射击，而最重要的不是为了争地盘、守土，而是要捕捉敌人而消减之。
纬国数理方面的基础牢固，辅之以经济社会世象的体会，他的参谋思想从战斗战术的阶层渐次上升到战略的阶层，他与上级或同僚也非常容易沟通。他说一位司机讲过一句话，“一个人要用钱赚钱，一点本钱都没有，赚不了钱；一个人要用学问赚学问，一点学问都没有，没有办法接受新的学问”。他很钦佩，这和曾国藩所说的，治学如积财，道理类似。学问是一点一滴堆积起来的，不是一蹴可及。
纬国在部队中，着力向军官们灌输现代观念与科学精神。他在大学时先修习理工，因为要做一个现代的军人，必须具有数理观念，培养科学的认知与思考方式，所以他进东吴大学理学院就读，主科物理，副科数学。念完理学院之后，又去念文学院，兼修政治和经济学、社会学。文学院科科目的训练，对他在建军备战的研究上很有帮助。
纬国著作有《军制基本原理》《国家战略概说》等多种。纬国认为，从战略大处而言，绝对不能同时有两个以上战略目标，这在大战略上非常重要。
他解释他父亲送蒋经国到苏联的原因，就是要让苏俄相信，中国对俄国没有敌意，目的就是为了日后与日本作战时苏俄不要趁火打劫，至少保持中立。
退台后，纬国先在国防部高参室，负责外军主要是美军军制整理编纂，其后，任第三厅副厅长，督促各组重要幕僚作业，研究外军作业程序。后为陆军总部装甲兵室少将主任，乃是陆总的幕僚单位，再往后的陆军参谋大学校长任内，兼任陆总训练中心主任，亦属专职幕僚。在参谋大学校长任内，他和余伯泉分工合作。余伯泉编写野战战略、军事战略及野战用兵；纬国编写政治战略、经济战略、心理战略。课程编排和教材撰写达三年之久，纬国的课程需70课时，余伯泉的教材需授400多课时。晚年召集中华战略学会，为民间团体，成员为学术界人士、退役将领、财经专家等，可谓以幕僚终其一生。
在历史长河的两端想望致意
若从行事的风格、学养、气度、眼光、胸怀，尤其是建军方略等而言，可以说，蒋纬国是现代的辛弃疾，辛弃疾是古代的蒋纬国。
纬国对军事历史考察深细，他以为，从历史来看，唐朝在开国时民间有70万匹马，马政办得非常好，所以国家强盛。到宋时，却只有中高级军官有马骑。当时纬国就有一个感觉，中国部队实在是不行，一般将领没有机动作战的观念，完全是纯步兵的思想，营长的马也不过是代步而已。两条腿走的部队，需要四条腿的马去搜索，因为马队可以越野，搜索后可以及时告诉步兵前面的状况。后来变成两条腿打仗的部队由两条腿的搜索队去搜索，又缺乏完整通信工具，怎么来得及回来报告呢？所以在军制上是错误的。
宋代部队，马政办得非常差，而辛弃疾恰是例外。
辛弃疾、纬国，同样是刚毅坚卓，谦恭有礼，纬国可以说是辛弃疾在现代的化身，两人的气质、着眼点、作为参谋起家的心曲、战争观、军备问题、战略与战术，均葆有神似的认识和感悟。他们既是思考者、策划者，又是行动家、执行者，他们所遭遇的无形的社会阻力几乎如出一辙，志士的悲哽、政治的不上轨道、民间的愚贫、大小环境的矛盾与内耗、一种强大的无力感和消磨感，令人长喟不已。
蒋纬国强调速度的决定作用是针对部队的致命弊端有感而发，那么蒋百里的立体作战思想、蒋纬国的快速运动观念、邱清泉的火力纵深意图……这在抗战的中后期得到了事实上的措置施行，而立体作战和火网构成均可谓速度的变形或转换、深化。
抗战初期中国空军孤注一掷，予敌重创，但自身几乎全军覆灭。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参战，中后期中美混合编组的空军壮大，逐渐取得压倒一切的制空权，予敌毁灭性打击。而火网的配置即以原子弹投入前而言，譬如硫磺岛的火焰喷射器，对日本本土的密集轰炸，都将火力概念运用到极致。
蒋纬国阐释蒋介石的战术观念，也强调运动中的速度。他说运动战是蒋介石的专长，即以骑兵的思想来涵盖步兵的思想。他写了一个方程式F＝MV2C。F指的是FightingPower（战力），M是火力，V是速度，由此方程式可知，战斗力与火力是成正比的，而战斗力与速度则是成平方正比。因此他主张与其增加火力，不如增加机动力，因为火力增加5倍时，战斗力只增加5倍；而机动力同样增加5倍时，战斗力就能够增加25倍。至于C则是精神力，整个部队的火力再强，机动力再高，如果因为战斗时间太长以致缺量，或是为了急行军，或是经过几次严重战斗而伤亡严重，以致影响精神力，整个战斗力就削减甚多，甚至部队叛变，空有战斗力也没有用处，所以精神力是最重要的（参见《蒋纬国口述自传》16页）。
刘玉章《戎马生涯五十年》谈火力观，他认为，火力——射击须采取“两短集火”要领。所谓两短是：距离短，时间短。把握此两短，集中发扬最大威力。这是他的特别规定：敌人未进入百米内，严禁射击，严守射击纪律。目的是有效发扬自动火力，敌人同样是血肉之躯，必可将其歼灭于阵地前。在防御工事内，人少反可增大活动空间，减少损害，更可以说是因病成妍的优点。
刘玉章例举一个抗战战役：“翌日拂晓，果不出我所料，日军先以猛烈炮火，轰击大袁庄，我由团指挥所遥望，但见一片烟火、灰尘，弥漫了整个村庄……此时敌兵约一营，分三纵队并列，大胆地向我大袁庄前进。至距我阵前六七十尺时，我沉寂已久之守军，骤然全部武器火力，以排山倒海之势，万箭齐发，那气焰万丈的日军，实时仓皇不知所措。‘两短集火’的效果，在这次战斗中，发挥得淋漓尽致，殊堪回味。”
刘玉章的打法尚属局限多多的情况下发挥火力优势，属于一种局限中的转圜。而蒋纬国、辛弃疾则是要从根本上使火力与速度结合到最佳程度。不仅使部队在冲突中能迅速投入有效兵力，而且可对目标实施纵深打击。再者为了具备更强的自我保护和攻击能力，他们训练部队实际上是在按照不断自动升级的方式进行，迅速凝聚战斗力的能力大大提升。将速度与火力结合，具备多种用途和灵活性，而集中体现微强大的火力，同时也能赢得时间。
速度与火力，速度与打击力，像针灸一样，在经脉的要冲点穴。辛、蒋二人的快马突击队观念，和战车集中运用观念极为神似；两人后半生同样在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情景下努力；同样远离了家乡；同样渴望探求战争制胜之道。两人的著述和实践，同样包含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
直觉与判断力的获得，灵感只光顾那些有准备的头脑，他们都在从事研究如何采取有效手段阻断战争。战争的罪孽不可饶恕，他们都以兵凶战危为戒，不喜欢战争，尤其反对穷兵黩武的不义战争。但他俩作为一流的参谋指挥人才，虽竭力反对战争，却绝不是害怕战争。他们亦保持这样的态度：化解可能发生的战端，消弭酝酿着的战事，制止行将发生的战争，扑灭已经点燃的战火。
辛弃疾、蒋纬国都不喜欢人海战术。辛弃疾的意思是，建立多支来去迅猛的特种部队，避免大兵团的一旦败绩就不可收拾的局面。而且，即使对方以大型野战部队进攻，也可利用多支战力强劲的特种部队将其分割、截击，再予以击溃，或逐次消灭。他的军事变革思想，包括战争指导思想、作战样式、武器装备、编制体制等，都很有新意，新军事变革意味着对旧作战方式的完全抛弃。这和今天的军事格局，颇有神似的地方。
战争，关乎死生之地、存亡之道。
纬国提出要向1917年告别，就是要以机动性转变整个的作战观念。
因为在1917年之后，英国领悟到战车必须保证其速度和机动性，战车逐渐脱离步兵，才能发挥其战场的机动性。另一方面，战车的火力也只有在机动的运用下才能发挥。所谓机动就是主动争取一个新的位置，可以在新的位置上制敌，从而产生奇袭的功效。
中国政府军，向来不善野战，即野战往往表现不佳，吕思勉先生《中国文化史》尝谓，中国军队强悍的，亦多只能取守势。野战时总是失利时居多。明时松山会战如是，清时绿营之于太平天国前期攻击亦如是。
雷海宗教授也有类似的观点。即中国部队汉以后相当一段时间，多依赖羌胡兵支撑，自身一盘散沙，当野战之际不能凝聚为一个坚强的有机体。挽救危机，只能靠乱世和英雄，这些人一死，悲剧就降临了。
在辛弃疾、蒋纬国那里，把速度强调到了极端，它像一道锐光，突破了夜行人的障碍；它像一把利刃，拿准节点势如破竹。这在其潜意识里，在事实上，恰是对中国历来野战长期示弱、长期失利的一种反拨，一种破解。
稼轩、纬国各自的成年时代均面临家国莫大的危机，掣肘太多，牵制太多。但即使这样的悲凉局面之下，只要有杰出头脑的幕僚式人才得以实践其谋略，也不是完全不能作为。
只不过，形势太难为他们了。
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作总结时，谈及两个原则：其一，在行动时对于目的和兵力都必须尽量保持集中；其二，在行动时必须采取最大速度。
火力、速度、时间，恰切综合获取一种态势，亦即政治、军事方面的能量积累与储备，随时可以“蓄‘势’待发”。如《孙子兵法?兵势篇》所言：“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任势者……安则静，威则动，方则止，圆则行。故善战人之势，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立于不败之地，就是总能创造出有利于己的政治态势，事先能洞察到不利的“势”，并能将不利的“势”转化成有利于己的政、军态势。
辛弃疾与蒋纬国，两人都胆气超迈，而心细若发，处理公务之程序而言，其效率之佳，若比起传统的那套“等因奉此”“合亟令仰”，完全注重表面的官样文章与“公文旅行”，真不可同日而语！
政略的运用在于遏制战争之萌蘖，兵略的部署运筹在于当不可避免之际，能不战而屈人之兵。战术的这一环则重在斗智斗勇，不得已而以战争压倒战争。两人都先天重视一套科学办事方法，他们承办一件事务，一定会在事前把计划拟好，应该说明的说明，应该附图的附图，一俟批准，即可依照实行；他们强调有归属的责任感，既不能推诿责任，又可以在工作中表现成绩，二者相因相成，互为因果，无形中扫除了官僚政治的积习。军事力量虽然是硬实力，但同样能够产生软实力，试观辛弃疾在江西、湖南的民政作为，蒋纬国在驻地训练时对民政的优异管理才能，无疑就是军事对软实力作出的贡献。
熟读兵书是一回事，而运用之又是一回事。
仅在条文上下工夫，造成一种有口无心，也于事无补。
熟读兵法，又须以人生社会各种知识来承接之，使其蔓延、嫁接，自动形成一架蓊郁的花架，生发蓬勃的生机。蒋纬国、辛弃疾正是如此从实践到理论，又以理论来加诸实践，打成浑融的一片。湘军的大将，也有和他们两位极相似者，他就是罗泽南。
罗泽南以一标准僻壤书生，战前并未在兵学、战争理论上下专门工夫，但是战争一开打，局势逼迫他编练湘军，操觚上阵，表象上看来是草率和冒险，不意他的转型令人刮目相看，这就是多面的知识和经验在起作用。
他平时就热心社会事业，关心民瘼，专注民生，举凡治水修祠、维护伦常、砥砺学术、制订乡约、除暴安良……种种经邦济世的用心转化为知识经验，在战争初期，就很快表现出其优越性来。
他以戚继光编练部队的心法入手，很快就编成多股战力强劲、机动性强的基本队伍。以后曾国藩指挥大军，但其核心部队和最能战斗的原始部队，就是罗泽南的这几支老班底。在和太平军交手的无数次苦战中，这几支部队到处救火，冲锋陷阵，东奔西突，居功甚伟。而罗泽南自然成为近代书生典兵的巨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