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院长办公室回来，我把老储和孙芸召集起来，把郭院长的意思说了一下，让合议庭复议。
孙芸说：“复议什么啊，院长都发话了，就按院长的意思办呗。”
老储说：“嗯，程序还是要走一下的，毕竟分管院长的意见不能作为法定的定案程序。小潘你做个合议庭笔录，我和孙芸都同意郭院长对本案的处理意见。小桂你晚上就加班写报告吧，明天审委会开完你就能出文书了。”
我说：“你们不觉得这个案子不是很踏实吗？到现在骨头都没找到呢！”
孙芸说：“哎，找不到尸体的案子多去了。口供和证言对上了不就行了吗！再说了，还有那么多物证呢。”
我说：“我有个想法，我觉得邢智很可疑啊。”
孙芸白了我一眼，说：“可疑你个头！别瞎想了，院长都帮你判决了，你还有胆子不按照院长的意见办啊？”
我没那个胆子。所以晚上我待在办公室里加班写判决书。
写判决书很容易，但想写一份表述清楚、说理充分的判决书，很难。尤其在事实本来就不清楚，理由也不够充分的情况下，就更难。
我就这么为难地对着电脑字斟句酌。小双过来陪我，坐在一边，捧着一本书安静地看。
一开始写得很顺利，事实部分很清楚，证据似乎也足够充分。写到“本院认为……”的时候，我卡壳了。怎么避开邢勇的精神病问题呢？我很是发愁。毕竟鉴定是清清楚楚的，要拿什么证据说他犯罪时精神是正常的呢？现在的判决书都是要上网的，尤其是影响这么大的一个案子，肯定不能出一点问题。
忽然小双叹了口气。我抬头看她，发现她正在盯着我。
我说：“叹什么气，有什么想法？”
她幽幽地说：“我觉得自己好没用啊！”
我很奇怪，说：“怎么突然这么说啊，你怎么没用了？”
小双说：“我看到桂哥哥、小潘哥哥还有你们的同事每天都在做有意义的事情，但是我整天什么事也做不了，在这里闲着，哎，我是不是很没有用啊？”
我忍不住笑起来。小双一脸严肃地看着我，我只好忍住笑，安慰她说：“不会啊，小双，你看，你会跆拳道，会做饭，会做家务，会整理材料、装订卷宗，还是选秀冠军，你的前途是一片光明的。”
小双嗤了一声，说：“朱总那个选秀算什么哦！我要是上过大学，才不会去参加他那个选秀。”
我想起来一直没问过她的学历。于是我问：“你为什么没上大学啊？”
小双说：“为了赚钱呗。我考上大学了，但是家里没钱给我上。爸爸说女孩子上不上大学都无所谓。弟弟还在读高中，所以我出来打工啊。”
在大三的暑假里我去过小双的家乡，小镇凤凰，美丽又古朴，像落在湘西的一颗珍珠。我和章小璐一起，数过柳树丛下每一块沾满露水的青石板，听过乌篷船上每一个老艄公抑扬顿挫的行船号，逛过彩虹桥下每一家别具风情的小酒吧，住过沱江两岸每一栋历经百年的吊脚楼。凤凰的美在于她的自然，没有人工开发的痕迹，不幸的是，在中国，没有开发过的非常美丽又非常古朴的小镇通常都会非常穷，凤凰亦不例外。在那里的土家族和苗族住户中我没能看到几个年轻男子，当地人告诉我说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留守的都是老人、妇女和孩子。她们穿着五彩缤纷的旧衣服，在街边向游客兜售各种各样的纪念品。
我问小双：“你考上哪个大学啊？”
小双说：“湖北民族学院。我考的是服装设计，我喜欢做衣服，在家的时候我就自己裁过好些衣服，我妈妈还拿出去卖过。”
我说：“你想上大学吗？”
小双说：“当然想啊。我出来打工，就是为了攒钱给弟弟上大学。如果赚得够多，我也可以去上大学的。”
我看到小双的大眼睛光芒闪烁，我忍不住说：“其实你现在就可以去考啊，钱不够我可以借给你的。”
小双很开心，说：“桂哥哥，你有这个心我就很高兴啦！我不用你的钱，我妈从小就跟我说，不能随便花男人的钱。”
我听了有点哭笑不得，一时语塞。
小双说：“我准备啊，等钱赚够了，就重新考大学，考个更好的大学，而且这次我要学法律。”
我说：“为什么？现在随便是个学校都有法学专业，连工学院、科技学院都有，过一阵子恐怕连医学院都要开法学了。学了四年什么实际的能力都学不到，工作也不好找，一毕业就失业，要是考不过司考，这大学就等于白上了。”
小双眼睛瞪得老大，问我：“那你干吗还学？”
我说：“我当时不是不懂吗！当时就是没有人像我现在指点你一样指点我啊！你去学个会计、精算什么的，比较容易赚钱。”
小双想了想，像立志一般坚定地说：“我想像桂哥哥一样，当个法官！”
我说：“好，等你成了法官，我就辞职做律师去了。你罩着我。”
三天后我们在第一法庭公开宣判。对着摄像机我宣读了判决书：“……本院认为，邢勇犯罪时精神状态正常，其对自己的行为具有辨识力和控制力，辩护人提出的关于邢勇犯罪时精神状态异常的辩护理由没有证据证实，不予采纳。邢勇因被害人梁素梅提出分手而心生嫉恨，故意剥夺梁素梅的生命，并将尸体切割、抛投，试图毁灭罪证的行为已经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之规定，构成故意杀人罪，手段残忍，性质恶劣，情节严重，依法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依法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读到“立即执行”的时候我心里颤抖了一下，毕竟前面的说理是如此的虚弱和没有说服力，像身穿着皇帝的新装一样，我无法掩饰自己的心虚。可是旁听席上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邢勇看着我，脸色苍白，遗憾的是我没能读懂他的表情。
宣判之后引起了巨大的反响。首先是新闻媒体大肆报道了一番，标题无不充斥着“公正”、“偿命”、“大快人心”之类的字眼。媒体的赞扬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老百姓们对这个判决的期待和满意。几乎每个人都想邢勇死，因为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如此没有安全感的社会里。我们吃着随时可能致命的五花八门的有毒食品，住着随时会倾倒碎裂的高价豆腐渣楼盘，坐的公交车可能随时会自燃，走在斑马线上随时会被70码的车速撞飞，祖宅随时会被强拆，祖坟随时会被推平，被比自己穷的人偷，被比自己富的人骗。于是大伙儿很愤怒，而这样的愤怒需要宣泄。这个时候邢勇很适时地出现了。在这样一个危险的社会里，大家是不容许邢勇这么危险的人物继续存在的。
舆论一边倒的赞扬声让院领导们非常满意。向审委会汇报宣判情况的时候，郭院长狠狠地表扬了我一番，一把手戴院长也对我和蔼地微笑表示赞许。邹庭长看在眼里，回到庭里就宣布我年终考核成绩为优秀，并评为办案先进个人。
邢勇没有上诉。我跟小潘把卷宗整理好，十本一捆打包，装在纸箱里，寄到省高院立案庭，等待省高院核准后再上报最高院核准。
做完这些后我长舒了一口气，对我来说这个案子到此结束，我做了所有我能做的，虽然不尽如人意，但也无愧于心。桌上的台历已经好几天没有翻过了，我连续撕掉几页，发现今天已经是腊月二十六了。
剩下的工作就是写年终总结，填绩效考核表和各种各样的数据汇总表格。一年的工作告一段落，终于可以有几天休整的时间，不用再拼命地忙碌。我很想回忆一下过去的一年我究竟忙出了哪些成果，但怎么都想不起来。这一年我接了一百零九个案子，结掉了七十一个，六个死刑，十二个死缓，十七个无期。开庭九十二次，提审、讯问、询问、谈话两百八十次，出差五十天。接待了十一个老上访户，谈话一百余次，其中一人得到省信访基金补偿款三十万，写下书面保证息诉息访，其余十人依然不服，闹访不止。
我在绩效考核表的工作量统计栏里写下这些数据，心里空****的。又是整整一年过去了，我不知道我做的事情有没有意义，有没有价值。同事们见到我都恭喜我成为先进，要我请客，我却高兴不起来，反而倍感失落。
在每年的这个时候，大家最期待和热衷于讨论的事情就是年终奖。当然阳光工资之后，“年终奖”这个名称已经作古了，所有的奖金、福利已成历史，传说中的全勤奖、高温费我也从来没有荣幸能够亲身见识一下。但是辛苦奉献了一年了，大过年的，单位总得表示表示吧，这也是常情，哪个单位不发点过年费呢。可是令人发指的是，我们院在过去的两年里当真是两袖清风，一毛不拔。
我一直很郁闷的一件事情就是：在做公务员之前，总听人说公务员待遇有多么多么好，自己也理所应当地认为公务员的待遇是相当拿得出手的。但是在进入法院之后，之前听说和想象的一切就像传说中的绝色美女一样，只在口耳相传中，从未亲身体验过。这倒也罢了，最郁闷的是，没人相信我。大家都觉得，你丫的好处都得着了，还不承认。还记得刚上班那会，跟同学哭诉工资低，大家都批评我不该哭穷，纷纷以内行的口吻跟我说：“哪个公务员还指望工资啊，灰色收入啊！”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还没搞明白这个灰色收入究竟是什么意思，只是每次对着工资条看到自己的收入时的心情倒是够灰的。同学们不理解我就算了，连老妈都不信，说邻居家二大爷的侄女的男朋友在一派出所，整天发钱，钱多的都数不过来，气得我咬牙切齿，跟老妈说您是打算相信你养了二十多年的儿子，还是相信一个跟您毫无瓜葛的邻居二大爷家的侄女的男朋友？
打那时候起我就不爱跟人说我的收入问题了。觉得特没劲。像怨妇一样唧唧歪歪的，别人还拿异样的眼光看你。本来嘛，男子汉大丈夫，对钱就不该太在意。但是偏偏有很多人对公务员的收入问题很感兴趣，经常愿意同我探讨一番，由于我的懒得解释，结果我现在在他们眼中的生活状态是：上班喝茶看报纸，下班自然有当事人或律师备好酒席，因为老话就是这么说的，吃了原告吃被告嘛。酒足饭饱之后自然是洗个桑拿，叫个小姐，如果缺钱了打个业务麻将，原告、被告及其律师们争先恐后地输钱给我，一晚上赢个十万八万的不成问题。每个月除了工资，还有各种名目的奖金、福利、津贴、车贴、房贴、加班费打到我的账户里，我常常会在查询账户余额的时候陷入迷茫，不知从哪里又多出了一大笔钱。年终狠发一笔，抵得上一年收入。出门可以开警车，随意闯红灯，走逆行线，只要打开警灯就没问题。高兴了可以随意赌博，随意嫖娼，不高兴了可以随意打人，因为公检法是一家子的。单位动不动就给我们分房子，要不就集资建个几栋，就算心血**想买商品房，也能比市价便宜一半。
由此我总结出：
第一，人民群众的想象力果真是无穷无尽的。
第二，中国两千年的封建统治在意识形态上的流毒颇深，其造成的影响在短期内难以根除。
第三，我说怎么有这么多人骂法官不是东西呢！
第四，怪不得每年有那么多人挤破了头要考公务员，孩子们脸上的憧憬让人好生心疼啊。
这让我想起同事转给我的一个形容公务员行业现状的短文：“一方面城里土壤早已肥尽，小苗只能望着大树兴叹，可是另一方面，城外土壤盐碱化严重，好苗也多数不得成活，难难难……于是围城啊围城……站在城楼上面的大喊：不要进来，里面阳光了，进来真的月月光了……外面人不信啊：你丫里面埋头吃肉，不带外面弟兄们混，拼死也要进去看看啊！！”
最后我想说，你们所说的那个美好的生活，可能是我们领导的，也可能是你们领导的，但肯定不是你和我的。我只是众多小人物中的一个，跟你们一样，也只有意**的份。
这几天全院人员明显对过年费充满了渴望，并对院领导对年终奖连续两年的漠视和不作为充满了愤怒，这股愤怒伴随着年三十的临近和周边单位年终奖的陆续发放而不断升级。老储代表大家说：诚然，院领导是不需要年终奖的，但是我们需要啊！没有年终奖，回家就要面对老婆鄙视的眼光，当老婆的年终奖已经超越了我一年工资的时候，我如何维持一个法官所剩无几的尊严呢？于是大家纷纷响应，均表示：没有年终奖就没有一个安定祥和的幸福年。更有情绪激动的干警发表过激言论称：不发年终奖是逼着大家走上司法腐败的不归路。在这股愤怒的冲击下，很多人消极怠工，上班时间纷纷打牌或者溜号，更有人发泄性质地使用办公室电话打一整天长途，连食堂的大厨都由于牵挂年终奖而变得心不在焉了。或者说虽然大厨一年到头都是心不在焉的，但是在不发年终奖的压力下，他更加不愿自省而甘心堕落了，以往他们心不在焉的时候，顶多是忘了在麻婆豆腐里放花椒，现在居然连豆腐都忘了。
迫于这股排山倒海的愤怒，院领导开会对年终奖问题进行了研究。最终郭院长在会上答复大家说：“过去的一年里，全院干警兢兢业业，圆满地完成了工作任务，在此我代表院党组对大家的辛勤付出表示衷心的感谢！最近很多干警关心的年终奖的问题，我们院党组也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和深入的研究、讨论。（台下窃窃私语）首先啊，大家都知道，自从两年前阳光工资改革之后，我们就不容许发任何奖金了，包括年终奖，（抗议声）但是院领导考虑到在年关之际，不给大家一些补贴，也说不过去，毕竟我们要讲人性化嘛。（鼓掌）发，肯定是要发的，但是怎么发？这是个严肃的问题。（窃窃私语）发得不好就是违反纪律。财政局那边最近管得很严，禁止我们发福利，所以发钱肯定是不行的。给大家发点水果什么的也不实惠，可能你们也不需要。经过院党组研究决定啊，每人补贴过年费五百元，（遗憾声、叹息声）不发现金，以庭为单位落实，大家可以搞个聚餐或者茶话会，当然搞不搞随便你们，关键是以聚餐的名义，回头想办法开发票到财务报销，发票必须开食品或餐饮费，不然不好入账。”
很明显的，大伙儿非常不满，散会之后都不愿走，抱怨声四起。这事情确实很让人郁闷，若当真坚持原则一分钱不发倒也罢了，还能安慰自己不管怎么说算是遵守财政纪律了，毕竟这是王八的屁股——规定。但现在原则也违反了，纪律也破坏了，却只用五百块把大家打发了，也怨不得很多人说当做打发要饭的了。
还是老同志们看得开，教育年轻同志说：“已经不错了，有五百块总比没有好，当真一分钱不给你发，你又能怎么样？领导已经做出让步了，再闹下去就不和谐了。想想那些农民工，累死累活，回家过年能讨到工钱就满足了，哪还有过年费这一说啊。所以说，做人要知足，要学会往下看，往下看，你会过得很快乐。”
闹得凶的几个同志接受教育后情绪逐渐稳定。众人一看带头的没有斗志了，只好接受现实，纷纷散去。这证明了知识分子的革命性果然是不彻底的。
回到庭里，邹庭长把我叫到办公室，说：“开会传达的精神你也听到了，现在的问题是要去弄发票。我们庭一共二十个人，要开一万块钱的发票。这事情交给你了。”
我赶紧说：“我哪有办法去弄发票啊？”
邹庭长说：“没有办法就要想办法嘛！年轻人不要轻易就说做不到，要去试试才知道啊。去吧，整个庭对过年费的期望都寄托在你身上了。”
这可愁坏我了。给朱舜尧打了个电话求助，他说：“哥哥啊，我还想要发票抵税呢。再说了，虽然你一万块数目不大，但是要开食品，我可开不起来，我这是广告公司啊。”
我说：“那怎么办，我身上背负着整个庭的希望啊。”
朱舜尧说：“你笨啊，火车站附近都是开发票的。”
我眼前一亮。我从很久以前就一直很疑惑火车站周边怎么总有那么多面目可憎的妇女每天什么事都不做就杵在那里神神叨叨地对南来北往的人群像念咒一样反复念叨两个字：“发票，发票，发票……”每当我路过她们都会凑过来，用一种神秘的姿态和期待的口吻，像跟我对暗号似的说：“发票，要不要发票？”我每次都赶紧绕道而行。现在我终于明白都是些什么人需要买发票了，存在的即是合理的，我发现火车站附近卖发票的是越来越多，看来她们生意不坏。每一笔生意的背后都是公家的财政埋单，最终的冤大头还是广大不明真相的纳税人。所以我觉得，任何人见到卖发票的都可以摁到地上揍一顿，因为他们正在光明正大地偷每个人的钱。
我跟朱舜尧说：“好，正好我下午要送小双去火车站，顺便就把发票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