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归说，做归做。上访致富只是我和茆磊遥不可及的理想，而替电信服务给法院打工才是我们不得不从事的现实。
这天我们在城东一片老小区收电话费，境遇和前一天大不相同。看样子这里面临拆迁，两边的平房都在顶上加盖了阁楼，还沿街砌了围墙、车棚，铺上了最便宜的瓷砖。整条街的气氛古怪，既紧张又冷清。两边的民房门边和墙上都被贴上了红色的动迁标语：“早动迁，早受益”、“顾全大局，实现共赢”、“拆旧房，换新房，条件好，环境美”……抬头一看，街道正中拉了个巨大的横幅，看样子是居民们的口号：“强烈要求提高补偿标准，誓死与强拆斗争到底！！！”
右手边第一户人家的门上用粉笔写着几个大字：“信凤姐，不被拆。”我暗自佩服这家主人的幽默感。敲了半天，门开了，里面投射出几双审视的眼光，看样子是一大家子，有男有女有老有少。
茆磊刚开口说：“我们是法院的……”里面的人就冲出来，围住我们吵闹成一团。好几个声音不停在控诉开发公司的罪恶和拆迁办的腐败，一个中年男子手持一本《物权法》，熟练地翻找法条给我看，里面红红蓝蓝地画了很多条杠杠。
我们花了很大的力气才让他们搞明白我们只是来收话费的，和拆迁没关系。他们的热情立刻退去，看我们的眼光也鄙夷起来。那个男子翻脸比翻法条还快，语气强硬地说：“房子都不给我们住了还要我们交话费？不交不交！有本事你们判去！”说话间挺直了民族脊梁，俨然是个壮士。
茆磊说：“一码归一码，你们拆迁跟我们没关系，该交的电话费你们还是得交的。从法律上来讲，你们这已经构成合同违约行为了……”
男子破口大骂道：“违个鸡巴约啊！老子欠个费都犯法了啊？好啊，你把我抓起来啊！来抓啊！”说着把双手并拢递给茆磊。茆磊没想到对方是这么个硬角色，愣了一下，随即也上火了，怒道：“你怎么说话呢？”
男子猖狂道：“老子就这么说话！怎么了？我就不信我不交电话费还犯法了不成？最烦你们这些当官的，整天张嘴闭嘴一套一套的，动不动就上纲上线，你违法了，你犯罪了……你他妈以为纲线是妓女啊，你们说上就上？”
我被男子绝妙的措辞打动了，恨不得当场记在笔记本上。遗憾的是这时候茆磊没有鉴赏绝句的心情，我看到他牙关紧咬十指紧握，很明显已经出离愤怒了。我赶紧一把拽住茆磊，将他拉回车上。我好言好语安抚了他半天，茆磊舒了一口气，说：“你放心吧，我再生气也不会动手的。动了手不管怎样都是我理亏。这个道理我懂，毕竟干了这么多年了。”
我说：“我知道你有分寸……看样子这里的拆迁户经常跟政府和法院的打交道啊，吃透我们了。今天工作不好做！”
果不其然，这条街上民风粗犷，压根不把法院当回事。很多人家已经搬迁，大门紧闭。剩下的大多是钉子户，见多识广，经验丰富，几句话就敷衍了事，像打发叫花子一样把我们打发走了。两小时下来，我们只收到了两笔话费。
茆磊垂头丧气，我也没了干劲，正要打道回府时，我一下子想起来，这条街不就是朱舜尧他爸拆的吗！
我给朱舜尧打了个电话，他半天才接，我听见那头人声嘈杂。
我说：“我在丘南街上，这可太乱了啊！”
朱舜尧说：“我也在，我这肯定比你那儿乱。”
我赶紧让茆磊把车沿着街道开下去。快到街道尽头的地方，我看见有一大群人围在一栋三层别墅下面，有警察，有消防员，还有大批围观群众。附近停了几辆推土机。一个胖胖的中年女人站在顶楼的窗口，手扶着窗台，纹丝不动。两扇打开的窗户上分别挂了两条长长的红色绸布，正对着我的一条上面写着：“誓与房子共存亡！”
朱舜尧站在人群最外面，靠在一辆车的引擎盖上冲我招手。我和茆磊下车走过去，给二人介绍了一下。
茆磊问：“怎么了这里是？”
朱舜尧说：“动迁好几个月了，还有十几户钉子户。这户是面积最大的，街上其他人家也都盯着这家的。现在我们要强拆，这女的寻死觅活的，就是不肯出来，说要是拆房子她就自焚。”
茆磊说：“这么勇猛？是虚张声势？还是要来真的？”
朱舜尧说：“不知道，刚才已经往自己身上泼了一桶汽油了。”
我定睛一望，那女人头发凌乱地贴在脸上，浑身湿淋淋的映着夕阳金黄色的光芒。我同时也看清了另一侧窗户上挂着的标语：“向唐福珍烈士学习！”
拆迁办的黄主任举着扩音喇叭在别墅前喊话：“牛二咪同志！我们完全是按照法律规定，依法、合理地进行拆迁工作的！这街上百分之九十的人都签了协议，拿到满意的补偿了！我们是不可能因为你一个人，耽误整个拆迁工作的进程的！牛二咪同志，你要顾全大局啊！”
身在高处的牛二咪不为所动。对峙了一会儿之后，黄主任明显不耐烦了。他冲周围的的民警挥了挥手，低声指挥道：“把她拉下来。”一队人马向别墅的前院挺进。
猛然间一个男人从房子里跳出来，挥舞着手中的菜刀，大声叫道：“都给我退后！谁过来我砍谁！”
一队警察齐刷刷站住，双方展开了紧张的对峙。
我问朱舜尧：“这家为什么不愿意搬？对这地方有感情？”
朱舜尧说：“有个屁的感情！对钱有感情是真的！你看他们这样闹啊闹啊闹啊闹啊，还不是想多闹点钱回来？”
茆磊说：“也不一定，有的钉子户就是对老房子有感情的。”
正说话间，只听得牛二咪惨呼一声：“不要逼我！”
我们转头发现那边勇猛的警察已经一拥而上，缴了男人的械，并将其按在地上。几个民警冲进了房屋，正在上楼。牛二咪方寸大乱，眼看已成瓮中捉鳖之势。
就在我们都以为这场闹剧即将就此收场，钉子户终于束手就擒的时候，只听得忽然间“轰”的一声，一团耀眼的光芒腾空而起，闪得在场之人都眯起了双眼。
在一片惊呼声中，牛二咪变成了一个胖胖的火球，从三楼窗口摔落而下，“嘭”地跌落在地面上，溅起了一圈炫目的火花，像是无数条昂首吐信的蛇。
在场的所有人都惊愕地凝固在了原地，呆呆地望向场地正中央这个熊熊燃烧的女人，像是在欣赏一场璀璨的烟花秀。被警察按在地上的丈夫撕心裂肺地大吼了一声，人们才蓦然惊醒，上去七手八脚地扑灭牛二咪身上翻腾的火焰。
我跟茆磊都傻了。想冲过去帮忙，但已经拥挤了太多人，根本没法靠近。朱舜尧也在发愣，转头看了我一眼说不出话来。穿过混乱的人群，我看见黄主任和朱舜尧的老爸低着头钻出人群，一头钻进车里开走了。
当天晚上，从网上的新闻里我得知牛二咪死了。抢救无效。但不知道究竟是摔死的还是烧死的。我有点希望是前者，因为相对不会那么痛苦。我心里很不是个滋味，这个女人为了保卫自己的家园，点燃了自己身体，焚烧了自己的生命，是勇敢？抑或愚昧？我不敢妄下评断。每个人都有权利留守在属于自己的价值立场上，去衡量所有拥有的和失去的，并决定舍弃什么，保护什么，牺牲什么，捍卫什么。从内心里，我为牛二咪女士感到惋惜，但更多的是敬佩。她认为这是值得的，并勇于为此付出生命。她用燃烧的肉身书写了中国拆迁史上的又一段关于钉子户的不朽传奇。遗憾的是，这并不是第一段；悲哀的是，这也肯定不会是最后一段。
自焚事件之后，朱舜尧对拆迁工作明显失去了热情，对驾驶推土机也没了兴趣。他有些一蹶不振的意思，终日郁郁寡欢。我好几次给他打电话，不是关机就是无人接听。我放心不下，中午抽空去了他家里，敲了半天门，没反应。我有他家钥匙，自己开门进去。客厅乱得一塌糊涂，茶几上散落着好几只方便面碗，几个空啤酒瓶。我很惊异，什么年头啊，方便面也能下酒了。我推开卧室紧密的门，扑面一阵阴风，冷得我忍不住打了个寒战。卧室里黑漆漆的，伸手不见五指，我立刻想起了《天龙八部》里虚竹度过没羞没臊的性福生活的那个地下冰窖。我踏进两步，试探地叫了声：“梦郎？”
回应我的是一片鼾声。借着电脑桌上调制解调器闪烁的微光，我看见朱舜尧趴在**，像个需要关爱的小女人一样紧紧抱着被子，睡得不省人事。我走到床头边，我轻轻推了推他，没反应。我拉开紧闭的三层窗帘，正午的大太阳一下子照得人睁不开眼。我又轻轻地推了推朱舜尧，他皱着眉头哼哼两声，还是不肯睁眼。我闻到酒味刺鼻，低头一看，发现自己正踩在一堆呕吐物里。我当即一阵恶心，粗暴地一把拽开朱舜尧怀里的被子。他闭着眼睛着急地探出双手，急切地呢喃着“给我，给我……”我一脚踢在他的屁股上，大吼一声：“你妈喊你起床！”
朱舜尧带我在楼下吃饭，没想到在这满街错落有致的洗头房中居然坐落了这样一个小饭馆，桌椅简陋，墙壁斑驳。朱舜尧双眼迷蒙地点菜，还问服务员：“你这有大盘鸡吗？”我很担心服务员会神秘地说：“嘘……我就是！”
吃饭的时候朱舜尧一直像个怨妇一样絮絮叨叨，对我的关心置若罔闻。他说：“你担心个屁啊？我能出什么事？我是一个心理很坚强的人。拆迁自焚也不是第一次了，哪里拆迁不出点事啊？我真没琢磨这事。我就是累了，想休息几天。睡觉是一门艺术，你不能阻挡我追求艺术的脚步。”
我说：“行，你没事最好。主要是你这几天不接我电话，我他奶奶的以为你跑路了呢！”
朱舜尧笑起来：“我跑什么路啊，跟我没有半毛钱的关系。这事儿自然有我爸和拆迁办那些人摆平，他们有经验着呢。我就一普通打工的而已。”
我说：“你爸也挺有本事的，舆论控制得挺严密。这么大一件事，电视上居然都没报导。网上倒是有人在炒，不过也只是涂城在线这样的地方性论坛，其他的大论坛里都没有。”
朱舜尧说：“那当然了，现在这种事情能压则压，很容易就会被炒作成官民对立。别有用心的人太多了。”
沉默了一会，他悠悠地问我：“你说，我们算不算杀人凶手啊？她是被我们逼死的。”
如果这是个案例题的话，我可以跟他侃侃而谈一小时，就“刑法上的因果关系”理论作深入研讨，并写篇三万字左右的论文。但现在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他，发生在眼前的事情跟白纸黑字的案例讨论是有天壤之别的。
好在朱舜尧并不期待我的回答。他继续说下去：“以前总在网上看到百姓疾苦，寻死觅活，没有切身体会，总觉得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现在看来，也不尽然。站的立场不一样，考虑问题自然也不一样。之前我理解不了为什么为了一套房子就可以不要命，但是对他们而言，那不仅仅是一套房子，而是他们的所有，是生活的全部。之前我老觉得弱势群体之所以弱势是因为他们自身的原因，现在知道那是因为我们没有站在对方的角度上去看问题。我们太自私了。”
我对他的肺腑之言评论道：“作为一个对社会有害无益的富二代，你能说出这样的话来，我很惊喜。”
朱舜尧很不满，说：“这是我这些天来的思考成果，你不觉得是这样吗？”
我说：“我觉得你说得很对，这个道理我早就明白了。只不过，知道应该怎样做和真正那样去做，完全是两件事情。”
就像我面对我的当事人们。也许我可以做到站在他们的角度上设身处地地去思考，去衡量价值，但我无法做到行动上的一致。很多时候，我感觉自己站在自己的对立面上，说着言不由衷的话，做着力不从心的事。我想帮助他们，但我总不能为他们摇旗呐喊，上访助威。有一些东西是我无法违背和偏离的，这就是立场上的区别，角色上的限制。我是如此热爱我的职业，却又如此痛恨它。它给了我直视不公的机会，让我的视线可以触及别人无法看到的黑暗角落，却没有给我一盏冲破雾夜的明灯，一柄劈开冷漠的利剑，和足够改变所有病弊、扭曲和不公平的力量。就像举着一颗珍美无比的夜明珠，却只能走在荆棘满地粪水横流的小道上。这常常使我感觉到某种虚妄，怀疑自己所做的一切究竟是否还有哪怕任何一点点价值。
我对迷糊不解的朱舜尧说：“不要想了。我们的力量太渺小，有心无力，什么也改变不了。再想也只是空想，尽人事而听天命吧。”
茆磊交给了我一项颇为艰巨的任务，写一篇关于电话费收缴工作的总结报告。这份报告是写给中院研究室和司改办的，主要目的是邀功。茆磊认为我是中院的人，脸面上熟络一些，所以表述上就可以更露骨一些，请赏时也有理由更厚颜无耻一些。我向来很怵写总结报告、讲话稿之类的应用文，因为我实在是写不出来。我很佩服那些将这类文体写得出神入化的人物，闭门也能造车，无米也能为炊，往往乍一看好几千上万字，仔细一读什么实质内容都没有，这种无中生有大实若虚的境界实在令人叹为观止。
我对茆磊说写东西太麻烦了，不是我的长项，要不我直接给你打个电话吧，研究室有我的哥们，司改办有我的姐妹，我可以无耻得很销魂，你要先进还是嘉奖我都能给你要来，你再更不要脸一些甚至可以把你塑造成明星级的模范，像陈燕萍那样的，号召大家向你学习。
茆磊眯缝着眼睛斜着看我，颇为鄙夷地说：“劳驾，你能不能稍微表现得有内涵一点？”
我羞愧地低下了头。
茆磊凑上来小声说：“你刚才说的都是真的吗？都写进报告里吧！要矜持一些，在确保对方看明白的基础上，尽量委婉。”
我表示力不从心，茆磊扯下一张纸，三五下就给我列了个写作思路：“金融危机的大环境——转变法院审判职能的必要性——能动司法观念的科学性——本院深入学习和贯彻能动司法精神——主动出击、收取话费，为经济发展作出贡献——总结经验，形成模式——希望得到肯定和推广。”
我看着他写下的提纲由衷地赞叹：“你太有才啦！”
茆磊谦虚地摆摆手：“一般一般，彼此彼此。”
我说：“如果我是你们院长，肯定要提拔你，人才难得啊！”
茆磊说：“我算什么啊，法院里卧虎藏龙，有很多人才的，当然了，废柴也不少。你有没有发现，那些被公认为是人才的，混得都不如意，而混得风生水起的，往往都很平庸。”
我第一个就想到了老白。他算是我进法院后的启蒙老师，当真是才华横溢的一个人，聪明、有**，敢说敢做又不乏幽默，业务能力更是没的说，理论扎实，办案利落。如果不做法官，他肯定是个出色的大律师，或者在公司里当个业绩骄人的业务经理。令人感到遗憾和奇怪的是，这样的人才却似乎得不到领导的赏识，从处在审判一线的刑一庭被调到二线业务庭审监庭，三十七八岁正当年，干事业的大好年纪，却还在做一个普普通通的助理审判员。
另外一个就是老陈，大案要案不知道办过多少，资历也不比谁浅，却一直提拔不上去。好几个他带起来的年轻后辈都上去了，他却在审判长位置上一待就是二十多年。现在五十好几了，基本上是没有希望更进一步了。
我说：“好像真的是这样，有才的人领导似乎不是很待见。”
茆磊拉开一副参透世事的架势，教导我说：“告诉你三句真理：第一，你干活干得好，那你就只配一直干活；第二，能当上领导的那个，永远不会是最聪明的那个；第三，单位里不需要人才，只需要奴才。记住这三句话，也许对你有用。”
我回味了一下，顿觉精妙无穷。满腔赞美之词将欲出口，茆磊及时阻止了我：“所以，请不要夸我是人才！谢谢！”
我改口夸赞道：“你真他妈的是个奴才胚子！”
茆磊大悦，握住我的手惺惺相惜道：“与君共勉，与君共勉哪！”
小潘打电话到办公室来的时候，我正在愁眉苦脸地写“能动司法观念的科学性”那一部分。我被下放后，他经常给我打电话，随口聊些院里的事情，或者问问我的情况。这孩子跟我比较谈得来，可能觉得有些话题也只能跟我说，不像跟其他人交流，需要句句小心处处提防。我也乐意跟他聊几句，因为觉得他很像过去时的我。他的一些想法、说的一些话，都是我曾经想过的、说过的，面对他就像是面对小几岁的自己，这种感觉相当有趣。
我提起电话，小潘就问：“桂哥，干吗呢？”
我说：“便秘！痛苦得很。”
小潘善良地关心我：“那吃点去火的中药啊！或者多吃香蕉也行。”
我进一步解释说：“其实不是便秘，我只是形容一下那种感觉而已。我本来是想帮别人个忙，放别人的屁，让别人无屁可放的。结果发现那个屁技术含量比较高，我一时半会还放不好，所以比较纠结。”
小潘明显不得要领地“哦”了一声。我觉得话题流于低俗，不愿继续讨论下去，就问他：“怎么，有事吗？”
小潘说：“哦，跟你说个事，老白今天辞职了，你知道吗？”
“老白？”虽然我一直觉得老白的性格和行事风格不是很适合做公务员，但突然听到他辞职的消息还是让我感到很意外，“为什么？”
小潘说：“他上个星期在我们院大门口跟当事人打架的事情，你没听说吗？”
我更加惊讶地说：“没，我前几天一直在乡里收电话费。他打架？不会吧？”老白是个典型的书生，高高瘦瘦，戴着金丝边的半框眼睛，在我印象里一直是个温文儒雅的谦谦君子形象。面对再怎么刁难再怎么无理取闹的当事人，他都没有跟人当场红过脸，不管有多无奈有多生气，最多也就是等人走后暗骂几句过过嘴瘾而已。这样的一个人，怎么会动手打架？而且是和当事人？
小潘说：“我们院有个老上访户，叫魏千森的，你知道吗？就是经常在大门口用擀面杖敲脸盆的那个。”
我说有印象。那是个审监庭的老冤家了，不停地申诉上访，不停地复查，再不停地被驳回，接着继续不停地上访……如此往复得有十来年了吧。最后一次复查正是老白办的，所以这一年多来他一直缠着老白。他可不是个善茬，从他的案子就可以看得出来。他在村子里算是个恶棍，偷抢扒拿什么都干，不管男女老少，一言不合动手就打，甚至对自己的老父亲和妹妹也拳脚相加，还曾经拿开水瓶泼过老头子。所以老人死的时候，在遗嘱里将大部分遗产留给了女儿。他霸占了房子，在妹妹起诉至法院后又篡改遗嘱，当然最终还是败诉了。从此他就开始走申诉和信访的道路，结果发现自己居然十分精于此道。一来，他身为无业游民，有的是时间折腾，有的是精力周旋；二来，他身为资深无赖，具有丰富的无理取闹的理论素养和实践经验，且心理素质硬于常人；三来，他演技出众，估计闲暇时勤于阅读《演员的自我修养》等专业书籍，并主动投身实践检验理论，既善于吵闹恫吓，需要时又可以装得楚楚可怜。在他坚持不懈的闹访之下，几任领导出于和谐温控的考虑，人民内部矛盾用人民币解决，免不了花钱消灾，只望息事宁人。如此几番下来，魏千森倒也获得不少甜头。此人善于总结，欣喜之余颇有心得，更加坚定地要以上访为业，立志要在这个无赖有理、和谐有偿的时代里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发家致富之路。于是他全天候地守在法院门前，敲锣打鼓吹哨鸣笛，**裸地要钱。审监庭的同志们都称呼他“为钱生”。
小潘说：“对啊，就是他。老白就是把他打了。其实院里很多人都暗地里喊好，只是不敢说出来。”
我说：“为什么打？他缠着老白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小潘说：“那天老白开庭，他母亲从老家过来找他，门卫不让进，她说自己是老白的妈，结果被旁边的魏千森听见了，就缠上了老太太，扯着嗓门地喊她儿子贪污枉法，判决不公什么的。老太太哪见过这个，躲又躲不开，拉拉扯扯地被搡了一把，摔在地上，把脚扭了。正好老白开完庭，接到门卫的电话后赶过来，看到这个情况立马急了，二话不说冲上去就动了手。”
我心里想换成是我能忍住吗？……嗯，估计很难。但毕竟没有发生在自己身上，冷静地分析起来，可能谁都会没心没肺地来一句：“身为一个法官，应该随时保持头脑的冷静，不管怎么说，动手就是不对的。”
小潘挺愤愤不平，觉得老白没有理亏。我想为了他的前途，还是不要给他施加负面的影响。于是我冷静地对他说：“嗯，虽然事出有因，但身为一个法官，应该随时保持头脑的冷静，不管怎么说，动手就是不对的。”
小潘说：“天哪，你跟院长说得几乎一字不差。”
我接着说：“而且关键是他这么一动手，魏千森就得了理了，他肯定乐坏了，手里有资本了，以后闹起来就更理直气壮了。不过这也不算什么大事，不至于辞职啊？”
小潘说：“老白辞职是因为不愿意道歉。魏千森闹得厉害，还在网上炒得挺火。院长就做老白工作，想让老白赔礼道歉。结果老白坚决不肯，僵持了几天，老白就辞职了。”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这事想起来其实挺正常的，经常听说类似的事情发生。用“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或者“人不要脸天下无敌”这些日久弥新的真理都可以解释这个事件里的胜负。但就好比地震、战争，或者遭遇外星人，这些听起来早已见怪不怪的事情真的发生在眼前，还是总会让人感觉到无可理解的荒谬。
小潘说：“我上网看了，魏千森估计请了网特，用一面之词抢占了主动，把事情描得很黑。你可以想象，在一篇帖子里出现了‘公务员打人’、‘法官枉法’这些词之后会引起怎样的口水。清一色的声音，都是骂老白的。已经有人开始人肉搜索老白了。我给老白辩解了几句，被人骂个半死，全家老小都被问候了一遍。”
我安慰他：“别往心里去。永远不要试图战胜那些纯傻逼，他们会把你的智商拉低到跟他们一个档次，再用丰富的经验打败你。”
挂了电话，我把这事又琢磨了一遍，心里觉得挺窝囊的。在很多人的理解里，公务员是绝对没有像其他人一样怒发冲冠的权利的，甚至是不能有正常人的七情六欲和喜怒哀乐的。在有的时候，我们被寄望像长老一样主持公道；而另外一些时候，我们被理所应当地期待如孙子一般逆来顺受。我听见很多人理直气壮地说：“你们公务员就是我们纳税人养着的！”言下之意就是“你伺候我是应该的”。我想说，我朝八晚六，周末加班，细心阅卷，战战兢兢地办好每一个案件，我跟你们一样上班，一样劳动，一样纳税。我不是你们任何一个人养着的。我们共同养起来的是包括法院在内的各种各样的国家机构以及这些机构里的一些蛀虫，而不是像我这样普普通通的劳动者。除了工作性质的些许差异，作为一个个体，公务员只是个普通的小伙子，或者普通的老头子，总之，是个普通人。我们既不是天使也不是恶魔，丢在人群里并不会特别显眼，也不会给看见我的人带来任何不适。我有哭或笑的权利，有爱或恨的权利，也有愤怒、激动和发泄的权利，推而论之，我同样应该具有动手打人的权利。当然，前提是：首先，我承认我是个粗人，素质不高；其次，我愿意承担由此带来的一切负面评价以及所有民事和刑事责任。
问题是，大部分人并不会这样想。中国人特别喜欢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按照诸如地域、职业、经济状况等等不同的标准划分出各个层次的人群，再自以为是地给他们贴上一个统一的标签。我把这个歪曲事实的过程称为“脸孔化”。我们总爱给别人戴上各种各样的脸孔，比如河南人都是骗子，新疆人都是小偷，有钱人都在为富不仁地吸取血汗，而公务员均无一例外的腐败无能，并执意认为这些统统是真知灼见。仿佛一个人在当上公务员的前一秒还是个根正苗红具有大好前途的年轻人，而在考官宣布“你被录取了”之后立刻堕落成了一个十恶不赦的官僚和贪污犯。这些可笑的偏见主导着很多人的世界观，在他们缺乏原则的信仰里充当着可有可无的调剂品。
我给老白打了个电话，想安慰安慰他，我以为他现在肯定很消沉。
结果老白一接电话就嘿嘿直笑，接连对我感叹道：“我终于解放啦，解放啦！”
我连忙安慰他：“你想开点，不要受刺激。”
老白骂道：“你他奶奶的小兔崽子，你才受刺激了！我是真开心！其实我早想跳出去了，但一直下不了决心，现在终于有理由走了，我高兴还来不及呢！我准备去做律师赚大钱了，小桂你看着啊，两年后，我就是称霸涂城让你们见到我都头疼的大讼棍了！哈哈哈……”
我问他：“你不是一直都挺看不上律师的吗？你不是说中国的律师不需要讲法律，只需要讲关系吗？你干法官不是干得挺好的吗？”
老白说：“是啊，律师是不太讲法律，问题是咱们法官有时候也不讲法律啊！呵呵，而且咱们的法官不是法官，是公务员！束手束脚的好生不自在！既然都不讲法律，那我不如自由一点！其实你知道的，我的性格一直都不适合做法官，我出来也是迟早的事。”
我无语。我想起了老白带着我开过的庭，审过的案子，他“杀”过的人，我心存怜悯，他不置一词。我想起他每一起顶住压力宣告无罪的案件，如果不是他的坚持，那些被告人很可能就成为了下一个佘祥林或者赵作海。我想起在审委会上他面对所有院领导拍案而起，慷慨陈词，最终扭转乾坤，将枉坐冤狱的被告人改判无罪。当院长最终点头的那一刻，我的眼泪夺眶而出。他还很鄙视地说：“哭个屁，这就是我们的本分。领导考虑的是稳定无上访和国家赔偿，我们管不了那么多，只需要还原事实的真相。”
那些激动的泪水，澎湃的**和豪迈的理想，都是我法官事业最初的印记。
老白就像个斗士一样，除了真相，他从不向任何东西妥协。可现在他却说自己并不适合做个法官。这样的法官却要离开法院，我想，一定是我们的法院出了什么问题。
最后老白对我说：“其实你的性格也不适合做公务员。你太懒，不活络也不会迎合，不拍马屁也做不好表面工作，你说你还能干什么。当然了，我并不鼓励你离开法院，只是想让你认清现实。你跟我说过你的那些理想，太过天真。好好干工作吧！能当个法官，已经很幸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