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在网上看到有仁人义士登高一呼号召大家对张计展开人肉，认定在一个警察如此嚣张的背后肯定还有不为人知的靠山和黑幕。更有愤世嫉俗者声称要打听到张计有没有儿子，在哪个幼儿园上学。我看罢不置一哂，压根没往心里去。
不幸的是，很明显，我低估了网民们的行动力。
首先是张计家的防盗门上被人涂了大粪，所有的窗户玻璃在一夜之间被敲得一块不剩。张计的老婆百般无奈，只好搬进学校的宿舍。
接着被人肉出来的是朱舜尧。他打电话邀请我去参观他的新车，停在露天车位一晚上之后已经面目全非惨不忍睹。车的挡风玻璃被敲碎，驾驶座上泼满了粪便，车前盖上锐器划出一句声明：“你会遭报应的！！！”朱舜尧审视着车里斑斓的秽物，久久不言一词，仿佛想到了一些难忘的往事。
我在惋惜的同时得出了两个结论：第一，只要觉得有充足的说得过去的正当理由，那些一贯标榜民主自由的人并不惮于侵犯他人的人身及财产权利，而每个对执法者心存不满的人只要有机会也十分乐意于亲自执法别人；第二，粪青们果然爱岗敬业忠实本分，无论去哪都会随身携带大量粪便，以备不时之需。这让我感到心悸，尤其是第二点，实在是太令人恐惧了。
网民们对人肉的成果非常满意，在兴奋地庆祝阶段性胜利的同时，所有人都将矛头指向了朱舜尧。在论坛铺天盖地的帖子里，朱舜尧的罪名有：富二代、结交朋党、权钱勾结、与杀人凶手狼狈为奸、奔走钻营、收买办案人员，等等。朱舜尧平时上网不多，知道现在整个网上都在讨伐他之后，他更加不愿意上网了。过了两天，他在走出一家超市的时候被两个迎面跑过来的一身行头很嘻哈风格的半大小子打了一顿，之后他连门也不愿出了，过上了深居简出的生活。
那几天我异常气愤。我最好的两个朋友，一个身陷囹圄，另一个被无理骚扰，这让我变得满腔怒火，脾气暴躁。我打心眼里痛恨那个酒壮怂人胆的光膀子愣蛋，不是他的叫板就没有后来的这些熊事。我痛恨那些推波助澜的媒体和网特，痛恨偏听偏信不明真相的网民，痛恨头脑简单不分青红皂白的愤青。我眉头紧锁，目露凶光，茆磊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看到我一副要吃人的样子也不敢问。小双话说得更少，眼睛里盛满忧虑。
我不分昼夜地上网，斗志昂扬地和各式各样的ID论战，口不择言地跟五花八门的马甲对骂。我像一只面无惧色的大喷菇，面对着一大群面目可憎的僵尸，竭尽全力地喷出最有攻击性的言辞，来反击最难听最下流的辱骂和最令人不齿的诋毁。我尽情发泄着心中的委屈和愤懑，仿佛受到了全世界的迫害。那几天我自以为是唯一掌握着真相和真理的人，好像一台在高速公路上马力全开的跑车，却发现所有的车都在向我迎面冲过来，我只顾着疑惑怎么有如此多的傻逼，却没发现真正傻逼的正是逆行的自己。
我突出的活跃表现成功引起了对手们的注意和尊敬，一天后我的照片和资料就被贴到了网上，有人嗤笑道：“这傻逼，黑白不分，也能做法官！”
那一刻我不得不开始反思自己。虽然不同的声音往往可以使自己更加坚定信念，但当发现自己已经站在所有人的对立面时，反思就势在必行。我得感谢那个讽刺我的人，他提醒了我——我是个法官。法官就应当有法官的思维，虽然我并不是个圣人，也有私心，也有情感，但是我愿意坚持一名刑事法官最基本的职业操守，那就是不让任何一个有罪的人逃脱法律的制裁。无论我怎样辩白，怎样强调客观理由，张计都是有罪的，我知道这一点无可置疑。试图对抗民愤是愚蠢而徒劳的，我说服不了所有的人，也说服不了自己。我于无意之中正在群体意识的洪流里逆向行驶，与我探求真相和尊重事实的初衷背道而驰。意识到这一点之后我既羞愧又不安，我不但帮助不了张计，稍有不慎还会毁掉了自己。
于是我悄悄地退出争论，在网上销声匿迹。我希望在事态进一步扩大之前，一贯喜新厌旧的网络会一如既往地迅速将我遗忘。
但网民们并没有失去热情。他们拿出了穷追猛打赶尽杀绝宜将剩勇追穷寇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气势，看样子是要将群众路线贯彻到大快人心为止。关于他们这么干的原动力，无论说是八卦精神作祟也好，出于社会责任感也罢，或者干脆是单纯地爱看热闹，总之，他们把这事干得挺棒。很快，有人发帖声称经过更深一步的发掘，发现了以张计为代表的利益集团的新的犯罪事实。他指出，朱舜尧的广告公司实际上是一个变相的卖**机构，以选秀和拍广告为幌子，招募和培养了大批的色情服务者，在宾馆和酒店进行大规模的卖**活动，服务对象包括党政机关领导、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个体经营者、外来务工的民工兄弟和其他社会闲散人员，猖獗程度堪比天上人间。
一石激起千层浪，这个消息引起了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有媒体记者开始到金地大酒店明查暗访，许多闲得蛋疼的男性市民也有事没事进去晃悠几圈，期待有机会过过眼瘾。金业发搞不清楚状况，只以为生意忽然间火爆起来，一时乐得合不拢嘴。
事情的发展急转直下。几天后的一个晚上，一队警察杀进金地大酒店，直奔四楼，带走了金业发。第二天新闻报道：“昨夜市公安局接到报警，果断出击，连夜捣毁金地大酒店内的卖**窝点。警方带走窝点内十余名工作人员协助调查，并抓捕酒店总经理金业发……”
我赶紧打电话给朱舜尧，他说他也在看电视。他说：“那些姑娘都跟金业发签了合同，早就不是我公司的人了，我把人给了金业发后我就撒手不管了。”
我问：“你知不知道你的姑娘们是去干的这事？”
他说：“也不全干这个，不是也有在一楼当服务员的嘛。这事吧要说知道我确实是知道，但真的跟我没关系。”
我咬着后槽牙恨恨地跟他说：“你怎么不早跟我说这事，你只要知道就跟你有关系了！”
两天后，市检察院以涉嫌组织、容留卖**罪，批准逮捕金业发。我好几次拨打朱舜尧的手机，均无人接听。当天晚上，朱舜尧用固定电话打给我，说自己在市公安局，早上被协助调查的名义带过来，讯问了一整天。他垂头丧气地说：“警察不让我走了，说我是金业发的共犯。他们容许我打一个电话，我只能打给你。”
我赶紧问他：“你都说了些什么了？”
朱舜尧吞吞吐吐地嗯唧了几声，看样子是旁边守着警察说话不方便，半天才说：“根本不用我说，姓金的全推给我了。”
我急了：“全推给你？什么意思？”
朱舜尧说：“听他们的口气，好像认为我是主犯。”
我在心里大骂，想说你看看你找的什么生意伙伴。想了想现在说这些于事无补，只能告诫他说：“不要乱说话，小心讯问陷阱，一定要想好再回答，不是你干的千万不能承认。我在外面给你想办法。”
朱舜尧“嗯”了一声，低低地说：“我不能跟你说了，他们催我挂电话了。”
我说：“行，记住，别犯傻乱认！你说出来的全都是口供，没有修改的机会的！”
朱舜尧的嗓子一下子哑了，我听出他哭了，不知道是因为委屈还是恐惧。他抽抽搭搭地叫我：“桂子……我……全靠你了。”
我的心一下子被揪成了一团。在话筒的那一头是我从小到大最好的朋友，最铁的兄弟，同穿一条裤子清楚知道对方身上有多少根毛的手足。我们一同成长，一同奋斗，一同历经洗礼，一同遭遇挫折。我们有相同的童年，相同的青春，相同的理想和相同的默契。多少年来我们互相依靠，互相扶持，互相信任，是实打实的知心换命的交情。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很多人罄其一生，也无法觅得一个可以视作同怀的朋友。而我一直有这样一个手足，尽管他有时头脑简单，做事不靠谱又不太讲原则，但我已经足够幸运。很多时候，我们就像另一个对方，不用交流就可以清楚地知道彼此的想法、立场和态度，思想对方的思想，体会对方的体会。正因为此，在朱舜尧失声的时候，我感觉到了前所未有过的无助，它们如潮水一般铺天盖地地向我袭来，击打得我一阵阵头晕目眩。
我竭力地压抑住情绪的波澜，希望自己貌似镇定的声音能给他带来些许心理上的平静和渡过难关的信念。我跟他说：“不用多说了，放心吧。”
我给朱舜尧找了涂城最好的刑事律师，一个姓方的小老头子，代理过好几件我办的案子，头脑清楚，口才突出，善于抓案件的关键，给我留下了很不错的印象。我说要找他辩护的时候，他夸张地瞪圆眼睛，开玩笑地问我：“你忘了你们那一大堆规定，若干个严禁、若干个不准了？不能给案件当事人介绍律师！”
我说不是为当事人，是为我最好一朋友。我把情况跟他说了一遍，向他保证朱舜尧不是金业发的共犯，他也许知情，但绝对没有通谋，更没有获利。
老方听完我的叙述，说：“组织卖**这个罪名是很容易往人身上靠的。你说你那朋友朱舜尧没有通谋，那姓金的就说他们通谋了，你说朱舜尧没有获利，姓金的就说他给朱钱了，你能怎么办？就他们俩知情，关键证言就是姓金的一个人说了算。”
我说：“你不用跟我说这个，我都明白。我来找你就是相信你的能力的。我只要你一句话，辩还是不辩？”
老方嘿嘿一笑，说：“桂法官，你让我辩，我怎么可能不辩呢？一切交给我老方吧！我准备准备，明天我就去看守所找你朋友谈。”
我打电话让朱舜尧的老爸过来办了委托代理手续，说了一番感谢的话。临走时我握着老方的手千叮万嘱，搞得老方都不耐烦了，说：“桂法官，你这是不放心我老方啊！怎么说我也是涂城数得上的辩护人，这点小案子我还是摆得平的。再说了……”他压低声音，嘿嘿笑着说：“就算一审不利，反正上诉到中院你再把它改掉呗！”
我说：“你可千万别抱这个指望，我已经被下放到基层了，没那个能力了。所有希望所有压力所有包袱都在你方大律师身上，你一定要拨乱反正，不负众望。”
出了律师事务所，安慰了几句朱舜尧失魂落魄的老爸，骑车径直回到家。刚进门就接到小潘打来的电话。他语调有点气急败坏地问我：“桂审你怎么牵扯到那个警察杀人的案子里去了？网上已经把你的信息都公布了，院里的同事都知道了，都在议论你！领导也都知道了，最近可能就要找你谈话！”
我听他急吼吼地说完，平静地跟他说：“我知道了，谢谢你小潘。”
把电话挂掉，我陷进沙发里怔怔地发了一会儿呆。谈话就谈话吧，我又没有做什么，有什么好谈的呢？谈些什么呢？我觉得脑袋有点木木的，像患了重感冒一般，思维像爬行在棉絮里的乌龟，很是迟钝。
在短短几周的时间里，我最好的两个朋友先后身陷囹圄，突然地让我有点措手不及。我觉得自己应该做些什么，也必须要做些什么，但思前想后，我发现自己什么也做不了。我不是一个左右逢源八面玲珑的人，手中没有号令天下莫敢不从的权力，身边也没有飞天遁地神通广大的人脉，我只是个普普通通的年近而立一事无成的小法官而已。和其他80后一样，我只是个小齿轮，或者一颗小钢钉，唯一不同的是，我服务的这台机器是负责判断其他齿轮的质量并决定它们的命运的，合格的通过，不合格的改造，或者销毁。当有朝一日，这台机器将我自己放到作业线上的时候，我除了接受之外，无能为力。这是本分，也是命运。
我掰着指头数了一数，已经连续四天没去上班了。中间除了茆磊打过一次电话询问之外，没人找我。要放在以前，这简直是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但现在我是下派锻炼的，涂舟区法院不会管我太严，也不会给我安排过多的工作，在这里，我就是个摆设，这让我感觉被边缘化的同时，也感觉到久违的轻松。没有案子的羁绊，没有审限的压力，没有领导的催促，这是多么梦幻的生活。尤其想到这个时候同事们都在办公室里埋头苦干，这生活就显得更加梦幻了。
沙发很柔软。我闭上眼睛，全身放松，好像听见身体里一根根紧绷的弦在慢慢舒展，松弛，舒服得咯吱有声，像用细顺的毛刷轻轻地拂过一把松木小提琴。从进法院的头一天起，日子似乎一直是在焦头烂额的忙碌中匆匆流逝而过的。总有办不完的案子，开不完的庭，写不完的判决，息不完的诉，没完没了的讨论和无休无止的汇报，总是维而不稳地应付案结事不了的信访……我忙到没时间去思考自己究竟在忙些什么。大学时的班长曾矫情地感叹时光如白驹过隙，他说时间太细而指缝太宽，我们的青春像一把抓不住的细沙，从紧握的指缝里悄悄流逝，抓得越紧，便流得越快。我觉得他很浪漫，但不切实际，因为我的青春在与理想或正义都无关的状态下就被轻易挥霍掉了，不似一捧细沙，更像是一抔黄土，或者一车毫无用处的废弃物，在一瞬间就被倾倒在庸碌的垃圾场上，臭气熏天，除了扬起的漫天尘土，没有留给我任何的纪念。
我的青春，我的事业，我夜以继日耗费的时光，熬掉的落得满地的头发，眉间的皱纹，佝偻的背脊……它们都是有意义的吗？是什么时候开始，我的奋斗已经背离了我最初的那个方向？又是什么时候，胸中的那团火焰已经被熄灭了光芒？
小潘发来短信说：“你没事吧？刚才你挂得太快，没来得及告诉你，最高院已经核准邢勇死刑了，今天收到的裁定。”
我想起尼采的话：“上帝已死，众神在堕落。”他很无奈，因为他身不由己。他是个疯子，因为他不肯妥协。
我很无奈。因为我身不由己。我改变不了我想改变的，不知不觉中连自己也已经被改变了。
我迟早也会发疯的，我想。
家里没人。小双应该是去健身会所上课了。我掏出手机想找个人聊天，把电话簿翻了一遍发现我的朋友简直少之又少，扣除掉被限制人身自由的，我居然找不到任何一个可以让我有说话欲望的人。
我又发了会儿呆，想了想张计和朱舜尧，心烦意乱。我在房间里踱来踱去，从书架上摸出本书，翻了几页又放下。走上阳台，窗外阳光明媚，对面的商场门口不知什么时候多了一只巨大的米奇。我琢磨了一下，还有几天就是儿童节了。
我从茶几上抓起钥匙，出门跨上摩托，沿着街道开始漫无目的地游**。我浏览路过的每个行人，这是我在无聊空虚的时候常做的事。上学的时候，我就很喜欢在有阳光的午后，登上一辆线路漫长的公交车，坐在最后一排右手靠窗的座位上，从起点到终点，就这样没有目的地地一直坐下去。我喜欢从高高的窗户里面看出去，观察过往的各式各样的行人，看他们的表情，他们的穿着，他们茫然四顾的眼神和举手投足间的散漫或狼狈，然后不负责任地猜测他们从何处来到何处去，他们的性格和职业，他们是穷困潦倒抑或富甲一方，是孑然一身抑或朋伴妻随。我喜欢这种感觉，像是俯瞰各色人等五彩斑斓的人生。不知道我选择做一个法官是不是有这样的原因，总之现在的我可以更真切地了解许多人的人生，甚至决定它们。但我并不享受。我发现任何一件事情在充分地了解之后都远比我们原先想象得要丑陋。也就是说，生活永远比意**要不堪得多。
我沿着护城河干道一路前行，途中看见两个遛狗的女人在吵架，金毛把雪纳瑞按在了地上。一个板寸头男人把车停在路边，对着绿化带的冬青树撒尿。两个90后男孩驾驶着公路赛狂飙而过，车载音响大声播放着超级口水歌：“如果你真的需要什么理由一万个够不够……”一个穿睡衣出门的大嫂被惊着了，站定在路边对着公路赛的尾气破口大骂。一个拿腔拿调的交警在抄一辆超速的比亚迪的牌照，司机在一边赔着笑脸递烟。一支街道老年业余合唱团正在练一首《走进新时代》，为首的老太颇有文艺风骨，声情并茂地朗诵：“啊，我们生活在一个多么美好的时代里……”一个浓妆艳抹穿紫色大网眼丝袜的姑娘叉着腰站在没有招牌的饭店门口，举止可疑地招徕生意。一辆公交车靠站，一群人争先恐后窝蜂而上，两条汉子满头大汗地卡在了门口。我在一个红灯前将车停下，看着电子显示屏上的数字不停倒数。一个老头蹬着车从身边一溜烟蹿过马路，其他人立刻开始蠢蠢欲动。红灯还有十秒的时候，等待的人都纷纷跨上车重新出发，我扶着车没动，身后一个妇女催促道：“快走啊！”
我回头看了她一眼，是个皮肤黝黑的胖女人，烫了一头卷发，骑一辆小型电动车。她的衣服看上去很是有档次，我恶毒地估计她是个暴发户的老婆，典型的那种指甲缝里的泥还没洗干净就带着八只金戒指攥着杯把喝咖啡的那种。她见我对她的催促无动于衷，大为光火，绕过我的摩托车时冲我骂了一句：“呆逼！”
我抬头看了一眼，红灯还有五秒呢，这儿就只剩我一个人了，而且因为不闯红灯被人定义成呆逼了。我很委屈啊。
我曾经想过，为什么我们的法院没有尊严，我们的判决没有公定力，得不到尊重。当然很大程度上，问题出在更深更基础的层面上，例如社会制度、贫富差距、司法腐败等，但我一直认为，还有另一方面的原因，也许不那么本质，但更明显，更有劣根性，也更一脉相承。那就是，我们的国人是从来不屑于讲规则的。
在我们国家的任何一个城市里，混乱、拥挤、违规和冲突比比皆是。我们的国人不讲规则，不尊重规则，自然也不会尊重应当是一个国家最基本的行为规则，法律。我们没有信仰，没有畏惧，自然也不会信仰和畏惧法律。所以我们不服判，无论有理与否。哪怕心里明知道自己毫无道理可言，也要一审、二审，申诉、再申诉，上访、再上访……周而复始地折腾下去，不达目的誓不甘休。反正申诉是不用花钱的，闹得凶的还能赚钱呢。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难怪我们一直被认为是一个农民国家。无论经济如何发展，对外如何开放，在世界的眼里，我们永远是头戴斗笠身披蓑衣的农民形象，这从好莱坞的电影里就可见一斑。这个农民形象和出身地域无关，和是否有钱无关，和学历高低无关，只和素质有关。我们似乎一直停留在费孝通的《乡土中国》里描绘的那种生存形态，城市化和社会化都只是生态上的，浮于表面，像一群永远学不会站直坐正的小孩。这让我感觉灰心丧气。当然我必须再一次强调的是，原因是多方面的，就像对待顽劣的孩子，我们首先责怪的通常是他的家长和老师。
记得去年有德国的法官来访问讲课，有同事举手问：“你们德国法院怎么处理信访问题？”结果引起了讲台上的一阵慌乱，因为翻译根本不知道怎么翻译“信访”这个词。对德国人来说，这是一个完全崭新和陌生的概念。
同事更换角度，深入浅出地问：“如果当事人不服法院判决怎么办？”
女法官微笑着回答：“他可以上诉，德国法规定三审终审制度。最高可以上诉至联邦最高法院。”
同事问：“如果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当事人仍然不服怎么办？”
女法官说：“判决如果有错，我们的法律规定有审判监督程序，可以进行重新审理的。”
同事很执着，问：“如果判决没错，但当事人就是不服呢？”
女法官瞪大眼睛，说：“不会的，判决没错，当事人怎么会不服呢？”
我们都开始笑。那同事不依不饶，坚持问道：“如果，如果当事人就是不服，怎么办？”
翻译已经有点不耐烦了，但还是耐着性子将问题翻译给德国女法官听。女法官听完呵呵笑道：“你怎么有这么多不可能的如果，这都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如果真的像你所说的那样，已经有了判决我们不会再受理的，一事不再理是原则。我们有公民申诉制度，当事人可以去相关机构申诉，不会再来纠缠法院的。”
那同事看来是坚持要得到最终的答案，他继续问道：“如果当事人就是不服，整天在法院门口静坐，闹事，或者扬言要报复，你们怎么办？”
德国女法官惊讶地张大嘴巴，说：“怎么会有这样的当事人呢？他们不敢的，这样是要坐牢的。”
同事问：“如果你们把他们抓去坐牢，不怕他们指责你们吗？法院是要为人民服务的啊！”
女法官听了翻译后立刻正色道：“除了法律之外，法院不应该服务于任何人或事物。”
文化的差异，确实能说明很多的问题。我一边骑车一边想，至少在很多国家，等红灯不会成为被人谩骂的理由。
我拐了个弯，周围景物异常眼熟，才发现自己不知不觉走到了平时上班的路线上。走过这个十字路口再穿过红绿灯，就是涂城中院。路边有一家台湾商人开的小型超市，门口正聚集了大批抗议者，手里举着“富士康N连跳”的牌子，喊着抵制血汗工厂的口号，每个人脸上都绽开了兴奋的笑容。国人真的是非常容易满足的，他们可以什么都没有，但只要有热闹可凑，有好戏可看，就可以觉得幸福。无论是轰轰烈烈万众一心地抵制家乐福时的热闹，还是随后家乐福打折时争先恐后互相踩踏时的热闹，大家都是那么毫无旁骛地全身心投入。
一个额头上绑了头巾的汉子抄起一块砖头，喊了声“大伙儿上！”我没有多看，径直骑过，背后响起了一阵玻璃碎裂声。有个青年似乎是被自己感动了，情不自禁地喊了一嗓子，发自肺腑地：“这就是我们的凝聚力啊！”
民族凝聚力？这也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