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自以為“大公至正”的方案遭到了國共兩黨的普遍反對，梁漱溟兩麵不討好，兩麵受抱怨，尤其是中共方麵的反對與抱怨更為激烈，周恩來罵梁漱溟是“偽君子”，指責梁漱溟一手包辦的這個方案是落井下石，是幫助國民黨打倒共產黨，甚至比蔣介石和國民黨右派還要惡劣，蔣介石隻不過是要把共產黨打倒在地，而梁漱溟還要踩上一腳。
周恩來的憤怒引起第三方麵的高度恐慌和重視，李璜、羅隆基、莫德惠等人不論與梁漱溟的關係如何，都立即伸出援助之手，幫助梁漱溟解困。在他們積極幫助斡旋下，非常規地將方案撤銷，總算沒有釀成大錯，使梁漱溟稍稍感到鬆口氣。不過梁漱溟的政治生命至此大體終結，他似乎也意識到自己確實沒有政客的本事，沒有操弄現實政治的才能，於是當事情告一段落後，梁漱溟堅拒各方麵的盛情挽留，於1946年11月6日離開南京，經北平回到重慶北暗，繼續進行他的新教育試驗，並埋首寫作《中國文化要義》一書，以期從思想上從文化傳統上尋找中國現實政治的根源，尋找解決問題的良方，不時就現實政治的進展發表獨立看法，堅守隻發言不行動的立場。
1947年3月1日，梁漱溟在《觀察》雜誌發表文章，以“樹立自己信用”，“力求彼此合作”兩句話貢獻給國人，特別是貢獻給國內各方麵有心之士。他說，基於他對中國傳統社會以及西方新文化的認識，他的主張一向集中在如何引導崩潰的舊社會過渡到新社會的建設道路上，而於任何題目的暴力革命，或任何題目的對內作戰，均不承認，反對到底。
1948年集中精力撰寫《中國文化要義》
在新社會建設的征途上，梁漱溟認為，開頭的一步必在國家權力粗得統一，這是建設的必要前提。至於真正統一之確立，必待建設乃得完成。也就是說，先求政治問題獲得一初步解決；至於政治問題之完滿解決，那要隨新建設的完成而完成。梁漱溟指出，欲完成上述任務，首要的是各方麵能和平合作，社會上增多一個有信用的人，即增多一分元氣，大事小事、公事私事之進行即因之多一分積極可能。對於今天的中國，這就是極可貴之貢獻。假若一個黨派或一個團體，或一個負時望的人物，或一個在社會上有相當地位的人，那所關係者就更大。梁漱溟在文中特別懇求這些人千萬自愛，一言一動，出處進退，保持其已有之信用，再增其更高之信用；而千萬不要不自愛惜，以致導致人們的失望。那將不僅是個人的自毀，而實在給予此可憐的社會又一大打擊、一大破壞。個人將不僅對不起自己，實更負罪於國家社會。因此梁漱溟大聲疾呼，政治人物特別是那些負有曆史使命的政治人物一定要愛惜羽毛，樹立自己信用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