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國共兩黨進行最後決戰時，梁漱溟依然努力使自己保持不偏不倚、客觀公正的中立立場，他在追究內戰責任時，可以說是對國共兩黨各打了五十大板。不過從感情上說，梁漱溟對國民黨表現了極大的失望，因為多年的交往，使他覺得國民黨政治領袖的政治信譽幾乎**然無存，他當然不會隨國民黨去台灣，似乎國民黨方麵也無意請他前往；對中國共產黨，梁漱溟根據多年來的交往經驗，也認為其目標與追求不是他的理想，因而采取一種消極的不合作態度，埋頭重慶北暗從事他的教育改革，主辦勉仁文學院，靜觀形勢變化。
然而作為社會賢達、知名人物，再加上是毛澤東的老朋友，新政權並沒有忘記梁漱溟，未經梁漱溟事先同意便把他列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代表。
梁漱溟聞知此事以後，曾托人致信毛澤東、周恩來，請求辭去這一職務，聲明對於國事仍持“隻發言不行動”的既定立場，不能來京參加新政協。然而梁漱溟的請辭並沒有獲得同意，1950年元旦，梁漱溟應邀離開重慶北上，經武漢回到闊別二十五年的北京，住在西城區辟才胡同南寬街一家親戚處，開始了他在新中國的政治曆程。
新中國確實不同於老中國，新中國的一切都是那樣的新鮮，梁漱溟對此很感興奮，很快他就認同了中國共產黨的政治選擇，並下決心改造自己的改良主義立場，放棄自己多年堅信不疑的非戰主義、和平主義、非暴力主義的政治原則，認同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學說。因此可以說，梁漱溟雖然在新中國又活了將近四十年，占其整個自然生命的差不多一半，然而原來的梁漱溟不再存在，“中國的聖雄甘地”已經成為曆史的記憶。
1949年12月15日出席重慶勉仁文學院哲學係歡送會時合影 （前左5為梁漱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