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人在討論辛亥革命時，有相當一部分人對大清王朝在革命後進入曆史深表惋惜，以為這一結果實際上開啟了此後百年中國亂局，因而他們主張告別革命，特別是要告別辛亥革命這樣的革命，重回革命前的狀態，也就是君主立憲道路。如果這個說法僅僅出於對現實的焦灼，在很多時候也確實可以理解，但是如果將這個說法作為信史，以為辛亥革命真的搞亂了搞糟了，真的是此後百年混亂的根源，那麽這個說法其實就是不太了解這段曆史，至少不知道從君憲到共和的關鍵在哪裏。
戰爭的最高境界
武昌起義發生後，清廷派遣陸軍大臣蔭昌率軍南征，試圖武力征服，恢複秩序與和平。然而武力恐嚇並不見效，不僅湖北新軍不願屈服，反而使湖南、山西、江西等省新軍像得了傳染病一樣相互感染，遙相呼應，一撥接著一撥鬧光複鬧反正，兩百多年的大清王朝突然間麵臨著土崩瓦解的尷尬局麵。
湖北新軍和各省新軍起義的目標很明白，他們在最初階段並不是追隨孫中山和革命黨人什麽共和民主理想，他們的政治訴求就是那麽簡單直接，就是要朝廷糾正5月8日皇族內閣和5月9日鐵路幹線國有化這兩項錯誤政策，最大限度滿足立憲黨人對政治權力分享的要求，最大限度保護民族資產階級經濟權益。隻是清廷在這個問題上自以為無錯，因而始終裝聾作啞，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這是湖北新軍和各省新軍相繼起事的根本原因。
各省新軍其實隻是晚清軍事改革的派生物，大致上說屬於各省行政當局地方武裝，其裝備、訓練等戰爭能力相當有限，因而盡管各省鬧得很凶，隻要中央新軍即北洋六鎮不出問題不鬧事，大清王朝依然有辦法穩住陣腳。所以武昌起義發生二十天，清廷都不願對各省要求給出一個正麵的負責任的答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