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起義爆發後，盡管在武昌在南京在部分省份發生過一些軍事衝突，但從全局來說，戰爭並不是此後幾個月的主題。當時的主題主要集中在國家未來體製的選擇上，一部分立憲黨人和新軍將領，繼續信奉清廷，以為清廷在君主立憲關鍵時刻推出皇族內閣和鐵路國有兩項政策確實錯了。不過知錯能改善莫大焉，因而他們力主利用這次政治危機重回君憲主義道路，大刀闊斧進行改革，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君主立憲。而另外一部分人，特別是當南北僵持一段時間後，先前四散的革命黨人重新聚攏，他們依然信奉孫中山十七年來的口號，驅逐韃虜、恢複中華、創建民國，因而他們不願意在這種有利環境中重回什麽君憲主義，在他們看來，共和主義就是中國的惟一出路。再加上各種原因，幾個月的爭執，終於使共和主義占了上風，君憲主義成為曆史。然而，誰也想不到的是，大家都看好的民主共和卻在實現不久就出現問題，其問題的嚴重性甚至遠過晚清。對於這種現象，一百年來有各種各樣的分析，其實仍有一點始終沒有引起注意，那就是從孫中山到袁世凱的權力轉移，以及由此所引發的民國法統危機。
誰的臨時政府
孫中山是12月25日從海外結束十七年流亡生涯趕回上海的，此時距武昌起義已經兩個月零十五天了。南北之間的談判，也從武昌轉移至上海，從湖北軍政府轉移至獨立各省都督府代表聯合會與袁世凱內閣之間了，雙方爭執的焦點已經不再是停戰之類技術層麵問題，而是國家未來體製的建構，即中國究竟應該沿著君主立憲的道路繼續走下去呢，還是應該按照革命黨人的信念，走上共和，建構一個現代國家呢？在這中間起到重要的作用，不是南方革命黨人，而是南方的立憲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