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西漢，司馬遷等人堅信《春秋》與孔子有關。他說：“魯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獲麟。孔子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讚一辭。”[51]至於孔子作《春秋》的動機和原因，董仲舒因襲孟子的陳說而又有所發展，他指出，“周道衰廢，孔子為司寇，諸侯害之，大夫雍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子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52]壺遂也指出：“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儀，當一王之法”。[53]
東漢以後，人們也大多相信孔子作《春秋》的說法。《漢書·藝文誌》認為孔子作《春秋》的動機除孟子等人所說的使“亂臣賊子懼”之外，還有“仲尼思存前聖之業”，因而，“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左丘明觀其史記，據行事，仍人道”，作《春秋》。
到了西晉，杜預在作《左傳集解》時最先提出懷疑。杜預說：“《春秋》之作，《左傳》及《穀梁》無明文。”[54]查今本《公羊傳》也沒有明言孔子作《春秋》之事，惟晉人孔舒元本《公羊傳》有這樣一段話：“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何以書？記異也。今麟非常之獸。其為非常之獸何？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然則孰為而至？為孔子之作《春秋》也”。[55]其後，孔穎達作《左傳正義》引賈逵、服虔、穎容之說，皆以為孔子作《春秋》，文成致麟，麟感而至。就是說孔子作《春秋》在前，致麟在後。
關於獲麟在作《春秋》前後的問題，向來爭論激烈。杜預認為：“今麟出非其時，虛其應而失其歸，此聖人所以感也。絕筆於獲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為終也。”因此，杜預主張：“故餘以為感麟而作，作起獲麟，則文上於所起，為得其實。”[56]而公羊家則以為：“哀公十四年獲麟之後，得端門之命，乃作《春秋》，至九月而止筆；《春秋說》具有其文。”[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