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認為，子夏關於“《春秋》重人”的意見一語破的，道出了《春秋》一書的根本主張。他強調，《春秋》所載二百餘年的事實隻是向人們說明了一個道理，即“或奢侈使人憤怒，或暴虐賊害人，終皆禍及身。”[1]這一具有道德本位主義思想傾向的主張，是建立在董仲舒對人性的深刻觀察的基礎上，是早期儒學對人性認識的深化。
在早期儒學中，孔子將人區分為善人、大人、小人、聖人、成人、仁人、君子等不同類型，在一定程度上承認人的本性是先天的，但同時強調後天的教育與培養不是無能為力，因而竭力倡導人性的修養，主張人們通過後天的道德實踐，就一定能夠達到仁的精神境界，就可以祛除人性上的先天屏障，培養成善人、大人、聖人、成人、仁人和君子，成就一種完全的人格，使生命本體既具有真性情、真情實感，而又能合乎禮地自然流露出來，達到文與質的高度統一。
然而，孔子之後，儒學隨著社會環境的急劇變遷，發生了極其嚴重的分化。即使在對人的本性的認識上，也出現了兩種完全不同的思想傾向。孟子向右的方向發展了孔子對人的認識，強調每一個人在生命本體裏與生俱來的存在著善的因素，即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和是非之心“四端”。“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燃，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2]很顯然，孟子認為，人性的培養其主要途徑在於個人的自我修養，向內用功，擴而充之，變可使“四端”獲得充分的發展，達到聖人的境界，“人人皆可以為堯舜”。
孟子的認識，就其理論的整體結構而言自有其價值。但問題是，人是社會的動物，任何人都不可能離開他所賴以存在的社會而生活，更不能離開社會存在而著力向內用功，達到聖人境界。聖人境界的培養隻能立足於認識主體的客觀外界環境和物質存在的基礎。因此說，孟子對人性的看法雖然有相當的價值，但其偏頗也是相當明顯的，他把孔子的認識推到了極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