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時的《公羊》學，其代表人物主要有胡毋生、董仲舒、公孫弘等人。關於胡毋生，我們將在後麵論述。而公孫弘，由於其主要是個政治實踐家，他雖然對《公羊》學地位的確立立下汗馬功勞，但在理論上卻極少建樹。因此，我們這裏討論的《公羊》學，基本上可以界定為董仲舒的思想主張。
《公羊》學作為儒學的一個分支，在董仲舒之前即與其他流派發生過相互吸收與排斥的現象。隻是大體說來，它在董仲舒之前處於一個相對獨立的發展過程。換句話說，它對其他思想要素的吸收與容受，也隻是儒學發展的內部矛盾運動。但是到了西漢中期，由於社會對理論的需求發生一些明顯的變化，因而使得董仲舒的《公羊》學不得不雜糅一些非儒學派的東西。其中最顯明的莫過於對陰陽五行學說的批判與繼承。
陰陽學說和五行學說都是中國早已存在並各自獨立發展的學說，它們的真正結合大約開始於戰國晚期，起過重要作用的是鄒衍。因此，要真正說清《公羊》學說與陰陽五行的關係，不能不研究鄒衍及其學說。[1]
研究鄒衍，首要的困難是資料不足。雖然《漢書·藝文誌》著錄《鄒子》四十九篇，又有《鄒子終始》五十六篇，但由於其語“閎大不經”，其術“迂大而閎辯”，“燕齊海上之方士傳其術不能通”其義，[2]遂使其著作漸漸散失，學說漸漸失傳。同時，鄒衍的學說雖然在戰國末年轟動一時，但由於理論形成相當的社會影響需要一個過程，所以同時代的學者如荀子、莊子、韓非等人的著作都沒有關於鄒衍學說的記載。因此，在沒有新的材料發現之前，我們主要仍隻能依據《史記》以及後人著作中的零星記載加以闡釋。
鄒衍，齊國人。生卒年都無法確考，據司馬遷說，他活動於齊威王、宣王之時，與孟子、公孫龍等人曾有接觸。[3]至於其生平事跡，在文獻上更是一筆糊塗賬，由於塗抹著濃厚的神學色彩，因此難以深究。《淮南子》佚文說他“事燕王盡忠，左右譖之，王係之。仰天而哭，五月，天為之下霜。”[4]還有一種說法稱：“北方有地，美而寒，不生五穀。鄒子吹律暖之，而禾黍滋生。”[5]這些神話般的描寫，顯然都增加了理解鄒衍學說的難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