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麵的敘述中，我們不難看到，董仲舒的致思傾向，每每以“《春秋》之義”為依歸，那麽，我們不禁要問，《春秋》之義到底是什麽，它的內涵與外延究竟有哪些？
就本質而言，我們已經說過《春秋》是一部不太像樣子的曆史書，但它在中國思想文化史上，卻往往被視為哲理書。這是《春秋》的特殊價值所在，也是董仲舒以及其他一些人之所以著意發揮《春秋》微言大義的奧妙所在。
董仲舒讚成子夏的所謂“有國家者不可不學《春秋》”的說法，認為“不學《春秋》則無以見前後旁側之危，則不知國之大柄，君之所重也。故或協窮失國擒殺於位一朝而至爾。苟能述《春秋》之法，致行其道，豈徒除禍哉！乃堯舜之德也。”[1]鑒於此，董仲舒讀《春秋》從來不在明了所記事實，而在理解其“所以然之故”。他說：“《春秋》記天下之得失，而見其所以然之故，甚幽而明，無傳而著，不可不察也。”[2]不惟董仲舒如此，曆代學者，特別是那些以改革時弊為己任的憂國憂民之士，他們往往從闡說《春秋》微言大義開始，宣傳自己對宇宙、社會、人生等一係列重大問題的看法。不管他們闡說的具體內容有多麽大的差異，據說他們所依據的都是《春秋》之義。
然而，對於《春秋》之義，人們幾乎從來沒有進行過曆史考察而信以為真。其實，假如我們不帶任何門戶之見或先入為主的觀念去揣摩那一萬餘字的《春秋》，我們一定會感到《春秋》並不像人們通常所說的那樣，寓有無窮的道理。
不錯，不管《春秋》是由孔子手定，還是代有增刪的集體之作，它都不能不表達創作者的某些主觀意圖和價值傾向。而且，據說《春秋》作者知道之不行，乃從事著述，然又懾於所處政治環境的壓力，有許多話不能痛快淋漓地表述，隻好隱約其辭，寓褒貶於字裏行間。從《春秋》所記載的二百餘年的曆史事實分析，確實有詳有略，有的地方秉筆直書，進行尖刻而犀利的揭露；而有的地方隱晦難讀，似乎作者有某種無可名狀的難言之苦。特別是《春秋》，雖然“文約而法明”，但由於“《春秋》之用辭，已明者去之，未明者著之。”[3]隨著時間的流逝，時代的間隔，不禁使讀者感到文不通，句不順，但又總不願懷疑像《春秋》這樣的名著，會是一種“拆爛汙”的東西，因而甚至相信，可能正是這種文不通、句不順，才是《春秋》最為高明的地方，可能其中正好蘊含著《春秋》的義法和作書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