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對先前思想資料的批判繼承以及對西漢社會現實的觀照，董仲舒不僅完成了中國傳統社會政治結構及政治理論的整體思考，而且對西漢中央政府如何擺脫目前所麵臨的困境也提出自己具體的政治見解。那就是令人熟知的關於“更化”的理論。如果當我們站在曆史主義的立場上來觀察，我們又不難發現，董仲舒的“更化”思想不僅有助於解決西漢政府的難題，實際上也從理論上揭示了中國傳統社會的運轉規律。
說到董仲舒的更化理論，我們不禁想起毛澤東批評的“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的命題。毛澤東說：“在中國，則有所謂‘天不變，道亦不變’的形而上學思想，曾經長期地為腐朽的封建統治階級所擁護。”[1]毛澤東的批評具有兩個方麵的意義，一是揭示了這一命題確曾長期在中國曆史上起過作用；一是將之定性為“形而上學”的命題。於是從此之後，人們普遍相信這一點，無不以為這一命題具有落後、保守乃至反動的意義，很少有人提出過反對意見。
其實，如果我們站在曆史唯物主義的立場上，結合西漢前中期的社會現實來考慮，我們不難發現，這個命題從表麵上看具有形而上學的性質，但從其內在邏輯關係以及聯係到當時的社會背景來觀察，這個形而上學命題本身也具有豐富的辯證法的因素。第一，這個命題的反命題必然是“天變，道亦變”。這裏所謂的“天”，在董仲舒的本意中以及在我們今天可能有的理解中，實指客觀的外界環境與條件；而所謂“道”，則可詮釋為治國的法則、原則或規律。董仲舒對“道”的規定是：“樂而不亂，複而不厭謂之道。道者，萬世亡弊；弊者，道之失也。”就其性質而論，道是客觀的、派生的、外在的。在客觀外部條件沒有發生根本變化的狀況時，事物的自然法則、運動規律當然不可能發生根本變化，這是道的相對穩定性一麵；反之，如果天變，即外部環境發生變化，那麽，事物的運動規律也必然要變。顯然，這是符合邏輯的推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