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孫弘為儒學的獨尊所作的貢獻，不愧為儒學中興的健將。[1]然而隨著儒學地位的上升，現實利益的驅使又勢必導致儒學內部的分裂乃至火並。為了解決這一困難，公孫弘不能不對當時儒學的內部分歧及各家學說有所揀擇。在某種意義上說，平息儒學內部的紛爭，保障儒學地位的獨尊，這也是公孫弘對儒學發展作出的另一重大貢獻。
我們知道，由於中國地理環境的封閉性的構造，不僅先秦文化表現出巨大的區域性差異，即使在秦漢統一王朝的版圖裏，中國文化的區域性特征依然存在。這些區域性文化一方麵相互吸收和融合，另一方麵又相互排斥與攻擊。漢初以來，隨著黃老之學逐漸失勢，各家學說紛紛興起以回應時代的挑戰，然而由於各自內在的因素，他們一—被淘汰，最後至少在形式上由儒家獨霸天下。不過，如果從文化地理學的角度來分析，這時的儒學也顯然存在文化區域上的差別。“及今上（漢武帝）即位，……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於燕則韓太傅。言《尚書》自濟南伏生。言《禮》自魯高堂生。言《易》自淄川回生。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毋生，於趙自董仲舒。”[2]如果從文化類型來分析，大抵可分為齊學和魯學兩大陣營。
就文化傳統而言，魯為周公之故國。建國伊始，魯國就享有較高的文化特權。到了春秋末、戰國初，孔子據魯創立儒家學派。孔子死後，魯地儒學也日盛一日。“弟子及魯人往從塚而家者百有餘室，……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孔子家，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於孔子塚。孔子家大一頃。故所居堂、弟子內，後世因廟，藏孔子衣冠琴車書，至於漢二百餘年不絕。高皇帝（劉邦）過魯，以太牢祠焉。諸侯卿相至，常先謁然後從政。”[3]由此可見，儒學雖經秦王朝文化高壓政策的摧殘，但因曆史文化殘餘的慣性作用，儒學在魯國仍然擁有相當大的勢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