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三年三月十七日
聰，親愛的孩子：兩個多月沒給你提筆了，知道你行蹤無定，東奔西走，我們的信未必收到，收到也無心細看。去紐約途中以及在新墨西哥發的信均先後接讀；你那股理想主義的熱情實可驚，相形之下，我真是老朽了。一年來心如死水，隻有對自己的工作還是一個勁兒死幹；對文學藝術的熱愛並未稍減，隻是常有一種“廢然而返”“悵然若失”的心情。也許是中國人氣質太重，尤其是所謂“灑脫”與“超然物外”的消極精神影響了我，也許是童年的陰影與家庭曆史的慘痛經驗無形中在我心坎裏紮了根，年紀越大越容易人格分化，好像不時會置身於另外一個星球來看塵世，也好像自己隨時隨地會失去知覺，化為物質的元素。天文與地質的宇宙觀常常盤踞在我腦子裏，像服爾德某些短篇所寫的那種境界，使我對現實多多少少帶著detached ［超然］的態度。可是在工作上、日常生活上，斤斤計較的認真還是老樣子，正好和上述的心情相反—可以說人格分化；說不定習慣成了天性，而自己的天性又本來和我理智衝突。intellectually ［理智上］我是純粹東方人，emotionally & instinctively ［感情上和天性］又是極像西方人。其實也仍然是我們固有的兩種人生觀：一種是四大皆空的看法，另一種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精神。或許人從青少年到壯年到老年，基本上就是從積極到消極的一個過程，隻是有的人表現得明顯一些，有的人不明顯一些。自然界的生物也逃不出這個規律。你將近三十，正是年富力強的時候，好比暮春時節，自應蓬蓬勃勃往發榮滋長的路上趲奔。最近兩信的樂觀與積極氣息，多少也給我一些刺激，接信當天著實興奮了一下。你的中國人的自豪感使我為你自豪，你善於賞識別的民族與廣大人民的優點使我感到寬慰。唯有民族自豪與賞識別人兩者結合起來，才不致淪為狹窄的沙文主義，在個人也不致陷於自大狂自溺狂；而且這是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真正的交融。我們的領導對國際形勢是看得很清楚的，從未說過美國有爆發國內革命的可能性的話，你前信所雲或許是外國記者的揣測和不正確的引申。我們的問題，我覺得主要在於如何建設社會主義，如何在生產關係改變之後發揮個人的積極性，如何從實踐上物質成就上顯示我們製度的優越性，如何使口頭上“紅”化為事業上的“紅”，如何防止集體主義不被官僚主義拖後腿，如何提高上上下下幹部的領導水平，如何做到實事求是，如何普及文化而不是降低，如何培養與愛護下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