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敏自京回滬度寒假，馬先生交其帶來不少唱片借聽。昨晚聽了維瓦爾第的兩支協奏曲，顯然是斯卡拉蒂一類的風格，敏說“非常接近大自然”，倒也說得中肯。情調的愉快、開朗、活潑、輕鬆，風格之典雅、嫵媚，意境之純淨、健康，氣息之樂觀、天真，和聲的柔和、堂皇，甜而不俗，處處顯出南國風光與意大利民族的特性，令我回想到羅馬的天色之藍，空氣之清冽，陽光的燦爛，更進一步追懷兩千年前希臘的風土人情，美麗的地中海與柔媚的山脈，以及當時又文明又自然，又典雅又樸素的風流文采，正如丹納書中所描寫的那些境界。—聽了這種音樂不禁聯想到亨德爾，他倒是北歐人而追求文藝複興的理想的人，也是北歐人而憧憬南國的快樂氣氛的作曲家。你說他human［人情］是不錯的，因為他更本色，更多保留人的原有的性格，所以更健康。他有的是異教氣息，不像巴赫被基督教精神束縛，常常匍匐在神的腳下呼號，懺悔，誠惶誠恐地祈求。基督教本是曆史上某一特殊時代，地理上某一特殊民族，經濟政治某一特殊類型所綜合產生的東西；時代變了，特殊的政治經濟狀況也早已變了，民族也大不相同了，不幸舊文化—舊宗教遺留下來，始終統治著兩千年來幾乎所有的西方民族，造成了西方人至今為止的那種矛盾、畸形，與十九、二十世紀極不調和的精神狀態，處處同文藝複興以來的主要思潮抵觸。在我們中國人眼中，基督教思想尤其顯得病態。一方麵，文藝複興以後的人是站起來了，到處肯定自己的獨立，發展到十八世紀的百科全書派，十九世紀的自然科學進步以及政治經濟方麵的革命，顯然人類的前途、進步、能力，都是無限的；同時卻仍然奉一個無所不能無所不在的神為主宰，好像人永遠逃不出他的掌心，再加上原始罪惡與天堂地獄的恐怖與期望，使近代人的精神永遠處於支離破碎，糾結複雜，矛盾百出的狀態中，這個情形反映在文化的各個方麵，學術的各個部門，使他們（西方人）格外心情複雜，難以理解。我總覺得從異教變到基督教，就是人從健康變到病態的主要表現與主要關鍵。—比起近代的西方人來，我們中華民族更接近古代的希臘人，因此更自然，更健康。我們的哲學、文學即使是悲觀的部分也不是基督教式的一味投降，或者用現代語說，一味的“失敗主義”；而是人類一般對生老病死、春花秋月的慨歎，如古樂府及我們全部詩詞中提到人生如朝露一類的作品，或者是憤激與反抗的表現，如老子的《道德經》。—就因為此，我們對西方藝術中最喜愛的還是希臘的雕塑，文藝複興的繪畫，十九世紀的風景畫—總而言之是非宗教性非說教類的作品。—猜想你近年來愈來愈喜歡莫紮特、斯卡拉蒂、亨德爾，大概也是由於中華民族的特殊氣質。在精神發展的方向上，我認為你這條路線是正常的，健全的。—你的酷好舒伯特，恐怕也反映你愛好中國文藝中的某一類型。親切，熨帖，溫厚，惆悵，淒涼，而又對人生常帶哲學意味極濃的深思默想；愛人生，戀念人生而又隨時準備飄然遠行，高蹈、灑脫、遺世獨立、解脫一切等等的表現，豈不是我們漢晉六朝唐宋以來的文學中屢見不鮮的嗎？而這些因素不是在舒伯特的作品中也具備的嗎？—關於上述各點，我很想聽聽你的意見。而你我之間思想交流，精神默契未嚐有絲毫間隔，也就象征你這個遠方遊子永遠和產生你的民族、撫養你的祖國、灌溉你的文化血肉相連，息息相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