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年會，張申府君發表《我所了解的辯證法》一文。此會吾未到場。唯據申府先生文中提及目前國內有兩件事，都是與哲學密切相關的。一是關於中國本位文化建設的討論，二是需要一種新哲學的呼聲。吾於此極有所感。但此問題太大、如欲詳細討論，則非費神不可。吾以久病，困於用思，艱於寫文字，故欲就管見所及略抒大意。昨冬吾南行，過湯君錫予家，蒙、錢、賀、鄭諸君均在座。吾曾發一種議論，即謂中國學人有一至不良的習慣，對於學術根本沒有抉擇一己所願學的東西。因之，於其所學無有不顧天不顧地而埋頭苦幹的精神，亦無有甘受世間冷落寂寞而沛然自足於中的生趣。如此而欲其於學術有所創辟，此比孟子所謂緣木求魚及挾泰山超北海之類，殆尤難之又難。吾國學人，總好追逐風氣。一時之所尚，則群起而趨其途，如海上逐臭之夫，莫名所以。曾無一刹那，風氣或變，而逐臭者複如故。此等逐臭之習，有兩大病。一、各人無牢固與永久不改之業，遇事無從深入，徒養成浮動性。二、大家共趨於世所矜尚之一途，則其餘千途萬轍，一切廢棄，無人過問。此二大病，都是中國學人死症。吾且略舉事例。遠者姑置勿論。前清考據之風盛，則聰明才俊之士，群附漢學之幟。而宋明義理之學，則鄙棄不遺餘力。民國洪憲之變以後，時而文學特盛，則青年非為新文學家不足**。時而哲學特盛，則又非哲學不足自寵。時而科學化之呼聲過高，則青年考大學者，必以投理工、棄文哲，為其重實學去浮虛之最高表示。實則文學、哲學、科學，都是天地間不可缺的學問，都是人生所必需的學問。這些學問，價值同等，無貴無賤。我若自信天才與興趣宜於文學，則雖舉世所不尚，吾孤往而深入焉，南麵之樂，不以易也。乃至自信我之天才與興趣宜於哲學或科學，則雖舉世所不尚，吾孤往而深入焉，南麵之樂，無以易也。如此，則於其所學，必專精而有神奇出焉。試問今之學子其習業，果非逐臭，而出於真正自擇者，有幾乎?又試就哲學言，其諸名家思想，經介紹入中國者，如斯賓塞、如穆勒、如赫胥黎、如達爾文、如叔本華、如尼采、如柏格森、如杜威、如羅素、如馬克斯、如列寧，以及其他，都有譯述，不為不多。然諸家底思想，不獨在中國無絲毫影響，且發生許多駁雜混亂，及膚淺偏激種種毛病，不可抓疏。此何以故?則因諸家之學，雖經譯述其麟爪，或且逸陳其大旨，然當其初入，如由一二有力者倡之，則大家以逐臭之態度而趨附。曾未幾時，倡者巳冷淡，而逐者更不知有此事。夫名家顯學，既成為一派思潮，則同情其主張而逡譯之者，必有繼續深研之努力，方得根據其思想而發揮光大，成為己物。今倡之者既出於率爾吹噓，逐之者更由莫名其妙之隨聲附和。若此，則斯賓塞、穆勒，乃至馬克斯諸公之精神，如何得入中國耶?又就吾固有學術而言，今之治國學者，以西人有考古學，又且以考據方法強托於科學方法，於是考據之業，又繼乾嘉諸老而益稱顯學。問有究心義理者乎?此事殆疑絕跡。獨有紹興馬一浮氏者，沉潛周孔六藝之場，貫穿華梵百家之奧，踐履敦實，義解圓融，庶幾扶持墜緒。然獨行無侶，孤調寡和。斯學向後無人問津，蓋可知已。佛家唯識之學，雖來自印土，然實吾先哲早經融化而成為己物者。中間湮絕已久，自歐陽大師起而張之，民國八九年間，號為顯學。乃不須臾，風會轉變，而此學音響又絕矣。即就西洋科學而言，生物與地質較為易治，且有地域性質，則治者競尚焉。而他科頗無聞矣。中國人喜逐臭，而不肯竭其才以實事求是；喜逐臭，而不肯竭其才以分途並進；喜逐臭，而不肯竭其才以人棄我取。如是陋習不祛，而欲談中國本位文化建設，而欲談新哲學產生，其前途遼闊，曷由而至哉。此吾於申府之提議，而不能無感也。夫新哲學產生與中國本位文化建設，則必於固有思想，於西洋思想，方方麵麵，均有沉潛深刻的研究，然後不期而彼此互相觀摩，長短相形，將必有新的物事出焉。否則終古淺嚐，終古混亂，一切話都不須說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