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伯良治中國文化史。先生語之曰：漢魏及李唐兩次大變端，極須注意。漢魏之際，是中國文化浸衰而將變的時機；李唐之世，是印度佛化統一中國成功的時期。兩漢承周秦餘烈，民德不偷，(是時民俗，任俠尚義，故武帝衛霍能用之以夷胡虜。)國力極盛。(北逐強胡，西通西域，西南拓地亦複廣遠。)推跡政治，則地方製度之良、吏治之美，饒有民治精神。器不梏惡，工藝足稱，商旅遠涉異域，不避險難，可謂盛矣。獨以大一統之故，天下習於一道同風，朝廷又開祿利之途以獎經術，於是思想界始凝滯而少活動，則衰象已伏於此時矣。又自光武弘獎名教，士大夫皆思以氣節自見，始於激揚，終於忿矜，氣宇日以狹小。晚周先民各用其思而莫不淵廣、各行其是而莫不充實，不尚眾寵，不集一途，浩**活潑，雄於創造之風，於斯盡矣。夫標名教而使人矯拂天性以奔赴之。曆久，則非人之所能堪也。故曹氏父子興，始倡文學，恣情欲，尚功利，求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者，其為漢氏之反動思想也甚明。文學者，本以搖**情感。倡之者既主邪僻，絕無深根寧極之道，則率一世以為猖狂混濁，逞獸欲而失人性者，勢所必然而莫之能禦也。故五胡乘中夏無生人之氣，得入而據之，以恣其殺戮，所以招致者漸也。故夫中國文化自兩漢盛時已伏衰象，迄於曹魏，而破壞遂不堪矣。是時中國民性固已稍頹，然奮厲之氣，猶有存者，則魏晉間文學披靡之餘，乃複有上探晚周思想，玄言宏廓深遠。名、數、禮典、音律、醫術，精擅者亦眾。工藝複極其巧。魏馬鈞為木人，能令跳丸、擲劍、緣紅倒立，出入自在，嚐試作指南車，又為發石車，飛擊敵城，使首尾電至，又作翻車灌水，更入更出。鈞巧若神變，惜未盡試所作，傅玄序而歎之。(見《魏誌杜夔傳》)又魏世為陵雲台，先平眾木輕重，無錙銖相負，揭台高峻，常隨風動搖，終無傾倒。(見《世說·巧藝篇》)略征一二事，足見當時製造已極精矣。至其社會政治思想，則盛倡自由。鮑生之論，則為無政府主義者導先路。郭象《莊注》亦曰：“伯夷之風，使暴虐之君得恣其毒，而莫之敢亢也。”(見《讓王篇》)向秀明治道之極在於物暢其性，而惡夫為治者之自任而宰物。其言閎深，異乎嵇康輩隻為憤辭者矣。(郭象《莊注》,原出向秀)漢世，帝製之勢已高嚴。自漢已降，而奸雄草竊，迭起不窮，生靈塗炭，慘酷已極。此自由之聲，所為疾呼。然內亂未弭，五胡又乘之，真人道之大厄也。要之，六代衰亂，實漢氏之結果，而曹魏亦助長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