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世言儒學者，有漢學宋學之爭。漢學一詞，本始於清人之反宋明而上追兩漢考據之業。宋學一詞，本指兩宋濂洛關閩諸大儒心性或義理之學。(欽夫、伯恭，皆朱子同調，永嘉一派亦伯恭開之。)其實，言宋學即已攝明學。明學以陽明為主。陽明仍是承兩宋心性之學，但自有創發，且與陸子較近，其視伊川、紫陽，則入手工夫不必同。而陸王之徹悟，實有高過於程朱者。此心性學之內部，所以有程朱、陸王二派之爭。(亦可雲宋明之爭。)但如對漢學而言，(即對考據之業而言。)則陽明固是程朱象山後嗣，即明學統於宋學，不須別出言之也。
晚明諸儒之學，(明季諸子，今人多列入清初，此甚無理。)雖多力反陽明，且上詆程朱，然諸儒根本精神自是宋學，後當略說及之。
漢學全是注疏之業，蓋釋經之儒耳。宋學於心性或義理方麵確有發明，衡其學術，蓋哲學上之唯心論者。(明儒便立心學之名。)其思想甚有體係，其所造極深邃。明儒陳白沙曰：“斯理也，宋儒言之備矣，吾惡其太嚴也。”白沙此評，其胸中元有千言萬語，無法向人道。斯理是何等道理?雲何見得宋儒言之備?又雲何見得太嚴?又雲何惡之?後人既不會白沙意，亦不複求之，真可痛惜。白沙天資甚高，所以能見宋儒得失。晚明習齋諸儒，其評宋儒已多失當，至清人則皆為狂犬之吠矣。嗚呼，論學談何容易?宋儒因受禪家影響，不注重辨析，而宗教氣味頗深，難免迂固拘執等病。此其短也。要之，宋學自是哲學，本非以注釋經書為務者。宗經之儒，古有孟孫諸賢，後世則宋學家亦其流類。夫漢學，但治文籍，而搜集其有關之材料已耳。清世所稱經學大師，其成績不過如此。宋儒則窮經而能得意於文言之外。《易·係傳》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此先聖苦心誨人語也。今人必謂義盡言中，此則三家村較晴量雨之言，可作是說。聖賢所窮者極其大，所造者極其微，其深遠之蘊，何可於文言中表達得出?文言畢竟如箜蹄，要須會意於文言之外耳。其學主反己，而天下之理得。《禮運篇》曰：“不能反躬，天理滅矣。”鄭玄注：“反躬猶言反己。”按反己二字，確是孔孟最上一著工夫。宋學能尋此血脈，而勿失之。工夫是否做到好處，乃別一問題，其認定此項工夫去努力，則不容忽視。天下之理得者，言自反而識得吾生之真，則萬化之源、萬物之本，無待外尋。吾與天地萬物，非有二本故。此就源頭上立言也。由實踐以契真源，(宋學精神在此。)其所自得者深，豈為注疏之業者可測其中藏哉?漢學家每以空虛薄宋學。其實，程朱陸王諸大師探造化之微，究天人之故，其思理深邃，其生活充實，庶幾宗廟百官之美富，空虛雲乎哉?或曰：宋學短於致用，故不免空虛之譏耳。答曰：漢學之所考核者，果為何事?其空虛不又甚乎?雖宋學未識先聖之全體大用，而於本原處，要自有所認識，未可薄也。聞今人談學術史有欲泯漢宋之界者，不知漢學僅為治經之工具，(此等工具，為宋學家所必須留意不待言。)宋學才是一種學術，(即是哲學。)實乃宗經而特有創發。二者不容混視，何須深論。若謂一人為學，於漢宋宜雙修兼備，此則另是一事。而漢學宋學之類別不可紊，則有識者當不以餘言為妄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