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公先生歿將二十年，其弟子吳子馨君其昌，始撰此傳。其書未成，僅至戊戌政變，而子馨嘔血死。傷哉！任公先生高文博學，近世所罕見。然論者每惜其與中國五十年腐惡之政治不能絕緣，以為先生之不幸。是說也，餘竊疑之。嚐讀元明舊史，見劉藏春姚逃虛皆以世外閑身而與人家國事。況先生少為儒家之學，本董生國身通一之旨，慕伊尹天民先覺之任，其不能與當時腐惡之政治絕緣，勢不得不然。憶洪憲稱帝之日，餘適旅居舊都，其時頌美袁氏功德者，極醜怪之奇觀。深感廉恥道盡，至為痛心。至如國體之為君主抑或民主，則尚為其次者。迨先生「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一文出，摧陷廓清，如撥雲霧而覩青天。然則先生不能與近世政治絕緣者，實有不獲已之故。此則中國之不幸，非獨先生之不幸也。又何病焉？
子馨此書，敍戊戌政變，多取材於先生自撰之戊戌政變記。此記先生作於情感憤激之時，所言不盡實錄。子馨撰此傳時，亦為一時之情感所動**。故此傳中關於戊戌政變之記述，猶有待於他日之考訂增改者也。
夫戊戌政變已大書深刻於舊朝晚季之史乘，其一時之成敗是非，天下後世，自有公論，茲不必言。惟先生至長沙主講時務學堂之始末，則關係先世之舊聞，不得不補敍於此，並明當時之言變法者，蓋有不同之二源，未可混一論之也。鹹豐之世，先祖亦應進士舉，居京師。親見圓明園幹霄之火，痛哭南歸。其後治軍治民，益知中國舊法之不可不變。後交湘陰郭筠仙侍郎嵩燾，極相傾服，許為孤忠閎識。先君亦從郭公論文論學，而郭公者，亦頌美西法，當時士大夫目為漢奸國賊，群欲得殺之而甘心者也。至南海康先生治今文公羊之學，附會孔子改製以言變法。其與曆驗世務欲借鏡西國以變神州舊法者，本自不同。故先祖先君見義烏朱鼎甫先生一新「無邪堂答問」駁斥南海公羊春秋之說，深以為然。據是可知餘家之主變法，其思想源流之所在矣。新會先生居長沙時，餘隨宦巡署，時方童稚，懵無知識。後遊學歸國，而先君晚歲多病，未敢以舊事為問。丁醜春，餘偶遊故宮博物院，見清德宗所閱舊書中，有時務學堂章程一冊，上有燭燼及油汙之跡，蓋崇陵乙夜披覽之餘所遺留者也。歸寓舉以奉告先君，先君因言聘新會至長沙主講時務學堂本末。先是嘉應黃公度丈遵憲，力薦南海先生於先祖，請聘其主講時務學堂。先祖以此詢之先君，先君對以曾見新會之文，其所論說，似勝於其師，不如舍康而聘梁。先祖許之。因聘新會至長沙。新會主講時務學堂不久，多患發熱病，其所評學生文卷，辭意未甚偏激，不過有開議會等說而已。惟隨來助教韓君之評語，頗涉民族革命之意。諸生家屬中有與長沙王益吾祭酒先謙相與往還者。葵園先生見之，因得挾以詆訾新政。韓君因是解職。未幾新會亦去長沙。此新會主講時務學堂之本末，而其所以至長沙者，實由先君之特薦。其後先君坐「招引奸邪」鐫職，亦有由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