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北京不下五六次，有時在天津也就停留下來。那時火車已通，從沒有乘過輪船。但最初的火車，還未能聯運，即如滬寧為一段，津浦又為一段。直到了聯運以後，從上海可以直達北京，這便可以從我住居的愛而近路慶祥裏踏出數十步，走進北火車站，登上火車，一直可以到北京東車站下車。名稱也改為京滬鐵路了，這是何等的便利呀！
到了北京，我總是住旅館，隻不過在邵飄萍家，住了也不到半個月。那時張岱杉先生也曾邀我住到他家裏去，那是一個大公館，排場極闊，仆役眾多，我總覺得不便，不如住旅館自由得多。在天津我也是住旅館，我為什麽有時到了天津便停留下來呢？因為在天津我也有許多朋友，我的老友錢芥塵，在那裏開了一家報館（報名我已忘卻），我也住過在他報館裏，幫過他筆墨上的忙，當時天津與北京，就像北伐以後的國民政府遷都後，上海對於南京，做了首都的一個屏藩。因兩處都有租界，那些貴官巨商，都似狡兔的在那裏營巢窟呢！
我有一次到北京，並不是住在飄萍家裏。這一次，從北京回上海的時候，在東車站已經上了火車，飄萍忽來送我。恰遇章行嚴夫人吳弱男女士，在我車廂隔鄰，其時行嚴在上海大病，夫人急往省視，因托飄萍打電報到上海去。這一回事，我在前章已經說過了。我們正在談話的時候，火車卻已到了開行的時刻，站長挾了兩麵紅綠旗，走進月台來了，飄萍也就急忙忙跳下車去。誰知道一次火車送別，早有偵探跟在他的後麵，或者是防他搭著火車，離開北京。幸而飄萍很機警，就在送我的當天晚上，避到了東交民巷六國飯店去。
到了明天，不客氣地便到京報館來抓人了。飄萍當然未被抓去，卻把京報館的主編潘公弼捉了去，著他時交邵飄萍來，才可釋放。